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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似乎真的不需要足球了，我的故乡现在更需要李宇春、张靓颖、何洁、纪敏佳，更需要夜夜在“空瓶子”“M98”“MIX”大口大口喝芝华士＋绿茶，以至于人们天长日久后，感觉静脉流的是号称12年的芝华士，动脉流的是绿茶——好他妈粗暴庸俗的一种勾兑啊，以至于分不清哪些是血，哪些是芝华士、绿茶？
不要再窝里斗了！不要再打着拯救四川足球的名义来搞垮四川足球了，这种悲号感觉有点像当年辽足掉级时人们的说法，很多事情其实行走的路线就是一致的，徐明杀不死四川足球，杀死四川足球的只有自已，一如当年杀死辽足是辽宁人。
可能以后只有从那个平均年龄三十六岁的“四川明星足球队”里才能找到往日的一点碎片了，看微微发福的魏大侠、马明宇们奔跑于各高校、各地市州的破碎场地里，为捐点善款为保留点尊严努力进行一场又一场与业余选手的对决，并十分担心野路子球员们把自已的半月板铲坏。一个时代过去了，甚至连发黄的老照片都不曾保留。
从此四川无足球，唯剩火锅、超女、和没完没了的麻将声。四川，今夜请将我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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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足解散之终结篇
川足解散之终结篇——该走的就让它走吧
走在成都街头是很容易碰到熟人的，碰到熟人就得打招呼。
碰到第一个人，你问：“你干啥子喃？”如熟人答：“我去玉林打麻将”，那证明他在经营生活；碰到第二个人，你问：“干啥子喃？”如果他答：“我去老码头吃火锅”，那证明他在享受生活；碰到第三个人，你问：“干啥子去哦？”如果熟人答：“我去看超女”，那么他一定在追求生活。
如果你再碰到一个人，问：“你娃干啥子？”如果他答：“我、我、我去球场看足球”，那么证明他没有生活，已被生活抛弃。
曾经红极一时的四川足球到现在已成为羞于启齿的一项娱乐，不信你去球场看看，除了球员家属和被组织去的大学生，就是介于民工和下岗工人之间的闲人了，这种闲人还不是有钱有时间的成都闲人，而是被生活遗忘得干干净净的边缘人，如三轮车刚刚被收缴的车夫。
在火锅风格变换都如时装换季的成都，没有人会对一项娱乐长相厮守，总有一天，即使连“超女”也会被认为是最土的一种玩法并难以提及当年为春春疯狂发送短信息的往事。
所以，当事情从没有人买足球票发展到没有人买足球队后，川足解散是它必然的归宿，曾经的城市名片成为一张公厕外的手纸，曾经的“全球叫卖”最后连青羊街区都没有跨过，这不是一种悲哀，这是一种都市娱乐玩笑。“白云”说得多好：“瞧那时光景，那可是人山人海，彩旗飘飘，场面相当地、相当地壮观哪”，可现在，当听到川足死去后，有人在我的博客中留言：就像不经意间听到有点熟悉的一个人在狱中被执行枪决一样，哦的一声而已。
春节期间，我已在我的博客中写了两篇悲壮无比的祭川足死去的文章，突然觉得这也很好笑，不是足球不需要四川，而是四川不需要足球，可我们凭什么让四川需要足球呢，它有火锅有麻将有看着太阳慢慢从头顶落到天边的休闲就行了，再不济，李伯清过后还有廖健，散打评书过后还有川味相声。生活只按本来的进程走下去，而不管当年黄衣骁将怎么如飙风般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不管“生子当如小姚夏，嫁夫要嫁魏大侠”的街头流唱。
可能要跳出足球来看中国足球的兴衰了，中国人其实也只需要生活，而不需要足球，当年需要足球的原因是把足球当成曾经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罢了———辽宁人其实也不需要足球了，只不过他们养不起足球后不解散它，而是让它穿上一件马甲，从“辽足俱乐部”到“辽宁小虎俱乐部”了；上海人需要足球？国际已远迁西安，中邦易旗联城，申花呢，那似乎也不是需要足球，而是需要政治。
中国足球没有传统，所以想卖就卖，中国足球没有文化，所以想改名字就改名字，如果你一定要问谁抛弃了四川？那么在四川被抛弃前已有八一、红塔、国力被一一解散掉了，刚才隋信敏又在和朱玲密谈，可谈下去又有什么用呢？哀莫大于心死，当年谢逊解散自己一身武功时就是因为觉得江湖完全没有了意思，恩怨情仇完全没有了指向，所以劈劈啪啪就把内力散去了。
一个很江湖的情节是：当在四川交结甚广的魏群连夜筹集了七百万现金抱着狂奔向转让现场时，被告知，“解散了”，他如何痴痴地想———怎么江湖就变得这么古怪呢？
当大巴车载着最后一批冠城队员离开盛产“米花粮”的蒲江县城驶向成都市区后，宣告“死魂灵”终于没能起死回生。几个月来的窒息却突然感到一丝宽松——终于完事儿了。
耳畔传响着辽足究竟能不能打中超的烦絮，不仅四川，而且中国，人们看来更需要的是生活本身，而不是被欧美人视为生活一部分的足球。
走了也好，该死的终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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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只是一次克隆
1994年4月17日，四川队主教练余东风率队参加了首次甲A联赛开幕战，在那场袍哥式的英勇比赛中，1比1逼平不可一世的辽宁队。
2004年5月15日，重庆队主教练余东风即将率队参加首次中超联赛开幕战，在谢霆锋的《快，我爱中超》中，过程不详，结果未卜。
1994～2004，时间是一种庄严的积累，也可能是一种草率的媾合。十年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脂肪肝的余东风酒量减了一半，一脸阴沉的王俊生头发秃了一半，然后换成了一嘴大话的阎世铎。
什么是“中超”？中超像个突然闯入虚拟空间的黑客，在我们于概念于情感没有完全消化它的时候就被迫面对被迫阅读，至少1/2的中国观众没有看懂《黑客帝国》，至少2/3中国球迷没有接纳“中超”——但演出开始了，请对号入座。
很难产生1994年初春那样的历史感，当我们挥手告别一段纠缠不清的旧式生活后，却没有一段清新的激｜情聊以填补，就像一场宿醉之后，有点上头，有点迷惘，有点不靠谱，谢天王唱——“快，我爱中超”，耳畔却响起柳三变“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生活充满悖论，足球充满矛盾，杨一民说中超“三不同”是准许入机制不同，管理机制不同，包装不同。但“中超”之于“甲A”只是一次名称不同的愚蠢克隆，只是发育时从两个平舌音变成翘舌音，只是把柴禾妞“翠花”改成了染了黄发的“丽娜”。如此而已。
但就像画面上这颗沉重的印章，历史可以用一种强Jian的方式印刻，当“公元2004年5月15日——首届中超开幕”这样的方方正正地盖在某一期的封面，多年以后谁敢否认多年以前那个事件未曾发生？哪怕玩笑，哪怕强暴，也是构成历史的真实元素。
过去的十年让我们已面对很多，未来的十年，我们还要面对更多，从“保卫成都”到“3号隋波”到“龚建平案”，从“京沪情仇”到“川渝恩怨”到“上海德比”到“派系之争”……从5月16日，我们在面对新的生活之前首先要有面对新的考验的足够勇气。
对于2004年5月16日的提问是——你准备好应对考验甚至灾难的勇气了吗？你能确信这两个由玉玺印刻而成的“中超”字样是万古长存还是早早夭亡吗？
在书写上“中超”这两个字时我们甚至没有一点崇高的意味，只是觉得历史给中国足球山一般的压力——是一次希望在前的长征，还是注定绝望的亡命天涯？就像十年前，袍哥余东风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年后他会率队打又一场开幕战，就像十年前，人事处处长阎世铎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年后他会开创一个命运未卜的纪元。
让“短命中超”在天津卫球迷对阎掌门排山倒海的“嘘”中开始吧，随便多么猝不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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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手绢——民主的游戏
拎着那枚黑皮包，疯狂游走于从五棵松“亚泰饭店”至龙潭湖丙三号塞车公路上的刘玉明，很像拎着一只黑匣子试图揭露空难真相的幸存者，或者干脆就是拎着一包黑色炸药要颠覆现实规则的莽汉，凭空吼叫着：“我要一直干到底！”
北京的春天清冽而干燥，这使得不断说话不断咆哮不断接听手机的刘玉明像个春天最脱水的一头动物，他没有被疲惫击倒的原因是他坚信自己会赢，当他顽强地向我翻开一页又一页文件、证据时，他的执迷不悟有一种绝望的震撼。
抓住假证？抓住辽足刻的那枚萝卜章？但亚泰不能将辽足拉下马，刘玉明不能让足协斩断裙带——不是所有的汉子都能赢得比赛，至少这一次不会，因为我们无可救药地碰上了一对冤孽挡在路上，一头是“行规”，一头叫“法律”，而在中国足协这个中庸的政治支点作用下，这场民主投票最终成为“丢手绢”游戏。
民主？民主的结果是9比2！一个很残忍的比例，一对很不屑的分子与分母，所谓“中超委员会”不过是一个势利江湖，所以“中超投票表决”不过开了一个民主的玩笑，江湖可以古道热肠，江湖也可以让你寸断肝肠。在法律上占住脚的长春亚泰却在行规上无立锥之地，以至于所有人看着亚泰升超上诉的正常行动，就像在看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状告疯人院。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足球。
2004年3月14日这一天是被注定了的，当莽汉刘玉明抱着“法律”的炸药包冲向龙潭湖时，却注定遇着一个叫“行规”的家伙把那根导火索尿得湿湿地，亚泰人所有的颠覆狂想都成为玩笑，是夜，穿着黑风衣形容槁木的刘玉明站在足协楼下那两棵著名的乌鸦树之间，他说：“我一定要干到底！”但谁都看得出来了，强弩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