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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她做成了熟饭。饭是做熟了，可他也因此成了强奸犯。狱中，杨二宝与贾红军交了朋友，贾红军就给杨二宝说，他想逃出去，出去杀他的女朋友。“她让我活不好，我让她也不得好死。”贾红军又说，他有办法可以逃出去，要是杨二宝也想逃的话，干脆他俩一块儿逃。杨二宝一听，头皮就发麻，就劝，劝贾红军说，你还年轻，万万不能使性子，活人的路还长着哩。再说，你也逃不了，看得这么严，你又不是个麻雀，想飞就飞了。杨二宝虽然这么安慰着他，心里却想，这可是一个将功折罪的好机会，反映给上头，说不准还能为自己减去一年两年刑。这样一想，他就高兴了，就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悄悄跑去向看守反映说，他要见队长。看守说，你找队长有啥事？杨二宝说，我有重要情况向队长汇报。看守听说有重要情况汇报，就不敢怠慢，带他见了队长。他向队长汇报完后，没想到队长却说，这些情况有人早就向组织汇报过了，我们已经掌握了。杨二宝又说，他说他有办法能逃出去，还让我与他一块儿逃。队长就笑了，队长笑着说，他有球办法？队长见他一脸的疑惑，就又说，你要是再有什么新情况，可以随时向组织汇报，如果你反映的情况重要，组织还可以考虑给你减刑。杨二宝出来，一身汗，心里却想，这个地方，真是四处有耳，人人都想将功折罪，人人都在掌握新情况，所以一定要夹紧尾巴做人，不要没有掌握住别人的情况，反让别人掌握了自己的情况，那就不好了。想想贾红军，说不准也是立功心切，故意设个套儿让人钻，等别人一钻，他正好立功。人心叵测，以后还是害人之心不要有，防人之心不能无。到这里来的，都是有问题的人，都不是好人，这样的一群有问题的人聚集在一起，没有问题了也有问题，不复杂才怪。
以后的岁月，果然印证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贾红军根本没有逃的想法，他只是说说，只是想引诱别人上当，等别人上了当，他才好立功。这狗日的，人小鬼大，说不准，就是一个真正的强奸犯。
立不了功，减不了刑，就得扎扎实实的劳动改造，就得一天天的熬着，一直熬到刑满。熬吧，生下这个命，不熬也得熬。扳着指头一算，才熬了五年，还没熬过一半，哪天才是个头？想都不能想，一想，就愁死了。农场的活儿还算能忍受，最不能忍受的是外头的活儿。他们常上外面干，给城里人挖下水管道，给县上修水渠，现在，又来修水库。外头的活儿都是出大力的，干一天，骨头架子都散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路人看他们的眼神，那眼神里充满了对他们的鄙夷，惧怕甚至仇恨。但是，没办法，谁让他是犯人，犯人就得改造，就是人下人，没有什么选择。
到了水库，他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冤家，想起多年前与他上水库的情景，那时，也累，但那个累和这累不一样，那累，是为自己，能挣到高工分，也有自由。虽然当时是苦一点，但现在想想，要比当劳改犯强多了。想起那时，冤家嫌他不出力，他承认，那时，他是偷过懒，其实，他也不想偷懒，尤其与冤家搭对儿时，不但不想偷，还想好好表现一下，可是，他的体力实在有限，想表现也表现不出来，力不从心了，就得偷。人的力量是有差别的，冤家的驴劲儿就是大，那胳膊，那胸脯，一块一块的肌肉，滚来滚去的直翻，真像个驴，像个叫驴。他哪能与叫驴比劲？他没叫驴那样大的劲，叫驴就说他偷懒了，他只好竭尽全力，否则，让他再说一次就不好意思了，人都是有脸的。
没想到，一晃，十多年就过去了。他更没有想到，在这干骨头上榨油的地方，怎么会碰到冤家？他完全可以不上水库，上来了，也完全可以不再驾辕，难道是他下了台，不当支书了？还是秉性不改，干啥也要领个先？这老驴，肯定还是支书，还是那个不服软的脾气。虽然他恨他，但是，在这一点上，他又服他，服他的这种精神。
无意中看到了老奎和红沙窝的人，杨二宝就打算再不想看到他们了，也不想让他们看到他。他已成了这个球样子，让他们看到了，反而不好。为了不再让红沙窝的那些狗日的看到，他选择了最靠边的那条道。他们有三条上下堤的道，他给队长说了，队长就把他调换到了靠边的道，这样就与他们拉开了很大的距离，谁也看不到谁。眼不见，心不烦。看到了，不想生气也由不了他，还不如不看到的好。他恨那老驴，也恨红沙窝村的人，要不是他们当年那么不容人，他也落不到今天这一步，既然到了这一步，牙掉了，自己悄悄吞下也就算了。
贾红军那狗日的阴谋没有得逞，再也不提出逃报仇的事了，老实了起来。贾红军比他早三年进来，再有两年就期满了，如果再不老实，怕两年期满了，再给他加上两年。他奸着哩，比驴奸。他和贾红军搭对儿，一直与贾红军搭，不过，这狗日的干活还行，不惜力，就是嘴花，爱说笑。一次他说，老杨，你想过没？咱俩正好相反，你犯事犯在嘴上，我犯事犯在下头，相比下来，我太不划算了。杨二宝气得骂，你狗日的，上辈子是老叫驴转世的，当然坏事坏在鸡巴上。贾红军就嘻嘻地笑着说，人生三件事，吃穿和日X。都一样，为了人生的大事。杨二宝一想，也在情理之中，人为这三件事而生，也为这三件事而累。来到这里劳改的人，细细攀究下来，不都为了这三件事，才栽了跟头的？一说起吃穿，杨二宝又想起了了大肚子老婆和两个娃，他不知道田大脚生了个男娃还是女娃。一想起这些，他的心就流血。老婆娃娃成了他唯一活下来的理由，也成了他牵肠挂肚的痛。他本是想给他们办好事，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把自己推上了绝路，把苦难留给了他们去承受。他无法想象出老婆带着三个娃是怎么过的，只知道一定很难，也很苦。
田大脚的日子的确过得很苦，不苦，也就不叫日子了。这年秋天，县甘草厂又来收甘草，这便给红沙窝的人带来了一个挣钱的机会，也给田大脚带来了一个机会。甘草收了，还得进行粗加工，就是将甘草上的毛剃光，剁成二尺来长的截子，绑成直径为一尺的捆子，一头呈现出甘草的草心，黄黄的，一片净亮。这种活儿，不出大力，却累人，都是女人做。田大脚是红沙窝出名的快刀手，她剁得快，也剁得好。甘草厂抽人，要抽好多人来剁甘草，队里就派了她去。每人每天给队里上交八毛钱，队里给她记八分工。有的人刚刚能完成任务，有的人除了完成任务，自己还能挣个一毛两毛，这就看你吃苦耐劳的程度如何，看你手底下麻利不麻利。田大脚的刀快，手下也快，除了完成核定的任务外，少则也能自落四五毛钱，多则能落六七毛。这在当时来讲，可不是一个小数字。有了这一天的补助，就解决了生活中的许多难题。
甘草收购站设在一个破寨子里。那寨子很大，据说过去红沙窝的人都住在这个寨子里，像是一个大家庭。民国十八年，土匪反了，来攻寨子，攻了整整七天七夜，没有攻下来，最后败走了。后来天下太平了，人就渐渐从寨子中分离了出来，在别处打庄盖房，那寨子就空了出来。后来学大寨，赶昔阳，把城墙拆了，把土拉到地里改善土壤，寨子就成一人高的一个破圈了。县甘草厂正好瞅准这里好堆放甘草，就把收购站设在这里。已经好几年了，每到春天和秋天，甘草饱满时，县上就派人来收。收购站一设，这里又热闹了，本公社的，外公社的，挖了甘草就背到这里来卖。农民都没有一个来钱的路，有了这样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他们白天要给生产队上工，晚上收工了，就带着早已准备好的干粮，穿过柴湾，到沙窝里去挖甘草，挖到后半夜，回来眯瞪一会儿，天亮了照样出工，到中午把甘草卖了，卖个七毛八毛的，数着钱，心里就越发来了劲。不几日，甘草厂就码起了两层房子高的大跺。负责收甘草的人姓周，五十左右年纪，小矮个，大家当面叫他周爷，背后叫他周骚胡。骚胡是种山羊，说人是骚胡，是骂人，骂他像公羊一样爱骚情。他的权力很大，甘草的价格都是他一口说了算，他说一斤是五分就五分，是八分就八分，你争也没用，争不上。到了晚上快收工时，要验收成品，妇女们围了来找他，这个说，周爷，来看看我的。另一个说，你来看看我的。周爷不忘忙里偷闲，玩笑说，看看你的什么？妇女说，彼这个周爷还怪得很，再能看啥？还不就是看看我的甘草合格不合格。周骚胡就说，我还以为让我看你那个，看那个，我就给你看。看甘草嘛，急啥？你先去，过会我就来了。过会儿，周骚胡就果真来了。女人们都坐在小凳上，各占一个位子，排成长长的两排，中间就堆了小山一样的甘草垛。各自操着雪亮的甘草刀，有的刷刷刷地剃甘草上的毛草，有的咚咚咚地剁着甘草，见周骚胡来了，都热情地打着招呼，周爷，你看看我的，行吧？周爷就过来，用脚踢踢，通过了的，就说行。没有通过的，就说你这是啥？像你男人的东西，毛毛糙糙的，不行，得返工。要返工的人就红着脸儿说，彼那个周爷，还怪得很，我刺得这么光还说不行。周爷回过头来说，小毛毛一根都不能留，你给我刮得光光的。来到哑女段凤英处，段凤英呀呀地向周骚胡叫着，周骚胡也呀呀地向她比划着，周骚胡将左手一屈，合起拇指，合成了一圆圈，然后伸过右手的食指，放在左手的圈中，来回抽动了起来，一边抽动，一边哈哈大笑。旁边的女人们也都扭了头来看，一边看，一边笑道说，彼这个周爷怪很很。段凤英自然明白那动作的意思，就红着脸，拿起一根甘草假装要打，周骚胡就嘻嘻哈哈地笑着走开了。走开了，也就意味着验收合格了。等周骚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