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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茶会。玛撒本人是残废的，完全要靠他扶着，而他却没有把自己的病告诉她。象政界很多显赫人士一样，一旦踏进自己家的门槛，他就放下严峻的面具。对玛撒说来，他是个忠厚体贴的丈夫。他的四个儿子叫他“戈普”，他是他们郊游露营的好伴，他爱玩“红桃”牌戏，吃橡皮糖，和他们谈吉尔伯特和沙利文【19世纪末英国著名歌剧作家，前者写词，后者谱曲，共同写作流行歌剧。——译者】的故事，他这方面知识渊博，可以谈几个小时不停。
7月初，他又进了纽约医院。健康情况据说还是“良好”。医生们估计年底他就可以回去办公，而在这以前就可以在竞争剧烈的问题上投票。他准备7月23日出院。突然，他们又宣布他要进一步治疗。在验血时发现了白血症。于是，他回华盛顿就无限期推迟了。在板门店的进展继续很顺利。中国人刚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新的高塔。7月27日早上10时零1分（即华盛顿7月26日下午8时零1分），在一个新涂上油漆的桌子上，签署了十八份停战协议的文本。签署人是代表联合国的威廉·哈里森将军，他没有戴领带，也没有佩上勋章；北朝鲜的南日将军，穿着肥大的军衣，挂满着各种勋章。没有说话，没有握手。根据李承晚的命令，南朝鲜没有代表参加。
还不到一个小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在电视上出现。他说：“我们怀着特殊悲痛、特殊感激的心情，怀念那些在辽远的地方献出他们生命的人们；他们又一次证明，要在地球上保持自由，就必需要有勇气和栖牲。”他提出警告说，美国“只是在一个战场上赢得停战，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和平。”他又说他希望这次可以向人们说服，用谈判来解决分歧比诉诸“毫无益处的战斗”要得策。
这是重新估价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加强国会在制订政策所起的作用的时候。但是那位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人，那位可以向美国保守派说明这道理的人，却在那个星期天晚上在纽约医院长眠不起了。星期四晚上10时半，塔夫脱己不省人事。十三个钟头以后，他就去世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去世确是难以补偿的损失。威康·怀特第二天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逝世，对共和党的影响之大，恐怕在这个党的半世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艾森豪威尔政府联系东部与中西部的真正桥梁由此消失了。政府的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事实上，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悲剧。他是美国政治家中，真正了解国会应有无上权威、真正了解总统独揽大权就有危险的人。也只有他才有可能预见沿着釜山到美莱【越战中曾发生美军屠杀平民的一个村子。——译者】这样一条道路走下去，会出现什么结果。他在国会受到政界人物的追悼。但他们的悼词本身却说明他们对他了解得很少。致悼词的是俄亥俄州的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翰·布里克。塔夫脱的棺木放在黑色的灵柩架上，这是林肯和塔夫脱的父亲用过的灵枢架。三万五千人在国会圆形大厅绕行一周向他遗体告别以后，海军陆战队的铜管乐队闷声奏出“美丽的阿美利加”。布里克说：“在要强制实行法律的时候，参议员塔夫脱从来不会犹疑。……我们已故的领袖在生前为他自己建立了一个不朽的纪念碑，他对他的政府，并且通过政府对人民所作的贡献将会永垂不朽。”
布里克能想到的最好的悼词，就是如此：塔夫脱被认为是个维持法律和秩序的人。这对艾森豪威尔可是个不祥之兆。在未来的岁月里，这个银发的俄亥俄人，就提出一个宪法修正案，严格限制美国与外国签订条约的范围，和总统与外国首脑商订行政协议的权利。这使政府颇伤脑筋。越南战争发生之后，人们对这个决议的看法就有点不同。但从当时来说，艾克认为这样做是不利的。他写信给诺兰说：
『如果参议院……通过布里克修正案，就等于对我们国外的朋友和对我们的敌人表明：我们国家准备在世界事务中放弃领导。由此而必然发生的反应，将是很重要的。它将使我们寻求和平的希望与计划受到损害，并使现在就重要国际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受到影响。』
诺兰可不这样看。他对问题的看法很少和艾克一致的。在未来五年，他使总统和国会领袖的每周会谈成为对总统的折磨；会后艾克会面露青筋，精疲力竭，不少时候还几乎语无伦次。但说来也可笑，诺兰之所以能继任多数党领袖，艾森豪威尔自己是应负其责的。塔夫脱逝世以后，按照习惯，总统是多数党的头头，应由他选择参仪院的多数党领袖。可是艾森豪威尔对总统这个职务的看法，和罗斯福、杜鲁门的看法大不一样，结果是对他自己不利。他坚定地认为行政部门不过是政府三个权力相等的部门之一。如果总统试图控制国会议员，那就是违反创建美国的先辈们的教导。他称自己是个“守宪总统”，意思就是这样的。由于他尊重国会，所以塔夫脱死后，他就拒绝插手。举行葬礼之日，他斩钉截铁地对内阁说：“我要尽我的可能强调一点：政府对谁当多数党领袖，绝对没有具体意见。我们不准备插手他们的事务。”
但是，他们倒要插手管他的事。极右派曾和过去五届政府的施政纲领进行了长期斗争，已经成为在国会里打“游击战”的能手。他们善于渗入各行政部门，使政府工作人员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的主要武器，就是由国会进行调查。艾克本来以为，在他就任的第一年，国会的听证会会暂时停止。他对内阁说，在他看来，美国人己经有一个长时期生活得太紧张了：在强弧光灯下进行没完没了的听证会现在不需要了。应该让他的政府有一段时间清理一下内部。只有在他失败的情况下，国会才应该插手进来。
但是布劳内尔挖苦他说，第八十三届国会早就双手插进来了。光是国务院，就有十个调查在分别进行。国务院的人几乎连看信件的时间也没有。艾克认为政府应对国会持合作态度，因为他们大概是要审查杜鲁门的人。但事实上，他们见到谁都要查根问底。甚至很多不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有些不是在政界人物过问的范围之内的，他们也要过问。麦卡锡要审查“美国之音”；詹纳的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则在中学里追查共产党员；众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现在在伊利诺州的共和党人哈罗德·维尔德的控制底下，准备插手到教会里去。他在广播里说，他那个委员会就要完成戏剧界颠覆分子的清查，现在准备在基督教会内进行调查。清查对象主要是“个别教会工作人员，包括那些搞政治活动……比搞教会活动还要多的人”。
艾克认为“我们的长期利益，要求我们通过国会的党组织，对国会进行领导，”他这种看法一生都没有动摇。但是，即使一个守宪总统，有些时候也不得不责怪国会的，在接着举行的那次记者招待会，有记者向他提问：“你是否赞成联邦政府通过美国的国会调查教会方面的共产主义活动呢？”他回容说，不，上帝的圣宅，是最没可能出现不忠诚分子的地方的。怀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我看不到有什么好处。在这方面，也许我们应该对调查者进行调查吧——就一个认为不应该插手管国会议员事务的总统来说，这些话是够重的了。
像控制国会的是共和党，而且是一批非常特殊的共和党。有时他们的极端保守主义确是教你不知如何是好。乔·麦卡锡的最后审判日快到了；参议院里开始有人联合起来反对他。很快，议员们便要表态，在他和艾森豪威尔之间作出选择。而右派就要露出面目，变为总统的敌人。除了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尔顿斯托尔以外，所有共和党老资格参议员如诺兰、德克森、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和尤金·米利金，都是拥护这个煽动家的。
麦卡锡的门徒乔治·素科尔斯基攻击艾森豪威尔说，在他领导之下，共和党“变得简直太现代化，使它简直与‘新政’无异”。麦考密克上校在艾克就职的第二天，就在《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上把艾克排斥在共和党之外。但是，大多数政论家倒是站在总统这一边的。塔夫脱死后七个月，《时代代先驱报》就被《华盛顿邮报》合并过去，而这是一份很不一样的报纸。它尖锐地指出：“参议员诺兰似乎不能区分政府的目标和他个人的憎恶。”《商业周刊》评论说，“共和党人掌握大权，究竟是否称职，这自然是人们想要知道的问题。”罗斯料·德拉蒙德在《纽约先驱论坛报》谈到出现了新的“华盛顿一团糟”时说：
『现在在共和党政府内部这种不顾后果的分裂，这种派别争斗，这种相互辱骂，这种不健康地一味从事消极的激烈争论，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呢？在政治上会带来什么结局呢？……这种新的“一团糟”的后果就是暴露出共和党政府是个吵吵闹闹的、毫无建树的、几乎是没能力制订法律的政府。』
有时，首都的记者们在报章上提出怀疑，联邦政府是否已成为自我嘲弄的对象。有位参院掌舵人威廉·诺兰不断告诫总统，说现在迫切需要用海军对中国海岸进行全面封锁，并且不同意威尔逊任命保罗·尼采为管理外交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因为他在国务院任职时，曾经是“艾奇逊灾祸政策的制订者”之一。又有一位埃弗雷特·麦金利·德克森，在一项拨款法案下成功地附加上一条条款，规定如果北京获准加入联合国，美国对联合国就立刻停付一切会费。附加条款的草案在参院通过了五次，总统五次拿起笔来，又五次把笔放下，说不能既要他接受这个提案，同时又要他指导外交事务。后来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搞了一个决议，说：“国会的想法”是红色中国永远不能加入联合国，这才摆脱了这个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