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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了。
我在中国的这些日子里，心情十分沉重。我的心飞回了祖国，与誓死捍卫祖国的同志们在一起。但是我要在中国继续完成我的任务。
1941年夏季，前线形势变得极为困难。明斯克陷落了，敌人占领了斯摩棱斯克，一直逼到了莫斯科城下，德军围困了列宁格勒，攻陷了基辅。
日本出兵的危险性也在不断增加。看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不会放过任何入侵我国远东地区的有利时机的。但就在快入秋时，新的征兆出现了：日本准备向南进攻，矛头对准了美国。
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不断地传到莫斯科，但是，在我们自己的情报来源中，还未得到完全可靠的证实。日本从背后攻进我远东地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初秋，日本人准备向美国开战的企图已经十分明显，这就使最高统帅部在莫斯科战役最艰难的日子里，有可能从远东抽出部分战斗师来保卫莫斯科。
不久，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
2
1942年3月初，我回到了莫斯科。
啊，莫斯科。1918年就是在这里，在红军第一期莫斯科军事教官训练班里，决定了我终生的使命。
刚到训练班，不用说，我还不能马上适应制度严格的军队生活。
“起床！”
值班员扯着嗓子大喊。他的喊声把我们从清晨香甜的睡梦中惊醒。大家像被开水浇了似地跳了起来。两、三分钟后，学员们列队集合。然后是早操，洗漱，早点名，然后又是集合。不管干什么都要列队进行：去餐厅，上课堂，到野外，去射击场和练兵场，无一例外。在队列中，必需步伐一致，左右看齐。
战术，射击训练，操枪动作，白刃战——从起床到熄灯，一切训练项目都按照军队作战强度进行。学员不同于士兵，他们肩负双重任务。你想当个指挥员吗？那么就要忍耐，就要锻炼。要使你自己能经受住任何严峻的考验。
训练我们的是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应该说，他们教学的态度还是勤勉的。
“刺杀！枪托击！不对，箭步！突刺！收枪！前进！后退！掩蔽！”
这样连续要做10—15遍，然后，还要连续跃进，一直练到你的双脚都站不稳为止。大概，教官们有意给我们加大训练量，过于严厉地要求我们，是想考验我们当红军指挥员的决心。但这些丝毫没有使我产生畏难情绪，相反，我还希望经受更多的考验，检查一下自己是否能够得上一个红军指挥员。因为我知道，我们面临的将是与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白匪军官和士兵、与外来的武装干涉者进行战斗。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缺少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就去打仗，那只能是去送死……
每星期日，我们每人发15颗子弹，以防万一，然后，带上乐队，沿着莫斯科的大街“行军”。我们从列福尔托沃开始，沿着萨多沃耶环路、米亚斯尼茨基大街和特韦尔大街前进。走20公里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因为每个学员一日的口粮只有1俄磅。但是，大家在行进时精神饱满，歌声嘹亮。因为我们都知道，这种“行军”的目的，是让居民们、朋友们和敌人们都知道：苏维埃政权有可靠的、忠诚的部队，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对反革命的进攻给予必要的反击。
1918年7月2日早晨，我们从野外作业地被紧急召回营区，我们受命整装待发，接着，就列队到室内运动场上参加集会。那里是我们的食堂。我们来到场地时，看到饭桌已被撤走，前边摆着一个讲台，大厅里挤满了红军志愿兵，所有人都在热切地等待着什么。
突然，室内运动场的大门打开了，一个个子不高的人快步向讲台走去。立刻从讲台那边传来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声音就象撞到了石头墙上，又以更大的能量反射回来一样，紧接着整个大厅响起热烈的呼喊声：
“列宁！列宁！”
呼喊声连成一片，变为愈来愈强烈的轰鸣声。
“列宁同志万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迅速地登上讲台，他举起手，请大家安静。我觉得，他似乎很急没有时间等待这阵喧哗声停下来。大家渐渐地安静了下来。
“同志们……”
他的话里充满信任，似乎这不是伟大领袖开始演讲，而是继续他被打断的谈话，就象在忠诚的老朋友中间大声地谈论着人们关心和思索的问题。是啊！在大厅里的人都是他可信赖的忠实的朋友。大概，他的伟大正是表现在这里，他的每一个姿势，每一句话，都使人们靠拢他，然后开始平等的谈话。他使人们把为苏维埃国家各民族的命运而斗争、为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而斗争，当成自己的崇高责任。在结束时，他这样说：我们一定会胜利，“如果劳动人民的先锋队、红军能牢牢记住：他们代表着并且捍卫着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的利益的话。”①
①《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7卷469—470页。
当我听列宁讲话时，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用语言恐怕是难以表达的。我只能说，我用整个身心在听，全神贯注地看，除了列宁，我谁也没看见。他的话象警钟一样在我的耳边回响，它号召我们去建立功勋，去忘我奋斗。由于激动，我感到胸中紧缩、呼吸急促。
列宁在讲话中提到不久前的一段事，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在芬兰时听说，一个芬兰老农妇在月台上看见红军战士时说，过去很多人，其中包括她，害怕到地主的树林里去拾柴火，因为地主派人带枪看守着林子。而现在，世道变了，到树林去不仅没有危险，而且还有人保护她、帮助她。
在雷鸣般的掌声和“乌拉”的欢呼声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结束了讲话。他很快离开了讲台，迈步向门口走去。在门口，他停了一下，向我们转过身来，笑了笑，挥了挥手。
列宁同志走了，可学员们迟迟没有离开室内运动场。大家回味着列宁的每一句话。记得我当时就下了决心：如果需要，我将一辈子不放下手中的枪。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卫劳动人民……
7月初，我们被调到了莫斯科附近的兵营——谢列布里亚内松树林里，我们在这里进行野外作业。严禁请假外出。
7月6日，天还没亮，就响起了战斗警报。学员们立即起床，集合。每人发了60颗子弹。斯维尔德洛夫同志的代表来到军营。训练班政委马斯连尼科夫在队前宣布，在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发动了反革命暴乱。他们妄图破坏与德国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社会革命党人杀害了德国大使米尔巴赫。暴动者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拘禁了苏维埃政府的一些成员，其中有捷尔任斯基同志。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司令部设在三圣徒巷。政委马斯连尼科夫说，列宁亲自领导这次镇压暴乱的斗争。瓦采蒂斯同志指挥部队……。政委宣读了列宁同志的命令：训练班和拉脱维亚部队一起占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司令部，平息暴动。
过了一会，支队在政委带领下向莫斯科进发。我们连队由学员连连长（旧军官安德列耶夫）指挥。我随学员连1排前进。指挥这个排的是莫斯科人波列塔耶夫。他选择了一条通往三圣徒巷最近的路。
我们排配属了1门3英寸口径炮，炮手们用双手推着炮前进。我们采取短距离跃进方式沿着墙边向前运动。接近三圣徒巷时，敌人的机枪响了，一个横穿街道的学员中弹倒下了。
作为对敌人机枪火力的回答，我们的大炮开火了。一声，两声……，但我没听见第三声。大炮就在跟前，看来我被震聋了。耳朵里嗡嗡作响，外界的声音什么也听不见。我只看见同志们手中的枪在颤动，炮身管里卷出一股股火药的烟雾，这说明我们正在进行射击。同志们张着嘴向前跑去，这就是说，已经开始冲锋了。大家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努力使自己不落在同志们的后面。
小巷深处的地面上，冒出一股股闪着火光的浓烟。这是炮弹在爆炸。烟雾愈来愈大，这说明，不仅是我们排的火炮向这里送来小礼品。大地在脚下颤抖着，愈颤愈烈。火炮向敌人齐射。学员们和拉脱维亚的射手们从左边和右边向毗邻的街上冲去。
当我们跑近敌司令部的大楼时，射击停止了。浓烟由楼房的窗子里滚滚而出，所有的玻璃全打碎了。暴乱者举着双手从大门走了出来。大部分叛乱参加者被拘捕。我们仅仅减员了一个同志。
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因为在莫斯科没有一个人支持左派社会革命党。第二天，莫斯科和莫斯科人又同往常一样地生活、工作，就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7月9日，训练班的全体学员为死去的战友（很遗憾，我把他的名字忘了）送葬。我们把他埋葬在万民圣灵墓地。
当我们在哀乐声中一起把棺材放进墓穴时，枪声齐鸣，我们向战友致告别礼。这时，我好象又感受到了我们冒着机枪火力向叛乱者进攻时的那种紧张情景。
在敌人的机枪火力下锻炼一下，学员们——未来的年青指挥员们——仿佛一下子长大成人了。大家学到了平时学不到的东西。
8月31日夜间，又传来了命令：
“取枪！”
值班员的声调显然在说明，这不是平常的演习警报。
我跳向枪架，抓起我的步枪，放在床位旁，开始穿衣服。
“领子弹！”值班员命令道。
在黑暗中，我们整好队，点了名。然后被分成组，并分别被带开。
我和其他7个学员坐上了汽车。我们这个组由两名契卡人员指挥。他们中的一个人与司机并排坐，另一个和我们一起坐在车厢里。汽车开始后，坐在车厢里的肃反工作者说：
“今天有人谋杀列宁同志。”
我们的心一下子抽紧了。
“在哪儿？是谁干的？怎么回事？列宁还活着吗？”许多问题在脑海里翻滚，但没敢提出来。
“列宁还活着。”他好象回答我们的问题似的说道。他接下去说明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我们去反革命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