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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写作有较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受其它思想的影响，特别是萨特对自身生活的体验，萨特又力求让自己的哲学思想超出这一理性主义传统。这两个方面的对立和融合构成了本书的一个特色。萨特后来回顾说：“我的早期著作是一种关于意识的理性哲学。对于个体中明显的非理性过程的探索对我是很有好处的，《存在与虚无》事实上仍有理性主义的遗迹。但它终究成了一种非理性主义，因为它不能对那些既是下意识，又是理性，却又作为非理性而存在的过程作一个完全理性的解释。”（《思想纪游》）
总之，萨特是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其构筑新本体论的方法。同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萨特一个重要的思考生长点。而这些经过萨特的手揉合为一种全新的东西，不同于原先的现象学和理性主义哲学。按照萨特的说法，这是他自己创造的一种实在论哲学，使经验能够综合超验物，理性能够包容非理性。
《存在与虚无》首先表述了一种本体论，也就是关于存在的学说。传统哲学把这个世界一分为二。一个是存在，一个是意识。这种二元论导致一些甚至明显荒谬的观点产生。或曰存在就是被感知，或曰存在与意识毫不相干。萨特拿出了两个新的东西：一个是自在，一个是自为，试图通过它们来解决传统二元论的难题。
意识之外没有存在吗？有。这是现象的存在。它存在，它是自在的，它是其所是。意识也是一种存在，但它是自为的，与现象的存在相对立。虚无并不是不存在。虚无不在存在之外，它就在存在内。使虚无来到世界上的存在是它自己的虚无。这种存在就是人的自由。自由是虚无的虚无化所需要的条件，它也就是“人的实在”之存在。
人的存在不仅仅是在世界上表现出否定来的存在，他也是能针对自我采取否定态度的存在。意识在它的存在中永远包含有自欺的危险。这危险的起源就是：意识在它的存在中是其所不是同时又是其所是的。
自在与自为怎样联系在一起？由于自为。自为本身不是一个自立的实体，而是一个非实体的绝对。自为是自在的虚无化，使原先自在的东西变成对我们说来不是自在的，赋予它某种意义，使它成为“存在于此”的存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的存在。
自为是作为自在的虚无化而存在，它不可能单独存在。而自在的现象如果没有意识同它联系在一起，也只是一个抽象物。自为在使自在虚无化的同时，也使自身虚无化，使虚无虚无化，变为与世界相连的偶然的自在。
自在与自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总体的存在。这个总体的存在是自因的，同时又是自因的不可能。因为构成这个总体的自为既是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它总是把自己建立为存在的不断谋划和这一谋划的不断失败。所以，这个自因的总体的存在总是包含着矛盾，它总是被指出又总是不可能。这种不断的努力和不断的失败，既说明了自在和自为的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又说明了它们的相对独立性。
由此可见，意识与存在的二元论可以休矣。意识是存在不可分割的成分，没有意识就没有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但这并非说意识就是一切。恰恰相反，意识什么都不是，除非它是某物的意识，或者说，它依附于超越它的存在即自在的存在。而与意识完全无涉的存在虽然是存在的，但也是抽象的。因为我们除了说它是存在的以外，就再也无话可说。它对我们不具有任何意义。
现实的存在、现实的世界总是自为与自在不断结合与分离的产物，而能够把这两者集于一身，既体现出两者的联系又体现出它们的矛盾的，只有在世的人，以自由为其本质的人，不断作出选择的人，充满无用的激｜情的人，总想成为上帝的人。于是萨特关于存在的本体论很自然地就成了一种关于人的自由的哲学。
《存在与虚无》特别强调了人选择的自主性。自由就是选择，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而不是不选择的自由。不选择，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不选择。由于是在战争环境下写了这本书，萨特就用战争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下面是《存在与虚无》中的一段话：
如果我被动员参战，那么这个战争就是我的战争；它在我的意象中而我应该得到它。我之所以应得到这个战争，首先是因为我总是可以通过自杀或开小差来逃避它；当我们直面一个境况时，这些最终的可能性总是对我们现实地存在着。
因为我没有逃避战争，我就是选择了它。这可能是由于惰性，怯于面对公众舆论，也可能是由于我认为还有比拒绝参战更大的价值（如我亲属的赞赏，我家族的荣誉等等）从而作了选择。无论怎样看，这都是一个选择问题。这个选择在以后会接连不断地进行，直到战争结束。
这里并没有强迫，因为对于一种自由来说，强迫无法产生任何作用。我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因为人的实在的特征就是，它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因此，只剩下一件事：是我要求了战争。
这场战争之所以是我的，还在于这样唯一的事实：它产生于我存在的一种境况中，而只是在我让自己或赞成它或反对它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现它，现在我再无法把我为自己所作的选择同我为战争所作的选择区分开来了。生活在战争中，这就是通过它而选择我自己，也就是通过选择我自己而选择了它。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存在与虚无（2）
如果我自问：“假如这场战争不爆发，我会成为什么样子呢？”，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把自己选择为这个时代的一种可能的意义，而它在不知不觉间把我引向战争。我不能把自己同这个时代区别开来；我不能无矛盾地把自己转移到另一个时代中去。因此我就是这场战争，而它约束、限制着先前的时代并使之变成可理解的。
因此，我是完全自由的，同这个时代密不可分，因为我把它选择为我的意义；我对这场战争负有的责任是如此重大，就好像是我本人宣告了它；只要我活着，就不可能不把它归并到我的境况中去，不可能不把自己整个地放于其中，不可能不在其中打上我的印记；对此我应该毫无悔恨，我没有任何辩解的理由。因为从我涌现为存在的那一时刻起，我就独自承担世界的重量，没有任何东西或任何人可以帮助减轻它。
与强调人选择的自主性相一致，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还特别强调人由于选择而必须承担责任。他甚至说，一个人要对自己的出生承担责任；人们通常对萨特的这一说法感到难以理解。我们且看他是如何论证这一点的：
人的责任是很特殊的。有人会说：“我并没有要求出生。”这是特别强调那种外在事实性的幼稚态度。实际上，我对一切都负有责任，除了我的责任本身，因为我不是自己存在的根据。因此一切都好像在表明，我是被迫承担责任的。我被抛弃在这个世界。这不是说，我被抛弃和被动地处于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就像一块漂浮在水中的木头；而是说，我突然发现自己是那样的孤独无援，处于一个我必得对其承担全部责任的世界之中，无论我做什么，都不可能有片刻时间摆脱这种责任。因为对于我要逃避责任的欲望本身，我也要负责。让自己在世界上处于被动状态，拒绝去影响事物和他人，这仍然是一种自我选择，甚至自杀也是一种存在于世、存在于他人之中的方式。
我的外在事实性（也就是我出生这个事实）是我无法直接把握甚至无法设想的，因为我出生这个事实决不是一个无理性的事实而总是作为我的自为的一个计划而重新建立起来，因此我发现一种绝对的责任。我因自己的诞生而羞耻，或因它而惊讶，或因它而欢欣，或试图放弃我的生命，我都是肯定我活着，而且把这个生命当成一个坏东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选择了自己的出生。
这个选择整个地受到外在事实性的影响，因为我不可能不选择，但这个外在事实性只有在我超越它而走向目的时才会显现出来。因此外在事实性是无处不在但又无法把握；我所能遇到的只有我的责任。
我不可能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出生？”我不能诅咒自己的生日，或者宣称我并没有要求出生，因为这种种不同的对待我出生的态度都指向这个事实：我在世界中实现了我的在场；它除了是承认这个出生充满责任以及使它成为我的出生外，就再也没有其它任何意义了。
在此，我仅仅再次遇到我自己和我的计划，由此归根结底，我的被抛弃──即我的外在事实性──仅仅在于我是被判定要对自己负全部责任的。我是这样一种存在，在其中它自身是有问题的。而我的存在的“是”，既是现在的，同时又是不可把握的。
《存在与虚无》是一部继黑格尔之后的新精神现象学。它极抽象，又极具体；极形而上学，又极日常生活化；它很严密，富于逻辑性，又极空灵，融入萨特丰富的联想，其中有着十分文学化的片断：侍者、女人、成为上帝的激｜情……都写得很有文采。
这部著作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只有哲学专业的读者才能读懂。也许开始阅读此书的确有些费劲，一些哲学术语会造成某种阅读障碍，但这并非不可克服。由于该书充满对日常生活境况的具体分析，读者一旦越过障碍就很容易深入进去并发生浓厚兴趣。乐于精神探险的读者，会从中发现一个蕴藏丰富的宝矿。
正像《恶心》只有萨特才能写出，具有他独特的色彩一样，《存在与虚无》也具有鲜明的萨特个性。萨特写这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