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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手枪。肯尼最后在电话上问思坦利：“你能告诉我如何消声吗？” “你为什么要消声？”思坦利问。 “我想在后院练习射击，但不好影响邻居们。” “找一个土豆，用刀挖一个孔套在枪管上，和正规的消声器效果差不多。” “就那么简单？！” 到了洛杉矶，肯尼拿走了两支枪说是“试试火”，不久就送回来一支，并告诉思坦利另一支他要了。 但直到思坦利离开洛杉矶，肯尼既未付钱，也未办理枪支过户手续。思坦利心里嘀咕嘴上却不好说什么，因为嫒伦讲还会给他更多的工作，还要买更多的枪。 现在，思坦利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丹尼斯·英格利和威廉·科克又询问了若干细节，并记下嫒伦和肯尼在洛杉矶的地址电话。他们明确地告诉思坦利必须与当局合作，否则将以同谋问罪。 此时，嫒伦和肯尼在洛杉矶的住处已是人去楼空。不过警方很快查出，这对母子姓凯梅斯，儿子叫肯尼不假，母亲的真名叫娴泰，此外她还有22个别名或假名，或曾用名，包括一个“龙女士”的自封号。这位职业骗子的犯罪记录最早可追溯到1961年。截至1998年，她已先后十余次被捕，被指控的罪名包括偷窃、抢劫、奴役、伪造证件等等。肯尼则是在成年之后做了娴泰的帮凶。 被害人达威·卡兹丁曾经是肯尼已过世的父亲肯·凯梅斯的生意合作人，他俩的交情非同一般，所以当肯·凯梅斯为某些无法言说的目的而转移和隐瞒财产时，达威同意将肯在拉斯维加斯吉隆尼摩路的房产放在自己的名下。达威后来经营一处复印机行，被害之前他正准备退休。 严格地讲，洛杉矶警署尚无确凿证据逮捕凯梅斯母子，但犹他州却有一纸通缉令。娴泰和肯尼曾于当年2月在该州雪松城的派克威车行，用一张非法支票骗购了一辆墨绿色林肯高级轿车。 很快，思坦利·帕得逊接到了“嫒伦”从纽约打来的电话，时间是7月2日早晨7点15分。“嫒伦”要他去纽约接管一幢叫做苏尔曼大厦的豪华公寓楼。她详细地指示思坦利首先要把所有房客都赶走，等整幢公寓内外装修完毕后再重新招租，然后思坦利就是公寓楼的经理兼维修工程师。“嫒伦”特别关照思坦利再带去一些他的“玩具”——枪支。思坦利说他需要考虑一下，挂断电话后马上拨通了洛杉矶警署。 后来“嫒伦”又给思坦利来过几次电话。直到独立节的头一天，7月3日晚上，他们终于讲定思坦利在7月5日早晨飞抵纽约，下榻希尔顿饭店，从那里再与“嫒伦”的手机联系。 7月5日，星期天早晨，思坦利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按照事先与警方的约定，他从头到脚一身牛仔装扮，两位联邦调查局官员迎上前去。 “请问您是德韦特先生吗？” “今天不是，”思坦利用暗号对答，“我中间的名字叫德韦特。” 思坦利被直接带到联邦调查局大楼28层的逃犯缉捕别动组总部。经过一小时的盘查后，他和戴维·司托率领的十几名侦探一起来到位于6街与西54道交叉处的希尔顿饭店。上午11点02分，思坦利开始拨打“嫒伦”——娴泰的手机，连续几次都无人接听，每次他都留言说他已到达希尔顿饭店。11点26分，娴泰终于回电，说他们正在新泽西州的花园州大道上，车出了点故障，要两小时以后才能与思坦利见面。此后近三个小时娴泰的手机关机。
谎言织就的梦（2）
下午2点24分，思坦利再次与娴泰通上话，她说车还是有点问题，但她将尽量争取在半小时之内赶到希尔顿饭店。一直等到5点左右，娴泰才姗姗而来。她对思坦利说肯尼送车去修车铺了，要过一会儿才能到。她带着思坦利先去酒吧喝饮料，又到餐厅吃了点小吃，说是要等肯尼来了再大家一起找一家高级餐馆大撮一顿。晚上7点过后，娴泰和思坦利回到6街，一位黑头发的年轻人与他们相遇。思坦利摘掉牛仔帽暗示警方肯尼已到，埋伏在四周的侦探一拥而上，将三个人全铐了。待两辆警车分别载着娴泰和肯尼消失在路口，戴维·司托打开思坦利的手铐，又招来一辆出租车，吩咐司机送他去机场。 警方从肯尼身上搜出好几张麦克司·休尔的信用卡和驾驶执照等身份证件，此人是佛罗里达州的退休律师，还有一张墨尼·盖林的佛罗里达身份证，一张伊琳·苏尔曼的美国特快信用卡，两串用红色指甲油做了各种记号的钥匙，和一张在6街与西44道相交处的地下停车场的交费收据，停车时间是当日下午6点40分。戴维·司托带着一名警员驾车赶到那里，正是那辆墨绿色林肯高级轿车，上面还挂着犹他州的临时牌照。 当娴泰被捕时，警察马上收缴了她随身所带的一只异常沉重的黑色手提包，包内最上面是一沓厚厚的现金，整整1万美元，此外还有一只手机和若干伊琳·苏尔曼的证件和文件，包括护照、支票本等等。 “谁是伊琳·苏尔曼？” “一个朋友，芭蕾舞演员。她有时候托我替她保管这些文件。”娴泰说。 同一天下午5点多钟，在曼哈顿的另一端，位于3街和东67道的第19区警察分署接到一位名叫杰夫·费格的房地产管理商的报警电话，称他的委托人，位于5街和东65道的豪华公寓苏尔曼大厦的业主，82岁高龄的富孀伊琳·苏尔曼失踪。杰夫·费格说他下午5点购物后回到家里，收到一位朋友，也是伊琳·苏尔曼的朋友——卡珞·翰莘的电话留言，说是在苏尔曼大厦里到处都找不着老太太。苏尔曼夫人因年事已高，近十几年来从未独自出过门。杰夫·费格当即给卡珞·翰莘回电话，但是无人接听。他又往公寓楼打电话，伊琳的周末工作人员阿兰赛丽·列微拉的声音听上去紧张而焦虑，半天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只在电话上反反复复地要求费格赶快去苏尔曼大厦。 值班警员建议费格先去公寓楼找找看。 杰夫·费格赶到苏尔曼大厦，阿兰赛丽告诉他，大部分房客都在这个节日周末离开了纽约，还留在公寓里的只有两位，彼得·雅各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制作人，和1B房间的墨尼·盖林，服装设计师。彼得·雅各逊一如往常，下午1点从健身房回来后在自己的房间里呆到3点30分左右，然后出门去中心公园，一般要在晚上8点以后才回来。墨尼·盖林一贯行踪不定。 费格和阿兰赛丽上上下下反复两次搜遍了公寓的五个楼层和六楼的屋顶花园，用通用钥匙打开了所有的房门，只有一楼的1B房间无法打开，但还是不见伊琳·苏尔曼的踪影。在一楼1A房间苏尔曼夫人的办公套房里，费格注意到，通往里间卧室的门敞开着，卧室里的壁橱也敞开着，里面被翻得乱七八糟，这都不是伊琳的习惯。伊琳通常放在壁橱顶层的1万美元现金也不翼而飞。 杰夫·费格再次报警。很快，一辆警车停在了苏尔曼大厦门口。不久，19分署的三名值班侦探和紧急行动小组也相继到达。费格告诉警察，伊琳·苏尔曼个儿不高，红棕色头发，棕栗色的眼睛，戴一副红框眼镜。经公寓总管罗蒙·卡沙尔同意，警察强行打开了1B房间的门，粗粗搜查下来，里面除了两卷黑色电缆胶布外，没有任何令人感兴趣的发现。 警方一面扩大搜查的范围，一面开始向伊琳·苏尔曼周围的人们调查访谈。他们得知伊琳生于1916年，她的母亲来自希腊，父亲是意大利后裔。伊琳自幼家境贫寒，在嗜赌又嗜酒的父亲弃妻抛女之后，母亲带着她从新奥尔良来到纽约。母亲有一手漂亮的针线活儿，很快便在芭蕾舞团找到一份做服装的工作，并使女儿有机会学习芭蕾舞。伊琳从17岁开始登台演出，24岁时被观众中一位房地产商人沙缪尔·苏尔曼相中，次年便出嫁了。1945年，29岁的伊琳·苏尔曼告别舞台后随丈夫周游世界，并很快成为一名精明强干的女商人。1980年，沙缪尔·苏尔曼去世时，给伊琳留下了上千万的财产。除了这幢价值数百万美元、年进项十几万的苏尔曼大厦，她在夏威夷的产业价值88万美元，年进项7万左右，在新泽西州的房产约83万，此外她还有好几万的存款和100多万美元的各种证券。 苏尔曼大厦共有十多位工作人员，其房客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除前面提到的那位电视制作人外，还有医生、服装设计师、歌唱演员、室内乐队指挥及外国银行家等。 1998年4月初，一位自称艾娃的女人打来电话，说她正在为她的老板、服装设计师墨尼·盖林物色一处公寓，并说她是苏尔曼大厦食品供应商鲁迪·瓦卡的老朋友。伊琳·苏尔曼把电话转给主管招租事宜的凡列莉·麦勒奥。凡列莉告诉艾娃目前没有她想要的一室一厅套房，并问艾娃的电话号码以便日后联系。艾娃说：“我没有固定的电话号码，我现在在墨西哥，以后我再打电话给你。”
谎言织就的梦（3）
艾娃果然频频来电，每次都称是在不同的地方。5月底，当一位客人搬出后，艾娃终于如愿以偿地定下了一室一厅的1B房间。凡列莉告诉她月租6000美元，艾娃一口应承道钱不是问题，并讲定墨尼·盖林将于6月14日迁入。 6月的上半月，艾娃又先后三次来电话，打听大厦内有多少员工，各司何职，及其他房客的情况。 从墨尼·盖林搬进1B的第一天起，他诡秘的行踪就引起了人们的议论。他不允许工作人员到他的房间打扫、浇花，当他进出大厦时，总是蹑手蹑脚蹭着墙走，以躲开保安摄像探头。人们还不时发现他轻轻打开一条门缝，贴身站在那里似乎在偷听或监视。 伊琳·苏尔曼从不掩饰她对这位新房客的反感，碎嘴的老太太逢人便讲墨尼·盖林“贼头鼠脑地像只耗子”、“身上有一股监狱的气味”，是“不上档次的痞子”，甚至说“总感到墨尼在跟踪她”。警方后来在伊琳办公室的书桌上找到了她的日记，其中有几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