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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马上问：“韩国女人手里不好签？哪个人手里好签一些？”
“我怎么知道？我又没签到过，我只知道哪个手里不好签。”
（）
她在心里暗暗决定这次一定要避开韩国女人，她又试着起床到于真那里去，但李兵还是抓着她不让她起床，还是问那个问题：“如果咪咪签不到，你还回去不回去？”
她说：“当然回去，加拿大那边说不定已经快了…”
李兵关心地问：“加拿大那边有我的份的吧？你也办了我的吧？”
“早就告诉你是办的三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你不会中途把我名字划掉了？”李兵很谦卑地说，“海伦，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你是博士，而我只是一个本科。不过这么多年了，我是一直死心塌地爱你的，不管你在外面跟什么人搞，我都不会放你走的。你可以给我戴绿帽子，但我不会同意离婚的。”
她想说，我们之间的问题根本不是学历的问题，但她知道说了也没用，她已经说过无数次了，于是敷衍说：“等咪咪签到了，过一段时间我给你办个表回来，你再去签，保证能签到。”
李兵终于又把自己搞硬了，拉着海伦又干了一回，才放她去接咪咪。
她把给于真和瑶瑶买的礼物带到于真家，把咪咪接了回来，两母女打扮了一通，弄得漂漂亮亮的，李兵很得意地带她们两个去赴宴，他的那些朋友自然又是把李兵猛羡慕一通，使他未酒先醉。不用说，几个酒友很快就喧宾夺主，成了宴会的主角，把她这个被接风的人冷落在一边。几个家伙闹腾了一晚上，快十二点了，海伦才把李兵从桌子上拉下来，坐出租回了家。
第二天，海伦把自己和咪咪的东西都收拾好了，装在两个大箱子里，李兵把她们送上火车，娘俩就顺利来到北京，住进了她事先就打电话定好的旅馆，比上次住的那个好多了，但价钱并不贵多少。
海伦到中信拿到了自己的签证，又弄好了咪咪签证的时间，两个人住在舒适的旅馆里，等着签证时刻的到来。
她几次想打电话给BENNY，说她的签证拿到了，但她始终没有勇气打这个电话。她决定等咪咪的签证一拿到，她就告诉他，她没签到证，所以回不了美国了。然后她跟咪咪悄悄飞到美国，在他们的APT拿了东西，就回B城。她会请于真以她的名义把他的钱寄还给他，就寄支票，看上去就像是她还在中国一样。
他没有她在中国的地址或电话，所以他不能跑到中国来找她，也无法给她打电话。也许他刚开始会有点难过，但慢慢的，他就会忘了这事。她觉得这样做可以给他最小的伤害，因为他会想到不是她不爱他，不是她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实在是美国的签证官太可恶了。她有点抱歉把这事推到签证官身上，但她估计那些签证官一定挨了很多该挨不该挨的骂，多挨这一次大概也没什么区别。
有那么一刻，她有点自私地想，也许我可以带着女儿去见BENNY，告诉他，这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命根子，我不能跟她分离。如果你能接受我们两个，那我们就组成一个幸福的家庭，在一起生活；如果你不能接受我的女儿，那我马上就走。
但她想这也太自私太残酷了一点，逼着他在爱情和良心之间做出选择。他是个很善良的人，他怎么好意思叫我跟我的女儿分开？他当然只能接受分手的事实，或者就勉强接受我的女儿。但我有什么理由要把我的女儿强加于他？他这么年轻，这么帅气，接受我，就已经是吃了大亏了，现在居然还要他连我的女儿也接受，真是太过分了，太亏待他了。
也许他本人没什么意见，但他还要在亲戚朋友中生活，他还要在社会上生活。除非他们三人永远躲在一边生活，那还有可能成为幸福的一家。但如果他还想跟他家人或者朋友交往的话，那他就会永远处于压力之中，别人都要指指点点地议论他，说他傻，说他吃了亏。她想像他带着她们娘俩出去应酬的情景，真替他难堪。
而且像她这样给他两个选择，不是清楚地表明他在她生活中的位置不如她的女儿吗？为什么要那样去刺伤他呢？没签到证，是最好的理由，谁都不受伤害，最多是签证官挨顿骂而已。
她想好了，就给BENNY打了个电话，结果听见一个女孩的声音，她以为打错了，马上挂掉重打，仍然是那个女孩接的。她懵懵懂懂地问：“你是谁？”
那个女孩用英语说，我听不懂你的话，请你讲英语。
她这才意识到那个女孩不是中国人。她用英语问，你是在这里打工的吗？
那女孩回答说她是这里接单的。她问，那个接单的男孩呢？那女孩说，他去机场接他的WIFE去了。她脱口问，他去接他WIFE？从哪里来的？
那女孩说，好像是从纽约来的，我也不太知道，你往他们住的地方打电话吧，他们可能已经到家了。
她仓皇地挂了电话，大脑一片空白。BENNY有WIFE？他怎么从来没提起过？这不是在欺骗她吗？但她马上想到自己也是一直在欺骗他。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气力陪咪咪玩了，就对咪咪说：“妈妈头好疼，让妈妈睡一下，咪咪自己玩会好不好？”
咪咪很乖地自己玩去了，她在床上躺了一会，觉得左边的头部疼得要命，她惊恐地想，是不是得了什么偏头疼？她用冷水洗了一把脸，仍然没有改善。她对自己说，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倒下，要生病也要等到咪咪签完证了再病。
咪咪见她好像很不舒服，跑过来抱着她，问她哪里不舒服。她怕吓着了孩子，勉强支撑着说：“妈妈没事，你去玩吧。”
但咪咪也没心思玩了，她担心地想，咪咪太敏感了，什么都能觉察到。象这样敏感的孩子，该会多受多少苦啊。
她休息了一阵，忍不住又去跟BENNY打电话，这次打到他的APT。接电话的仍然是个女声，仍然说的是很流利的英语，但明显的不是刚才那个女孩。
她用英语问，你刚从纽约来的？
那边说，是的。
她支吾着问，你丈夫他在吗？我可不可以跟他讲话？
那边回答说，我丈夫在洗澡，你要不要我带个口信？
海伦听说BENNY在洗澡，马上联想到他是刚干完了那事在洗澡，或者是洗了澡好干那事，反正就是跟那事相关的。她又尴尬又难受，慌忙回答说，不用带口信了，我以后再打吧。
她挂了电话，觉得心口好痛，脑子里翻来复去想的就是一个问题：他怎么会有WIFE？他怎么会有WIFE？
虽然她这两个电话都没直接提到BENNY的名字，但因为店里其他几个人都不会接单，所以说到“接单的男孩”，那就只能是BENNY。她想那个在店里接单的女孩一定是个美国女孩，专门雇来接单的。她走之前他们就在说要找个PART
TIME接单的，还在餐馆的玻璃门上贴了个HELPWANTED，估计这个女孩就是这样找来的。
她茫然地坐了一会，觉得自己已经被从餐馆和BENNY的世界里清除掉了。餐馆找了这个接单的女孩，就不需要她了；BENNY的WIFE来了，也不需要她了。她好像一下从被需要的顶峰掉到一个不被需要的深谷里去了，餐馆和BENNY还在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而她已经成了一个TOTALLY多余的人。
她难过了一阵，想起她自己刚才也已经决定要离开他的，那他有没有WIFE又有什么区别呢？应该说他有WIFE是件好事，因为那样一来，他就不会为她的离开而难受了，她也不会因为不得不离开他而内疚了。
当然，从理智上是应该这样想，她也想得通，但从感情上来说，她仍然觉得非常难受。她想起他说过的那些话，虽然不是直截了当地说“我爱你”，但至少也是TO
THAT
EFFECT吧？一个人怎么可以一方面有WIFE，一方面又对另一个女人说那些话呢？她感到一种被欺骗的痛苦，她难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她这一生唯一认为值得爱的人，竟是一个骗子。
当然她马上就想到自己不是做着同样的事吗？一方面有丈夫，另一方面又对他说着“我想你”之类的话。但是她觉得她的情况跟他的情况是不同的呀，她是真心爱他的，她的丈夫只不过是一个暂时无法摆脱的麻烦罢了，她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丈夫产生过她对他产生的那种感情。
但她怎么能说BENNY就不是跟她一样“身在曹营心在汉”呢？也许他也像她一样，心里是真的喜欢她的，是因为什么难言之隐才跟那个女的保持着夫妻关系的呢？她觉得那个女的好像是美国人，因为英语说得很地道，还不光是地道，连音色音质好像都跟中国人不一样，是完完全全的美国人。
BENNY的婚姻是不是也象老板跟那个福建老婆一样，只是假结婚？比如BENNY为了美国公民身份，才跟那个女的结婚的。但她马上意识到这是“关起门来作揖自己恭喜自己”，纯属自欺欺人。BENNY有绿卡，如果他想加入公民，他只要参加个考试就行了，而考试对他来说，不是小菜一碟吗？
但她仍然忍不住要自欺欺人地想，也许BENNY因为什么原因，把绿卡身份弄丢了，于是只好找个公民结婚，帮自己把身份重新弄回来。
老板的父亲不就是这样吗？本来拿了绿卡，但因为跑回中国会情人，结果把绿卡弄丢了，是老板的妈妈后来又把他父亲办出来的。还有老板的弟弟，因为要被遣送回中国了，就到处找他那个可能存在的孩子，因为找到了就可以不被遣返。如果BENNY也曾面临被遣返的危险，那他就有可能为了不被遣返而找个美国老婆。
想到这种可能，她的心里又好过了一点，她想他可能根本不喜欢那个美国女人，只不过为了某种原因才跟她结婚。那样一来，事情好像更容易了，因为她跟他在婚史方面就是平等的了，他们可以把事情谈开来，等双方都把各自的“麻烦”解除之后再做打算。当然她仍然比他大十岁，但在他有WIFE这个麻烦面前，大十岁就显得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