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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新的事态发展令“我们的事业”担忧，但是这个组织最底层的人却一直坚信“判决杀手”卡内瓦莱法官会最终扭转时机。因此，最高上诉法院在1992年1月所作的判决对雷依纳为其家族所设计的未来计划以及他在“我们的事业”内部的威望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这个证据最终证明了黑手党历史上最有权力的老板已经将这个组织变成了一个政治孤儿。
现在，霄依纳自身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正如调查法官圭多·罗·福特所解释的那样：“你在黑手党里是无法提交辞职书的。你只会被除掉。（对雷依纳和他的手下来说）目前这个情况就是要么接受他们就要被除掉的现实，要么试着在全体成员面前重申自己的权力。”雷依纳选择通过急剧升级“我们的事业”与意大利政府之间的冲突来重申自己的权力。黑手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影响政治进程，但却只剩下一种影响手段：暴力。只有在被轰炸之后，政府才会在那些对雷依纳及其同伙至关重要的事情上做出让步：大审判判决结果以及1982年通过的一项允许当局没收黑手党财富的法律。“为了谋取和平，我们必须发动战争”，有人听到雷依纳这样说。黑手党委员会对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早就作出了死刑判决，但是一直未付诸实施，但是在最高上诉法院作出宣判之后决定重新启动原来的谋杀计划。
在最高上诉法院作出历史性的决定之后的1992和1993年是整个西西里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时期。雷依纳与政府的对抗已升级为针对意大利大陆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恐怖主义爆炸运动。这次史无前例的军事行动以黑手党的惨败宣告结束，自墨索里尼以来黑手党组织的生存能力第一次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我们的事业”和意大利仍然承受着雷依纳失败的退休计划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卡帕奇爆炸之后
“维托，我的维托。我的天使。他们把你带走了。我再也不能吻你了。我再也不能拥抱你了。我再也不能抚摸你了。你是我一个人的。”
在为卡帕奇爆炸中的受害者举行的国葬上，维托·斯基法尼的身材娇小、脸色苍白的遗孀罗萨莉亚在痛哭哀号，发泄着自己的悲伤以及这座城市的愤怒。她的丈夫及其同僚安东尼奥·蒙蒂纳罗和罗科·迪·西路与法内科尔法官坐在一辆汽车上，车辆爆炸，他们和法内科尔一起全部被炸死。罗萨莉亚站在讲台上望着聚集的人群，在几家国家电视台的镜头前大声哭喊，“对于也站在这个教堂里的黑手党人，我有话要说。再次成为基督徒吧。为了巴勒莫这座被你们变成血城的城市，我请求你”。还没有等主教做完弥撒，死去警察的家属和同事就走过来阻止任何高官接近这五具棺材——“这些死去的人是我们的，不是他们的”，有人这样说。有人递给无法抑制哭泣的罗萨莉亚·斯基法尼一瓶水，她任由瓶子从其手指缝里滑落，摔在了地板上。罗萨莉亚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刚才的那一幕，她又一次向教堂里的会众们恳求：“黑手党人，我会原谅你们，但是你们必须跪下来祈祷。”她的话在新闻公告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播放。
意大利政治家们承受着难以抵制的道德压力，人人都想证明自己没有参与发生在卡帕奇的乔瓦尼·法内科尔谋杀案。葬礼几天之后，一些人冒着大雨聚集在了圣多梅尼科教堂前的大街上，他们望着不知姓名的同胞的哭泣的眼睛，一双双泪眼折射出了与他们同样的迫切的决心。于是，他们决心尽己之力做些事情将悲痛化为变革。在整个市中心，窗外挂满了喷着标语的床单：“法内科尔还活着。”“巴勒莫想要正义。”“把黑手党赶出政府。”“停止杀害这座城市的人民。”“床单委员会”成为众多反黑手党组织中一个基层组织。罗萨莉亚，斯基法尼的话——“黑手党：跪下”——被印在T恤衫上。谋杀案发生一个月后，一支声势浩大的人群队伍穿着印有该字样的衬衫走过这座城市。法内科尔房屋外面的一棵树变成了祭坛，挂满了鲜花、相片和字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内科尔生前住着的这条街道就是以“艾曼纽·诺塔巴托洛”的名字命名的。
更不可思议的是，在1992年7月19日，“我们的事业”用行动证明了意大利政府甚至连法内科尔的继任者保罗·博尔塞利诺也保护不了。炸死博尔塞利诺及其五名护卫的爆炸声在半个城外都能听见。博尔赛利诺遇害三天后，一名黑手党家族的少女丽塔·艾特亚从其位于罗马的藏匿处的阳台上跳下身亡，她是在父亲和哥哥被谋杀后开始向博尔塞利诺法官提供证据的。她的遗书只是说再也没有人能够保护她了。正如一名社会活动人士所说，在那个夏天巴勒莫就像是一部拙劣的血腥悲剧：“我们想从剧场里走出来，但是却发现被锁在了里面。”
尽管巴勒莫入十分惊恐，但许多人仍有反抗的决心。当时在众多静坐和游行中涌现出无数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其中有一个小男孩，他加入了从市中心到博尔塞利诺遇害地点的游行，身上挂着一个小的广告牌，前面写的是“我想和法内科尔一样优秀”，后面写的是“我想和博尔塞利诺一样优秀”。在短短几个月内，少数的善良民众将巴勒莫变成了自己的城市，并使很大一部分人相信了反黑手党事业的紧迫性。
两两里的局势是一个同家级的突发事件。七千军队被派到岛上接替了警察的日常职责，以便使警察能够加入对霄依纳及其杀手小组的大型追捕活动。没能保护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法官的执法官员们也被免职。那位经常与法内科尔发生口角的巴勒莫检察官办公室主任主动要求被调职。另一个人的行为则更加勇气可嘉，来自北部城市都灵的法官吉安·卡罗·卡塞利自愿接任巴勒莫的空缺职务，为反抗“我们的事业”注入了新的动力。几十人随后被捕。一项保护悔罪者的法律通过，使得他们可以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身份。法内科尔设计的两个新的国家反黑手党机构一一反黑手党调查局和国家反黑手党局——也开始运行。警察被赋予了通过使用模拟毒品交易或洗钱行为而打人黑手党内部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针对黑手党分子而制定的新的更为严格的监狱条件使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继续在幕后操纵他们的家族事务了。
但是，正如在黑手党历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些成功是自相矛盾的。似乎终于下定决心解决1992…1993年黑手党问题的政治体系实际上在腐败丑闻的热潮中融解。腐败丑闻开始于1992年2月，当时一个米兰的社会党政治家正试图将他收受的三千万里拉的贿赂金冲下马桶。调查官们揭露了一个连接商界、行政管理机构和政界的收受贿赂的体系之后，这种所谓的“洗手行动”开始迅速蔓延到其他的政党和城市。“党派民主”被推翻。截至1993年底，意大利议会里有三分之一的议员因为贪污而接受调查，而两个最大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党——一也不复存在。意大利人民带着一种怀疑和消遣的心情在电视上观看了一场革命的上演。
“我们的事业”内部的气氛——如果说一点也不具有革命性的话——其实也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君子们在最高上诉法院对大审判作出最终判决之后就预感到他们的前景，于是在卡帕奇惨案还没发生之前就到警察局自首。这样的事情在以前还从未发生过。雷依纳在谋杀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之后并没有显露出要转变战略的迹象，许多黑手党分子开始做污点证人。1973年，加斯帕雷·穆托洛由雷依纳介绍加入黑手党并成为一名主要的海洛因经销商。他于1992年10月向法官解释说“我们的事业”完全低估了身居司法部要职的法内科尔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正是最高上诉法院在1月份作出的判决导致了法内科尔和博尔塞利诺的被杀。法官们现在对雷依纳的思想动机有了清楚的认识。
一个为了躲避雷依纳报复而逃跑的黑手党分子所透露的信息直接导致了这位老板们的老板在1993年1月被捕。确定雷依纳的身份是个首要的问题：警察拥有的他的一张最近的照片还是他在1969年照的。被捕的黑手党分子巴尔杜乔·迪·马吉奥在宪兵对别墅的监视录像中辨认出了雷依纳的园丁、雷依纳的儿子和妻子。宪兵之所以监视这栋别墅是因为有一名黑手党委员会委员经常光顾此地。第二天早晨，当雷依纳坐在一辆不起眼的家庭轿车上离开别墅时，抓捕队已经准备妥当。在爱因斯坦广场的一个交通信号灯处，四个人扑上前去抓住了雷依纳和他的司机。雷依纳并没有反抗，脸上明显带着惊恐的神色，当被告知抓捕他的是宪兵而不是他的黑手党敌人时，脸上的惊恐神色才慢慢消失。就在雷依纳被抓的第二天，他的导师和教父卢西阿诺·莱焦因为心脏病发作死于撒丁岛的一座监狱里。
意大利人以前只听说过托托·雷依纳这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名字，现在终于将他的面貌公之于众。一本杂志将雷依纳带有棱角、下垂的眼睛作为封面，下面标题为：“魔鬼”。“矮子”在这张撒旦似的公众形象照上流露出怀疑的神色。当他与多玛索·布西达在法庭上当面对质时，雷依纳因为布西达在婚姻上不忠实而拒绝同布西达说话：“在我的小镇科莱奥内，我们过着道德的婚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