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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惩罚。”
它们应当成为我们行为的准则，我们首先必须弄清这一准则，然后我们才能发现它在什么方面并在何种程度上被遵循了或背弃了。我们应当永远记住，对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一切探究都是根据某些现在的或先前的社会形态进行的；由于两者均可能受到政府颁发的法令或社会体制的限制和影响，所以说不定是某种显著违背了分配（如果不是生产）的自然规律的产物；这种探究虽不是完全无效和无益，但必然是肤浅的和不完整的。
我们还必须分清是否能有一门这两类不同条件的科学。
就自然规律和条件来说，它们与调节着物质世界的任何其它规律同样永恒和可以查明，因而可以有一门这类条件的科学；但是不可能有一门关于任何一个政府或一切政府的法令的科学，因为法令是根据无法查明的规则变化的，这些规则乃是政府本身的，并且与其人民永远在变化的情况有关（法令就是为他们制定的）。可以有一门立法者应据以调整其行为的、自然原理的科学，但是不可能有一门关于立法者的法令的科学。
现在，自然条件和社会法律对每一个政治经济问题具有一种混合的和不同的影响。例如，损害作物的坏季节和迫使人们开垦荒地的人口增长就都是自然条件，它们具有使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升的倾向。但是很清楚，禁止从外国——这些国家可能更为风调雨顺，可能土地更为肥沃，或者由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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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范围３４
它情况而致谷物价格低廉——进口谷物的法令具有和坏季节或人口增长完全相同的倾向。因此，任何时候都应十分仔细地在自然的、不可更改的条件的影响与社会法规的影响二者之间加以区分。除非我们这样做了，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说明我们所遭受的不幸或者我们所享有的昌盛中，有多少是自然规律造成的，有多少是立法者的法令造成的。
遗憾的是，即便是哲学家也很少精确地加以区分，至于人民大众更是从来也不进行这种区分的。由此可见，我们永远易陷于缺乏公正理由而颂扬或责备我们的统治者，并请求他们在他们可能根本帮不上忙的问题上进行干预。统治者总是经由这种请求来扩张其权力而获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注定了因自身的无知和焦躁而要遭受奴役。
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多数争论和许多错误都是由于未能仔细地区分这两类条件而引起的（这种区分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
人们把社会法令造成的祸害归咎于自然，并且由于对其祖先智慧的崇敬——或者更确切地说，盲目崇拜——而导致怀疑上帝的智慧。同时也是由于这两类条件的混合影响（它们以多于迄今观察已经发现并予分类的方式相互限制、修正和支配）
，使得政治经济学——即便不考虑人们对它的强烈情感和巨大利益，这种利益会在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受到损害——成为所有自然科学中最复杂的、或许还是最深奥的一门科学。不论自然规律和条件的作用和影响是什么（这也就是我们主要感兴趣并想知道的东西，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几乎不可能发现它们，因为它们从来没有机会充分地和公正地发生作用。实际上，它们的清楚而直接的作用还不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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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我们只有通过这种作用才能发现它们）。
认为自己比大自然更高明的君主和立法者不屑向大自然的天意求教；他们并不探究自然规律，却对其横加抑制、限制、支配和误解。因此，为了在调节财富增长的各种自然规律的各种影响之间进行区分（自然规律从来都不易于发现）
，特别是现在当它们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令的影响混杂在一起时，更需要进行最勤奋的和最仔细的考察。前者有如一条深而巨大的河流，当不受阻碍时，它平稳地向前流去，我们往往觉察不出它的前进，必须设立标志或在河面上投置物体，才能觉察河流的进程。
而后者则有如阻挡着奔腾流水的巨大岩石，它实际上可怕地用贫穷、不幸和社会骚乱通知我们：自然进程受到了阻碍；但是任何与这两个要素发生冲突的东西都将被它们的冲突所毁灭，我们无法区分祸害的原因是自然之流的冲力，抑或为立法机构产生的岩石的顽固抵抗。
确定了有两类影响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条件这一事实；并且指出了两种不同的对待它们的方式以后，我们就可以证明可能形成一门关于自然条件的科学和不可能建立一门关于人类法令的科学，这样也就使我们能够使政治经济学免除最近人们对它的某些非难。它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样，是一门干预他人的、党派性的、雄心勃勃的科学，它不是一门给社会制定法令或者强制规定人们责任的政治科学，它只是检查那些对财富具有影响的法令，它不宣告何者有罪而是说明自然所要求的是什么，它把这些要求列举出来，听任人们是服从它们抑或违背它们。
它并不打算说明人们将要做什么，但它指出他们行为的各种后果是不可避免的（它努力探究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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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中的某些）。
它的目的在于弄清调节着财富生产的自然条件，它记载了诱导人类（就像诱导其它动物一样）采用适合其条件并为其条件所特有的方法寻求幸福的某些本能。它不是擅自指导这些本能，而是明确宣称：这是一个需由个人判断的问题，必须留待个人来解决。它不注意谋生之道；它不打算阐明机械学、农艺或化学；因而如同某些作者所说，它并不指明使人类勤劳获得最大效益的方法。寻求这些方法是。。
一切谋生之道的巨大目标，实际上一切职业联合起来也完成不了这一目标。没有人能说出怎样使勤劳获得最大效益；因。。
为它是不断变化着的、全体人类实用知识的结果。政治经济学全然不注意具体技艺，它永远不会告知我们怎样使你的手变得熟练起来。这门科学考察个人收益与共同福利之间的密切联系；但是它不打算指导商人、交易者、农民或工程师的。
工作；它也不打算指导船东、造船者和铁匠的劳动。政治经济学在促进富裕方面的效用充其量就是：政治家可能从中获取教益，政治家属于人类中最偏执、最无知和最专横的那一部分人，如果他们能够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他们怎样才能停止抑制生产的行为，他们就像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本身一样，是不可能促进生产的。
我还要冒昧地明确声称，与某些人的行为相反（他们最近把政治经济学带进了议会，并且力图用其不完善的知识取代早先的议员更不完善得多的知识——我不否认这一点——以作为立法基础）
，我的上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见解是与斯密博士的著作和见解完全一致的。可以认为《国富论》由两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作者阐明了他已发现的，影响个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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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兴旺的诸自然规律；而在第二部分，他检查了大量社会法规的作用。他从描述劳动分工的作用开始，他说，劳动分工是从“人这种动物所特有的、以物易物或物物交换的天生的习性”
①突然发生的。他在纠正议员们的错误时，在书中不同处坚持这样一种见解，即：人类进行储蓄和积攒的喜好以及对幸福和享受的普遍渴望。他把它作为一条原理而提出：“当人们对享用其勤劳的果实、改善其条件，不仅能获得生活必需品、还能使生活舒适和讲究感到放心时，他们天生地就会勤劳工作。”
在其著作的第二部分，他检查了有关长子继承制和继承权顺序、法人、补助金的法律，殖民地条例，海上交通法，等等，等等；我们发现他谴责这些法律和制度违反了“财富的自然进程”
，但是他从来没有让自己承担立法者的。。。。。。。
职能并规定管理社会的法令。在他从劳动分工中发现了不断。。
增长的生产能力的至少一个自然源泉后，（因为他说，如果不。。。。。。。。。。。
是“为了占用土地和积蓄股票”
，则“利用由于劳动分工提供的机会而造成的、生产能力的所有那些改善”
，“一切东西都将逐步变得便宜起来”
，②）
他推断存在着这样的自然规律，它们极为详尽具体地调节、规定并支配着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庞大问题；人类立法者所采行的规则与这些自然规律之间所具有的关系，同托勒密及笛卡尔的天文学理论与也是详尽具体地调节着各种行星的运动的规律之间所具有的关系是一样的（除了立法者所采行的规则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不幸这一
①《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和第二章。
②《国富论》，第一篇，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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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有所不同而外）。
我承认，斯密的书在论述动物的人的本能的自然发展过程这一重要部分时是不完善的。该书就像其他自然哲学家描述蜜蜂和河狸群居的习惯和本能那样来描述人类的某些社会习俗和本能及其有益的结果。他从不考虑纠正或管理这些习俗和本能，而只是发现并记录它们。他富于哲理地努力证明，个人和国家兴旺的根源在于个人的天生的欲望、爱好和感情；他认为大自然的旨意就是让人类幸福，他力图证明，大自然在设计这方面的手段时，并不坐等君主和议会的令人怀疑的帮助。不仅如此，根据他检查过的每一条他们的法令，他论证说，他们已经阻碍了（在某些情况甚至毁灭了）他们仁慈地或野心勃勃地试图促进的国家的昌盛。
由此可见，政治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