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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1949年的409斤和34斤的水平。人均住宅面积也低于解放初期的水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政策遗留下来的城镇青年回城就业，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1978年全国约有2000万人等待就业，其中大中专毕业生和家居城市的复员转业军人105万人，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320万人，插队返回的知识青隼700万人，城镇闲散劳动力230万人。在这2000万人中，1978年急需安排的就有800多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收入分配中片面强调高积累，不断加快重工业建设，不仅有关人民生活的问题和吸收劳动力就业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而且在基建膨胀过快的压力下，国家财政收支难以平衡，不得不继续挤市场，挤人民消费，使积累和消费的矛盾更加突出，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农轻重比例与重工业内部比例失调的问题也进一步加深了。1976－1978年这三年，在净进口粮食265亿斤的情况下，还挖了粮食库存80多亿斤。1978年与1976年相比，粮食进口增加了27倍，棉花进口增加了17倍，砂糖进口增加了13倍。1978年进口的粮棉油糖花了21亿美元，相当于进口总额的1／5，市场消费品供应十分紧张，不能满足人民需要。
交通运输紧张的情况也没有缓和，主要铁路干线一些薄弱区段的运输能力只能满足需要的50－70％；港口装卸能力严重不足，1978年因港口积压货轮的时间超过规定期限，损失了8700多万美元。由于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统收统支，统购包销及分配中的大锅饭问题十分严重，宏观经济结构不合理，加上全国还有1／3的企业比较混乱，生产秩序不正常，因此经济效益仍然很低。1978年在全国重点企业主要产品的30项质量指标中，还有13项低于历史最好水平；38项消耗指标中有21项没有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全国国营工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提供的利润比历史最好水平低1／3，独立核算的国营工业企业亏损的占243％，亏损额高达375亿元。流通领域中物资紧缺与积压并存，1978年全国商品库存中，质次价高、冷背呆滞、残损变质的商品，总值达100多亿元。特别是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效果很差。1978年施工的1773个大中型项目，只有99个投产，投产率58％，与效益极低的1976年相同。
严峻的现实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老路子难以为继，必须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指导思想上彻底作一番清理，实事求是地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的新途径。
·3。思想解放与工作重心的转移
文化大革命的深重灾难，使人们重新思考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问题。不少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如何估价市场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问题。
经济理论界首先开展了澄清是非的讨论，党政领导则在1978年7－9周间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讨论怎样加快现代化建设。思想解放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改变了五五计划后期的实施历程。
一、经济理论的拨乱反正
在1977年冲破两个凡是，解放思想的过程中，理论界通过揭批四人帮，开始在商品经济、按劳分配、生产力和经济规律四个理论问题上辨明是非。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选择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显出来：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机制和规律；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连续性和相关性。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将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推至极端，将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
这些错误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中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如孙冶方、顾准、卓炯等自50年代以来有过多次论述；在高层决策圈内，历史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由卝文卝人卝书卝屋卝整卝理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八大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尽管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在经济理论讨论中，1977年下半年的《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和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可看作是代表政府对理论界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讨论所作的全面的总结。前一篇文章明确认为：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和小生产者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存在，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遇；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后一篇文章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得到了邓小平的好评。但是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并不一致。1978年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专门点了这两篇文章的名，说：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还说，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并要中宣部把好关。不过对文章的指责和批评只是极少数，更多的是支持和响应。三中全会前，在党内一部分领导同志中，已经开始考虑关于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等涉及到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1978年6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要把提高管理水平作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进行讨论。1978年7月7日，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十分重要。胡乔木的文章《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针对当时高指标、大口号等一些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指出：现在还有相当多的领导工农业经济工作的干部不承认或者实际上不承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不承认经济规律，以为社会意志、政府意志、长官意志就是经济规律，以为经济规律可以按照政治需要而改变，以为这就是政治统帅经济。这些同志忘记了，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政治不能在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以外，自己创造出另外的什么规律来强加于经济。文章还谈及实行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加强银行的作用以及其他类似的办法。经过国家计委党组的同意，薛暮桥于1978年下半年开始写作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系统地总结了我国过去20多年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所遭受的挫折和损失，特别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经济学界的有关讨论更加深入、广泛。就在两个凡是发表的1977年2月，由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同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国家劳动总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和北京市委党校等单位共同发起，决定召开全国惟的经济理论讨论会，从三个方面澄清经济理论的混乱：1按劳分配和资产阶级法权问题；2
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3批判四人帮插手搞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决定首先批判四人帮在按劳分配问题上的谬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经济理论的大讨论共举行了7次，参加会议的达2000人以上。
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在实质上动摇了两个凡是的根基。但是，人们在思想上仍然有顾虑，对文化大革命心有余悸。
二、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
1978年7－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次重要会议。
国务院务虚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思想和会议召开的形式，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工作务虚会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新八字方针的确立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次会议于1978年7月6日召开，9月11日会议结束。
这次务虚会主要研究怎样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会议一方面重复了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的精神，提出：要组织新的大跃进，要把九亿人民动员起来，在全国摆开战场，在不长的时间内提高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各行各业的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以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会上提出要建立起一批商品粮基地、经济作物基地和林业、牧业、渔业基地；建设起一批大型和超大型的水利工程，建设起一批钢铁基地、煤炭基地、石油基地、大型电站；在全国形成14个比较强大的技术先进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就是在这次务虚会上，对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的各项经济指标又加了码。提出：到1985年，要生产粮食8000亿斤，棉花7200万担，钢6000万吨，原油25亿吨，煤炭9亿吨。
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和改革经济体制方面，会议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其中对外开放的思想已经明朗。
会议提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的措施中既有老路子，也有关于改革的新思想，其中包括：
1。要千方百计地加快农业的发展，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农业现代化。使人民公社逐步发展成为日益繁荣富庶和具有高度技术文化的多种经营的农工联合企业；必须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在全国建立几个大批量生产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烘干机、喷灌机械、高效低毒农药、除草剂等的大工厂；必须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