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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不该问，”他嗫嚅着说，“是组织上委托你……”
郑晓京被问住了。今晚的游说，完全是她的自发行动而并非组织派遣。但是，这和组织原则并不矛盾啊，在教师和学生中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这是校党委和系总支都已经明确的任务，每个党员都有培养“发展对象”的义务和担任介绍人的权利，何况她本人还不仅是一个普通党员！她对楚雁潮的关心决不是盲无目的的心血来潮，她敬佩自己的老师，并且希望能亲手把他吸收到党组织里来，这样，无论对于系里还是班里的工作都是极为有利的。现在，楚老师却似乎有些不“领情”，是对她郑晓京不够信任吗？还是想讨得更大的“保险系数”？
她没有正面回答楚雁潮提出的问题。自尊心使她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煞有介事地“培养发展对象”之前并未讨得明确的令箭，而组织纪律又提醒她不可假传圣旨，便索性放着胆子做了一个大得没边儿而又不留把柄的许诺：“楚老师，您不要有任何顾虑，对每个有入党要求又符合条件的同志，党的大门都是敞开的！党，是我们的母亲啊！”
楚雁潮又是一阵激动。他确信，郑晓京是代表着党组织来关怀他这个徘徊在党的门外的青年；那么，他现在所面对就不是自己的学生而是“母亲”了。儿子对母亲有什么话不可以说呢？
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觉得要倾吐心中的疑虑是那么困难！
“组织上……审查过我的历史吗？”他试探地问。
“历史？”郑晓京觉得奇怪，“一个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青年，还能有什么复杂的历史啊？”
“哦，我说的是……我的家庭。”
“您的家庭很简单嘛，职员出身，您的母亲是小学教员，还有一个姐姐在……在商店里做会计工作。就这些嘛！”
郑晓京回答得很准确，看来，她对班主任做过一番起码的调查研究。但这并不全面，以致楚雁潮不得不提醒她：“还有，我的父亲……”
郑晓京一愣：“我印象中好像您没有父亲？”
“一个人怎么能没有父亲！”楚雁潮这句话几乎是喊出来的，从童年时期起他就不能忍受邻家的小孩和同学们认为他“没有父亲”的侮辱。但不知为什么，他现在“喊”出来的这句话却声音非常低，而且显得沙哑，“我有父亲，但是他的情况……比较复杂，我在履历表上都填过的，组织上不了解吗？”
他的脸涨得紫红，期待地望着党的代表。他希望郑晓京再仔细回想一下，给他一个肯定的答复：这些情况，组织上都掌握，并不成为你入党的障碍。那么，他会毫无矫饰地立即流下热泪，而不管最终能否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也为卸下一个沉重的精神负担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很遗憾，他等了一秒、两秒……一直等了很久，两眼直直地望着，却没有等到他所希望的回答。
权力虽不算大也不算小的郑晓京并没有看过楚雁潮的档案——那种被某些人称之为“生死簿”的东西。现在，她为自己准备不足而贸然采取的行动感到隐隐的恐慌，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又促使她想探究未知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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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父亲，”她预感到那一定是个不妙的角色，只能往坏的方面猜测，“是地主？资本家？”
“不是……”楚雁潮的声音低得几乎自己都听不见，也许仅仅嘴唇在嚅动。
“右派分子？”
“也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呀？”郑晓京有些按捺不住了。
楚雁潮痛苦地垂下了头，在当今社会中最坏的称谓轮番向他压过来，使他难于承受！看来，“母亲”并不了解他的父亲，他后悔自己主动地引出了这个话题。现在他想后退也已经不可能了，仅仅出于维护自我的尊严他也必须澄清这位举足轻重的郑晓京对他的种种误解，何况他要说的都已经白纸黑字记载在档案里，对党组织来说，也根本不成其为秘密！
他缓缓地抬起头来，脸上由突然的充血而涨成的紫红褪去了，玳瑁眼镜后面的双眼不再犹疑闪烁而恢复了平静。现在，郑晓京看到的仍然像在英语讲台上的楚雁潮，他镇定自若，侃侃而谈……
那已经是二十七年前的事了。
1934年的秋天，中国正处在国共两党之间“围剿”和反“围剿”的激战之中，上海则是在文化上两股政治势力你死我活的战场。
那时候，楚雁潮还怀在母腹之中。8月31日——母亲说过无数遍以致使楚雁潮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日子，那一天傍晚，在一所中学教国文兼英语的父亲刚刚下班回家，还没来得及脱下长衫，听得楼下有人叫：“楚先生！”他以为是熟人来找，便应声走出亭子间下了楼。这时候，母亲无意中向窗外瞟了一眼，却看见两个身材高大的人猛地向父亲扑过去，一个用胳膊卡住他的脖子，另一个飞快地用毛巾堵住了他的嘴！母亲吓坏了，放下抱在怀中的姐姐就往楼下奔，但是父亲已经被拖进了一辆不知什么时候停在弄堂口的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母亲哭着，喊着，拼命地追呀，追呀，她根本不可能追上汽车。
她到处哭诉，到处打听，没有任何音信。她哀求校长为她做主，校长躲都躲不及：“学校出了这种事体，谁能想到？楚先生个人的所作所为，与本校无涉！你问你的丈夫去！”
到哪里去问？父亲无影无踪。一切都像是事先周密地策划好了的，他突然地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第二年的春天，母亲在绝望中生下了他，按照父亲早已有的嘱咐，命名为“雁潮”。谁能够想象母亲在怎样艰难的境遇中带大了这姐弟俩？一个小学教师的薪水不足以养活三口之家，她还在星期天给人家洗过衣服，当过娘姨（保姆）。姐姐仅仅读完了小学就辍学了，可是母亲坚持让雁潮读书，因为他是这个家庭惟一的男孩。每天晚上，母亲在灯下仔仔细细地检查儿子的作业，逐字逐句地纠正他的差错，一边感叹着：“要是侬格阿爸还在，唉！侬格阿爸，文章写得交关好，英语讲得交关好！”
但是阿爸永远也没有回来。母亲希望雁潮快些长大，长成像父亲一样的男子汉，“文章写得交关好，英语讲得交关好”。楚雁潮从来没见过父亲，家里竟然连父亲的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因为他不可能预先知道自己将突然地一去不回，没有任何准备。儿子就永远也无法认识父亲，只能千遍万遍地在想象中追寻。后来这个家被房东驱赶着搬了不知多少次，也就没能留下父亲的什么有研究价值的遗物。他的遗物也无非就是一些和母亲共用的书，一些旧衣服和一把旧雨伞，还有一函线装的《楚氏族谱》，母亲一直舍不得丢掉，因为那上面记载着楚家的血脉，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做过“翰林待诏”，多少多少代曾祖父官拜“刺史”，成书时的最后一代则兴办了“国学”。上面当然没有来得及印上父亲和楚雁潮的名字，但这条千古未绝的血脉正是由他们延续下来的。尽管母亲有千种遗憾万种感伤，但她觉得惟一对得起父亲的是给他生了个儿子，留下了根。
父亲恐怕早就死了，也许就在他被抓走的当天晚上。
是谁杀死了父亲呢？不知道。二十多年来，母亲、姐姐和楚雁潮都一直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父亲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不知道。无论他是作为革命者被反革命所杀害，还是作为反革命受到了革命的惩罚，都应该留下一点蛛丝马迹，供后人做一个结论。但是没有。也许是因为父亲的地位太低了，在哪一边都数不上，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没有记着他，没有留下哪怕只有几个字的记载。
这个谜，楚雁潮一直苦苦地猜了许多年，也没有找到谜底。1949年5月，上海解放，楚雁潮十四岁。他错过了佩戴新中国第一批红领巾的年龄。进了高中，他和许多纯洁得像水一样的同学一道，虔诚地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但是，一次、两次、三次……直到他毕业，也没有得到批准。是他哪方面不如别人吗？不是，从校长到每一个同学都公认他是最优秀的学生。原因只是由于他那个不明不白的父亲。谁知道你是什么人的后代？也许你父亲是个罪有应得的特务、历史反革命。即使他曾经是个革命者，谁又能保证他被捕之后没有叛变投敌？总之，一切都没有人能证明。一个中学生就这样被翻来覆去地审查了许多次，而每次都是以问号开始又以问号结束，在这个清清白白的青年身上布满了迷雾，把一颗饱含热血的心扎得干疮百孔。
他百思而不得其解：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我从来也没见过他，他是好是坏，和我有什么关系？即使他是功臣，我也不想分享什么荣耀；难道他是罪人，我就必须承担罪责吗？还有父亲的父亲、祖父的祖父，什么“翰林”、“刺史”那些封建官僚所做的一切，也都要子孙负责吗？我为什么不能走自己的路？
谁也不能给他以透彻的解释，一股巨大而无形的力量像磐石一样牢牢地压在他的心上，使他几乎透不过气来。母亲总是流着泪开导他：没有资格问政治就不要间政治，好好读书，好好做人，这是最要紧的！他就是在这样的母训下凭着自己的力量考取了北京大学。他感激北大录取了他，表现了难得的宽容。他对北大怀着儿子对母亲那样的感情。但是，他一直不知道“母亲”对他的父亲到底持什么看法。北大把他留校任教，也许仅仅是因为他的专业水平，说不定对父亲的问题还有过争论。留校毕竟不同于入党，他一直没有勇气再在政治上做无谓的试探，因为那是徒劳无益的，只能再一次刺痛心中的创伤。在上海工作的姐姐却比他固执，坚持不懈地追求着党组织，任何一次党课都去听，每一个党员的发展会都去列席，申请书、思想汇报不知道写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