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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对那两人吼道：“你们还没够？有啥话不能回去再说？”范东和建国再不还嘴，忙歉疚地冲她点了点头，连声说道：“行行行。咱们回去说。回去再说。”韩起科却说：“我就不跟你们回去了。”好几个队员立即围了过来，嚷道：“干吗呢？
他还没宣布劳改劳教你哩！“韩起科忙冲这几个愣头青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大伙这才再一次沉默下来。过了一小会儿，韩起科勉强笑了笑，对他们说了一番话，仿佛在交代后事似的，一下又把在场的这些队员眼圈给说红了。他说：”我再说几句。这可能是跟你们之间最后的话了。第一，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一点，到啥时候都不能含糊。下一阶段，冈古拉会非常动荡。所以，我要给你们说的第二句话就是，千万要记住，只有我们这些人是永远属于冈古拉的。恨我的人说我是这片荒原上的一头狼崽。其实你们也是。我们都是。除了冈古拉，我们没别的去处，我们必须真心想着冈古拉。想着冈古拉，就得服从命令听指挥。第三，桂花这丫头不错。场党委既然已经决定由她来出任队长，大家伙就得帮着她一点。小分队的顶峰时期兴许已经过去了。但不管它今后还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也不管别人还允许它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我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事在人为嘛。你不干，啥也就没了……这就跟风一样。风原先就是一股空气。它自己要不动窝呢，看不见摸不着的，谁也不会把它当一回事。可要是抱成团，一努劲儿，变成了十级十二级大风，你看谁还能不把它当回子事了？这世界上的事，都是这一个理儿。最后再说一句，不管今后发生啥变化，希望大家能在高场长的支持下，在顾校长的具体领导下，坚持把三年高中读完了。假如高场长也能允许我继续读高中，那么，我们就还会是同学。到时候，咱们还会有一拼。到时候……咱们再见面……“说到这里，他突然哽咽了一下，忙低下脑袋，耸起肩膀头，把双手深深地插在大衣兜里，默默地站了会儿，转身走了。
后来的两天，整个冈古拉都变得出奇地平静，平静得就像是冬日蓝天上那一抹淡淡的白云和白云背后那一片碧净的蓝天。但我的心中却堆满了各种各样还没找到答案的疑团，尤其是对高福海这个人，真是越发地号不着他的脉了，搞不清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完全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这么忠诚于他的韩起科。他真的精神不正常了？哦，高福海……事发后，我又特别想再见见韩起科，不只是出于一片同情和好奇，恐怕也是想通过韩起科，真正地去了解高福海。同时也是想通过韩起科和高福海，去真正接近这个已然让我开始触摸到它的神秘和复杂、沉重而高远、贫瘠又丰腴的“冈古拉”。它像一只蠕动在一片浓雾之中的巨大无比的软体怪物，黑暗中伸缩着它那数也数不清的触足，把无数块片石构成的戈壁压碎在自己笨重的身躯下边……我不知道我还会在这个高地上生活多长时间。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不管要生活多久，我已经强烈地意识到，冈古拉绝对不是我原先想象的那么一个单一的地域而已。我不能只认为它是戈壁红柳的故乡，黄沙旱獭的福地。我想知道，对于人来说，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知道它能给我们这种被称作人的物质一些什么特殊的待遇。它可能会让我们人失去什么，付出什么。而它在人的逼迫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畸变，它在发生这些畸变时，又会逼迫我们人发生什么变化……等等等等。
不会主动配合你的“整顿”
要弄明白这一切，也许走近韩起科，恰是个关键。我想是这样的。而我真正再次见到韩起科，却已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了。
这一个星期，简直把我忙坏了。忙到完全无暇顾及这个“狗屁孩子”的地步。那天，韩起科走后，高福海立即跟我交办了几件事。第一，当然是有关那档“退伍军人事件”。他说这档子“狗屁事件”应该让它结束了。他已经下令“释放”了那二位北京来的护送干部，并委托朱副场长去跟退伍军人进行了深入的座谈，并邀请那二位护送干部一起参加了学习和座谈。
退伍军人们在学习后，纷纷表示要继承前辈先生产、后生活的光荣传统，扎根冈古拉，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努力实现农场临时党委今明两年在丫儿塔荒原新开耕地五百公顷的宏伟战略设想。他第二天就让马桂花带我去跟退伍军人们直接照了面。让我在“实地考察”后，“据实”给上头正式写了个报告，转告各级领导，“退伍军人事件”已经“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句号，冈古拉一切趋于正常。请各级领导一百个放心。然后，他又让我立即去那个“高级中学”正式就任校长一职。他中止了小分队在外头的一切活动，把小分队的全体人员撤回学校搞“总结”和“整顿”。这“整顿”说起来容易，但真做起来，真是举步维艰。这三几十小分队队员，这些狗屁孩子，在情绪上顶着牛哩。他们想不通。他们也不习惯坐下来老老实实让人“整顿”。你想啊，这两年多，这些狗屁孩子过的都是什么日子？作为高福海依然派出的惟一代表，一会儿冲到这儿，一会儿又冲到那儿，执行着高福海交办的种种任务，总是在公众面前居高临下地处于一种高度的亢奋中，他们的心早就狂放得收不拢了。碍于“整顿令”是高福海亲自下达的，他们可以不公开对抗，但他们肯定也不会主动配合你的“整顿”。
因此，不管你说什么、念叨什么，他们就是一个不吭气，一个个全灰头土脸地耷拉着个脑袋，就像是在枪口下被逼来参加追悼会似的。光是给他们端正学习态度，我和那几位教师（其中有两位是上海支边青年，一位是天津知青，一位是省博物馆的下放干部），差不多就花了五个整天时间。这期间，也让马桂花难受着急得哭了好回鼻子。一直到前天，这帮家伙的态度才有所松动，我们几人才得以稍稍松下一口气，开始往下安排下一阶段的学习计划。这时，马桂花突然走进办公室，神色慌张。她说有一点小事儿要跟我“汇报”，便把我叫到了门外边，低声告诉我，韩起科病了，希望我能去看望他一下。我本能地叫了一声：“啊？！”这才想起，自己怎么把这么一档重要的事丢在脑后了呢？连连说了两声：“该死。真该死。”
便在当天下午，放下手头一切急办和不急着办的事，赶往韩起科的住处去了。
那种无奈、自嘲和失落
韩起科住在场部对面一个并不太大的高地上。离场部有两三公里吧。高地上有一口泉眼。那泉眼比一间屋子大不了多少。泉眼四周长满一人多高的苇子，随风荡漾。据说每年夏初，都能在这口泉眼里，看到一种叫不上名来的鱼在扑腾。鱼身通体金红闪亮，像鲤鱼，比它长；像黑鱼，又比它宽；像鲤鱼和黑鱼的杂交后代，但生物学家中的鱼类学家们说，世界上还没有产生过这样一种杂交后代鱼，况且还是金红色的。开春时，苇子中间还会飞出成千上万只黑雀。只要你拖拉机一出动，那一群群的黑雀就会追踪着拖拉机的轰鸣声，在刚犁起的一条条垄沟上低低地穿掠，又不断回旋翻飞，场面极为壮观。而那种叫不上名的金红鱼，据说一到冬天，就不见了。当地的老乡都说它们从地下几百米处深的一条暗道里游回大海去了。他们深信，高地上的这口泉眼，是通着大海的。否则，你无法解释这鱼在这片亘古荒原上的来龙去脉。老人们还说，也许正因为有了这口泉眼，才会有这片苇子滩。有了这片苇子滩，才会有那片黑杨林和那群黑雀群。有了那片黑杨林和那群黑雀群，才会有冈古拉的春夏秋冬，日月星辰，风雪雷电，斗转星移……高地上有两间小木屋，一大一小，那便是韩起科的住处。小木屋坐落在泉眼上边，离泉眼还有百十来米。大间住人，小间存物，还养了一匹马。两屋挨肩搭建。从远处看去，就像是一个老猎手带着一个小猎人，艰难地行走在这片苍苍茫茫的高地上。翻过这片高地，再往西北走七八十公里，就是国境线了。那儿耸立着一座巍峨的雪山。这两间小木屋是当年北京的一个考古队留下的。他们在这块高地上挖掘了大半年。据说挖出好些惊人的东西。后来因为经费问题，就再也没坚持下去。韩起科一开始就奉高福海的命令来给他们当向导和助手。他跟他们始终相处得非常融洽。他们临走时，就把这两间小木屋门上的钥匙交给了韩起科。他们说，等以后经费充裕一些了，还会来继续这一阶段的工作。韩起科对他们说，不管你们来，还是不来，我都会替你们看守好这两间屋子，会一直等着你们。后来，他们还把一些带不走的和用不了的东西都留给了他。他跟他们还要了一本已经翻得很破旧了的《新华字典》，还想跟他们要一块据说是旧石器时代的“燧石”。类似这种留有远古人类劳作痕迹的燧石、片石，他们在这儿挖出了好几十块。全都散放在一个笨重的木头架子上。而他只要其中的一块留作纪念。他们把那本破字典留给了他，却怎么也不肯把“燧石”送给他，还跟他说了许多关于地下文物不得由私人占有的道理和法规。说得十分严肃，十分恳切。但等他们走之后，韩起科再来收拾屋子时，却在那个木头架子的一个角落里，惊喜地发现了这块“燧石”，孤零零地呆在那儿。是他们故意留下的，还是无意间落下的？就不得而知了。总之，它留下了。
这一点，可能谁也猜不到，更想不到：韩起科这么个只读过初中的狗屁孩子，却特别喜欢“考古”。他常常站在那些出土文物跟前发呆。面对这些文物，他的内心总会变得十分地不平静。这些文物总能引发他对自己前身和前世的无限联想。一块破瓷片、一根碎骨头、一个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