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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命某人为某职，这必须由吏部报上这样的任免方案，再由宰相报给皇帝批示同意，如果吏部不这样报，或者宰相不予转报，那就无法正式任命。
常务委员会制度的雏形也在隋文帝时发轫，由于三省六部制要求以部门而非个人名义上报和批复文件，便形成了部门常委会议决的形式。各部门的常务委员会一般由本部门的主要领导组成，比如六部由本部尚书、侍郎、郎中组成；尚书省由左右仆射和六部尚书组成，俗称八座。国家最高领导层则由三省长官作为宰相，加上副官一般有七八个人，一起在门下省的政事堂议事，组成最高一级常务委员会。常委会上每位常委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最终必须形成统一意见上报或下发，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行政决定机制从此也成为中国公共管理者最常规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以部门而不是以个人名义形成的集体决议权威极高，包括皇帝也难以对抗，极大地降低了个人（权臣）专权的概率。据传，上帝曾说：“要有光！”政事堂经研究决定“不批准”，于是就有了黑夜。
隋文帝草创了报批制和常务委员会制，但还算不上完善，在此后还会继续发展完善，不过这种行政决定的思维方式从此便深刻地融入了中国的公共管理科学之中。
为避免独裁专制和草率错误，隋文帝还设置了新的监督机制。门下省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监察作用，方式也极具中国特色。门下省居于皇帝—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部门这个行政审批链条的中间，如果认为下游上报的奏章不对，可以驳回，那如果认为上峰下发的草诏不对呢？当然也是驳回，还有个专门术语叫封还。一道合法的诏书不但要由皇帝发出，还必须由中书门下副署才有效，各部门才能依法执行，所以门下省堪称掌握了行政审批的咽喉。门下省内设四名中层干部称给事中，可以无条件封还圣旨，到明朝发展为六科给事中，派驻到六部实施更深入的行政监察，这个品级并不太高的官职日后会经常在历史舞台上扮演明星角色。隋文帝设门下省本意是限制各部门权力，但客观上也限制了皇权。中国皇帝宁愿自己牺牲一部分权力，以形成和士大夫之间的相对均势，这是通过让渡部分皇权来增强皇位稳固的一种权谋，但客观上也促进了行政体制的规范发展。
除门下省外，中国的行政体系一直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监察机构——御史台。汉晋的御史台主管察举人才，兼有监察职能，实际相当于现代的组织部。三省六部制察举人才的职能转移到了尚书吏部，御史台开始成为一个纯粹的监察机构。隋唐御史台的分量还不算特别重，后来宋明御史系统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将不亚于宰相甚至皇帝本人。
除了行政运行机制面目一新，这套官制还有一个隐藏的政治意义——军队公有化。以前太尉是可以和丞相分庭抗礼的重臣，现在兵权归于兵部，兵部尚书只是一个部门领导而非国家领导。军队的具体指挥仍依靠职业军人，但军队的人事、编制、后勤、装备等的大权则掌握在了兵部的文官手中，极大地加强了军队公有化。一支完全公有的正规军，比领主将军们拼凑在一起的私兵要强大、规范得多。
第二是地方官制问题。秦分为郡县两级，管理力度不够，汉朝增设州一级，但州一级的权力又太大，这个矛盾隋文帝如何去解决？
隋文帝首先尝试缩小州的范围。汉朝一州可辖上百个县，相当于周代一个诸侯国，隋朝一州只辖十余个县，便难以自立。但这样中央直管的州就太多了，于是设行台尚书省，管辖一大片地区。行省和中央的尚书省结构基本相同，长官为行台尚书令。这些行省都是中央暂时派驻在地方的执行机构，比一般的州郡更容易撤并，强调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理。为巩固宗室势力，第一批行台尚书令都是隋文帝自己的儿子。其中在并州（今山西太原）设河北道行台，晋王杨广为尚书令；在成都设西南道行台，蜀王杨秀为尚书令；在洛阳设河南道行台，秦王杨俊为尚书令。
开皇二年（582），宗室大将杨尚希出任河南道行台尚书省兵部尚书。经过一段时间的地方工作，杨尚希认为天下州郡过多，“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建议撤并州郡。隋文帝采纳意见，取消了郡一级，撤并了许多州，形成中央—行省—州—县的区划方式。但事实上，现在的州就相当于以前的郡，现在的行省又相当于以前的州。这一次地方行政改革其实没有太大实质性改变，唯一的效果就是相对降低了一级地方政府的独立权限。因为隋朝确实太短，所以未能在此问题上做出太大突破，唐宋两朝并未继承行省制度，元朝却重拾这个并不太成功的尝试，清朝至今又使用省，很容易给人一种传承千年的错觉，事实上隋文帝的地方官制变革算不上很成功。
第三是门阀世族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更本质，隋和秦很相似，又一次走到了人类社会文明形态飞跃的节点。六百年前那个用青铜铸就，如铁山般刚强的大秦帝国没能承受住社会大变革的巨大冲击，二世而亡，那么隋文帝呢？
应该说隋朝北方已经形成比较成功的公民社会，而隋朝建立的政治基础却是关陇门阀。杨忠本人算是关陇门阀的一员，但他并非西魏首批八柱国，只能算独孤信势力的一个分支，远远不够格当关陇门阀的总代表。只不过后来杨坚当了国丈，协调好了鲜卑贵族和汉族关陇门阀的关系，才得到共同认可，由他带领关陇门阀推翻了鲜卑贵族。但现在他们拥立的隋朝反而要来削减他们的世袭特权？这可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隋文帝一大著名历史功绩便是开创了科举制。其实关于第一次科举到底发生在隋文帝还是炀帝朝这个细节，史学界还有争论，但隋朝的基本国策是大力打造平民社会，抑制贵族特权则基本没有争议。科举制的原型是九品中正制，但九品中正制尚未形成平民入仕的良好机制，反而成为门阀打造家族势力的工具，历经多年曲折发展，至隋终于发展成比较成熟的科举制。
开皇三年（583），隋文帝下诏民间推举人才，称为举人。隋文帝刻意强调举人来自民间，不分门第，选拔标准是要有真才实干。举人是国家察举人才的盛事，人人都要尽忠负责，当选的直接授官。隋文帝规定每州每年“贡举”三人，入京再考试，根据成绩录用为官。后来隋文帝将“贡举”分为十科：“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这在精熟于应试教育的现代学子看来，似乎不那么规范。尤其那个“膂力骄壮”，怎么看都不像正规国家考试，后来隋炀帝设“明经”“进士”等科，进一步规范了这项国家考试，而“贡举”和“分科取士”便合称科举。
科举制开辟了一条平民入仕的道路，按隋文帝的设想，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平民源源不断地进入官僚队伍，逐步排挤门阀贵族，形成一个完全平民构成的职业文官政府。这种想法当然很好，但能实现吗？至少当时还不行。因为读书的成本很高，平民连买书都困难，脱产读书的机会成本更消耗不起，所以读书基本上还是贵族的专利，当权贵族更不会允许大量平民来抢位置。隋唐的科举基本上还是贵族内部的选拔竞赛，但至少明确了一种以才干而不以门第选士的公平竞争机制，终会发展成更公平的社会体制。
隋文帝大刀阔斧改革官制和人才选拔机制，尽管问题还很多，但在当时已经取得不错效果，国运日隆，现在就该去完成下一个目标——中华帝国的再次统一。
再造华夏的不世奇雄
从汉末算起，中国人民已经在浴血乱世中浸泡了近四百年，人们多么渴望有一个国家能重新统一华夏神州。
江南六朝一般不能指望，南方多丘陵，气候潮热，交通不便，人口稀疏，而且缺少马匹和铁矿，史上少有从南方统一北方的例子。而北方的鲜卑王朝摇摆于汉化和胡化之间，最终还是要胡化，实施民族差别管理，大家也不太愿意接受。这时隋朝出现了——一个北方的汉族王朝，大家再没理由拒绝了。
当时南方还有两个国家：陈朝和西梁。西梁是当初南梁被陈霸先篡位后，萧氏皇族建立的一个小国，后依次为西魏、北周和隋的附庸，首都在江陵（今湖北江陵）。北朝一直将这个小国作为与南朝的战略缓冲，让它保持独立政权。现在隋文帝要统一天下，就不再需要这种国中国了。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隋廷直接宣梁后主萧琮入朝，封为莒国公，当做闲人养起来，原梁国地区改制为州县。
而陈朝的实力就要强得多，须调大兵讨伐。隋文帝即位初，隋陈双方就沿江淮布防，形成战略对峙。首先进攻的竟然是陈。开皇元年（581）九月，陈朝右卫将军萧摩诃出兵淮南，将军周罗睺攻取战略要地胡墅（今江苏六合）。隋以尚书左仆射高颎节度诸军，上柱国长孙览、元景山为行军元帅南征。隋军水陆两路皆占优势，陈宣帝又在这个关键时刻驾崩，陈朝连忙归还攻占的土地，低声求和。隋文帝以“不伐丧”为由允和。有些人认为隋文帝很无聊，其实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隋文帝早已决心一统，重建正规的中华帝国，所以要遵守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给天下人做表率。当然，另一方面是时机还不够成熟，北方的突厥还不稳定。
接下来几年，隋军每到江南农忙时就大举集结，做出南征姿态。陈朝人口少，只好让精壮男丁荒废农时应征入伍，这时隋军又不来了。几年下来，陈朝经济大受影响。隋廷则在襄州（即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襄城区）设山南行省，秦王杨俊任尚书令；在寿春（今安徽寿县）设淮南行省，晋王杨广任尚书令；蜀王杨秀继续任西南道行台尚书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