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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外国人，各人拎只桶，穿条大裤衩，露出一大片金黄色胸毛，像两个欢乐的大男孩，奔向街头与人泼水取乐。在他们看来，这是东方的狂欢节，是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互相调戏取悦的集体游戏，前苏联是个专制国家，不允许个性解放，所以当他们被压制的个性得以释放，自然表现很亢奋，脸色发红，泼了姑娘很多水，也被姑娘泼了许多水。下午两人才兴高采烈地返回酒店，从头到脚一路淌着水，像两头刚从河里爬上岸来的大河马。
傍晚，医生又出现在酒店门口，恢复西服革履的庄严模样。这次他们是要去参加政府官员举行的节日晚宴。那两条尾巴还是蹲在街对面的角落里，只露出两只黑洞洞的眼睛。从东枝到仰光，这个国家你到处都能看见一些只露出眼睛的粗线毯子，城里人习惯对他们视而不见，好像他们是垃圾桶。他们把秘密藏在粗线毯子里。垃圾桶就这样盯住衣冠楚楚的前苏联人，直到他们上了出租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许多年后我断定张苏泉制定计划的时候一定犯了意识形态的低级错误。东枝城里并非没有别的西方人，他们所以盯上这两个健康而快乐的前苏联医生，潜意识自然还是因为前苏联是从前的政治敌人。李弥时期的政治口号是“反共抗俄”，反俄与反共同义。俄国是共产主义发源地，前苏联医生是缅甸政府邀请的朋友，如果反对政府，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向政府的朋友开刀。其实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国家把贩毒集团当朋友，包括从前的国民党盟友美国，但是张苏泉还是放过了美国人而选择前苏联医生作目标，可见得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有很深的政治情结，不肯把自己当成一个毒贩，而这种政治上的幼稚病恰恰差一点毁掉煞费苦心的绑架计划。
晚上十点钟，前苏联医生回到酒店，他们可能喝多了一点，步子不大稳，喷着酒气，高声与人道着晚安，然后吼着叽哩呱啦听不懂的苏联歌曲进房间去了。
尾巴用藏在毯子里的手电向远处发信号。几分钟后，两辆军车一前一后开到酒店门口，下来一队全副武装的值勤宪兵。领头是个军官，对酒店经理下命令说，城防司令请两位前苏联先生去一下，快把他们请下来。
他们听说司令有请，丝毫没有起疑心，穿上衣服就跟着人下楼。酒店经理当然不敢过问军人的事，缅甸是军人执政的国家，枪杆子威力远甚于任何权力。他连忙站在一边，向军官鞠躬致敬。军官根本没有理睬他，好像他是路边的一棵树一样。一行人大摇大摆地出了门，军车发动起来，冒出一股呛人的黑烟，尾灯一闪一闪，转过街角开走了。
在对面街道上，那两条裹在粗线毯子里的尾巴此刻也站起身来，离开街头，很快消失在黑暗中不见了。
2
二十世纪下半叶，位于中南半岛的金三角可以说烽烟四起危机四伏。印度支那各国都在忙于打仗，世界大国纷纷参与进来，针锋相对，武力相向，这种国际大气候自然要影响金三角。缅甸本是个经济脆弱的国家，吴奈温军人政变，推翻文官政府，然后各地起来造反，打着反对军人政权的旗号搞地方割据，向中央要权。国民党残军问题尚未解决，缅甸共产党又拉起队伍闹革命，政府军忙于东征西讨却没有结果，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军政府朝令夕改，地方官员贪污腐败，军官勾结毒贩狼狈为奸，今天称兄道弟，明天反目为敌。
初出茅庐的张坤沙就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中了政治暗算，险些断送了性命和前程。
坤沙多次对人坦述经历，他说自己祖籍为云南大理，父亲张秉尧，母亲为当地掸族。自己从小接受汉语教育，说汉话，写汉字，启蒙教师为其祖父张纯武。张家素与佧佤山官剥蒙不和，恐遭暗算，故坤沙少年时代即外出闯世界，吃了不少苦，也算开阔眼界，直到参加国民党残军，入“反共抗俄”大学。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汉文化培养、塑造和成就了金三角一代枭雄张坤沙。
关于1969年被捕入狱，坤沙自述，他预感政府可能有阴谋，但是可能还不是事实，这个一念之差使他丧失了宝贵的六年时间。当时东北军区通知开会，地点在腊戌，坤沙是政府任命的地方自卫队首领，所以并不疑心。他从前也有进城开会的时候，三五天或者一周半月，开完即回，因此这次他同往常一样只带了三名保镖进城。到腊戌后他被告知，会议地点改在东枝，此时计谋已露端倪，他要逃走还完全来得及，可是坤沙没有采取行动。他自己的解释是：为表明心志，即使“鸿门宴”也坦然前往。我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因为坤沙并不是曼德拉那样的著名政治家，而是个毒贩，是国家的危险人物，他没有必要把牢底坐穿。惟一合理的解释是，当时并不老练的坤沙对政府抱有幻想，对政治险恶并无察觉。军区派出直升飞机来接他，由于晕机，坤沙吐得前仰后翻天旋地转，像条苟延残喘的大马哈鱼。等他终于清醒过来并且弄明白周围的一切时，他发现自己既不在东枝，也不见那个麻脸司令官德上校，而是来到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瓦城）。荷枪实弹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看守着他，窗户有铁栅栏，高墙上竖着电网，此时他明白自己上了当，成为政府阴谋的牺牲品。这段坤沙自述被发表在台湾采风出版社1982年5月出版《神秘金三角风云》一书中。
此时的张坤沙基本上还属于一个小人物，没有多少政治头脑，也没有见识过除金三角以外的更大世面，对于政治斗争的险恶性和复杂性还远远认识不足。而政府方面对坤沙同样也认识不足，如果他们知道这个年轻人将来注定要成为世界第一号贩毒大王，给本国和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他们会不百倍提高警惕和防患于未然吗？所以取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而经验的取得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
坤沙先在曼德勒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后被转移到仰光国家大监狱严加看守。他被定下的罪名是叛乱和贩毒，贩毒当然是事实，叛乱却是无中生有，因为他一心一意要效忠政府，博取头衔和功名。于是他明白，一定是有人买通政府除掉他，因为他的崛起挡了那些人的道。他先被判死刑，后来通过各种关系又改判无期徒刑。命是暂时保住了，但是一夜之间命运天壤之别，海阔天空的坤沙失去了自由，从一颗正在冉冉上升的黑道新星，踌躇满志的金三角铁腕人物变成政府的阶下囚。这个转变是如此突然，从天堂到地狱，从领袖到囚犯，此时坤沙只有三十多岁，宽松地说还属于青年范畴，因此他还需要学习，需要在痛苦和教训中修炼，在炼狱毒火和铁窗生涯中一点点参悟生活真谛。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是历史的机遇，于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是一次千载难逢之机。古往成大事者，无有一帆风顺飞黄腾达的例子，不经千锤百炼，不能成大器，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对这个注定要震惊世界的超级大毒枭来说，将贩毒与民族解放两件大事捆绑在一起干得登峰造极，不也是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历史重任么？
一位当时在监牢中亲近坤沙并替他悄悄送过信的人说，坤沙在狱中念叨得最多的话是：队伍在哪里？张苏泉在干什么？他们会……离开金三角吗？
3
与坤沙身陷囹圄几乎同时，张苏泉梁中英也被一张大网罩住，险遭全军覆没的厄运。
政府军早已制定出一个全歼弄亮自卫队和铲除毒品的作战计划，东北军区在诱捕坤沙同时，司令官德上校亲率大军包围莱莫山，出其不意发起了进攻。幸好汉人军官都是久经沙场的军人，他们从四面八方忽然袭来的枪炮声中意识到坤沙出了事。炮弹落下来，子弹如飞蝗，两架飞机也飞来投弹扫射，说明政府军早有预谋。张苏泉指挥队伍且战且退，直到天黑突出重围，渡过萨尔温江转移到东岸大山里。
逃过这次打击，自卫队元气大伤，两千多人的队伍还剩下不到两百人。这支小队伍如丧家之犬，在大山里东躲西藏，直到雨季来临，政府军撤出山里，他们才在一个地名叫孟洋的偏僻地方站住脚。经过多方打听，得知坤沙已经被捕的确切消息。政府宣布弄亮自卫队为叛军，莱莫山囤集的军火、粮食和鸦片统统被政府军缴获。至此，张苏泉才相信掸族人流传的一句口头谚语：同政府打交道，比老虎作伴还危险。
对张苏泉来说，这是他人生中又一个低潮来临，本来已经红红火火的队伍，转眼间就如同一场噩梦，灰飞烟灭百废待兴。用张苏泉的话说，就是政府军背信弃义，逮捕掸邦革命领袖张坤沙，掸邦革命事业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现在摆在前国民党团长张苏泉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自谋出路，或占山为王，或者离开金三角。另一条则是全力营救坤沙出狱。后一条道路困难重重，几乎看不到希望，但是我们还是看到张苏泉毫不犹豫选择后者。我对张苏泉的思想动机产生兴趣，一个国民党职业军人，为什么非要把自己的命运同那个锒铛入狱的毒犯坤沙绑在一起？换句话说，如果仅仅是利益使然，那么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为什么不分手？是什么力量使他如此效忠坤沙，如此紧密团结？
张苏泉曾经请人代写自传，这份自传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出版，我有幸目睹其中的部分章节。张苏泉说过这样一段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掸邦人民的革命事业就是我的事业。我是个军人，在我找到张坤沙之后，我决心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以他为首的掸邦革命运动。我给自己取了个掸邦名字叫帕朗，以表明自己是掸邦人民的儿子。这就是我为什么决不软弱动摇的原因。
同样的宣言我们在另一处公开场合，即美国中央情报局拍摄的纪录片《金三角鸦片军阀》中被张苏泉重复。我认为我们不好一概否定张苏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