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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满天下，谤满天下， 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寥寥数十字，却以“曲笔”手法入木三 分地刻画出了戴笠一生的特点。满座名流也无不欣然赞赏这副不吹不捧、不 卑不亢的挽联，也无不叹服章士钊的点石成金之笔。就连陈立夫、张群也频 频点头，一致认可。这副对联写出后，很快被社会各界的许多人推为是很能 切合戴笠身份的名联，一时传为佳作。即使军统特务们也都在私下认为章士 钊不愧为大手笔，写得确如其人，因而争相传颂。自公祭活动以来，仅各地 军统搜集的挽联就达 5000 多副。
上午 9 时，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的军服，在大批文武大员的陪同下，由 南京中山路 357 号军统办事处内的戴笠灵堂，亲自护送戴笠灵柩至钟山灵谷 寺志公殿。送葬队伍一律素衣白马，由陆军第五十一师师长邱维连为指挥官。 蒋介石在葬礼上含泪亲读长篇祭文，痛感“唯君之死不可补偿！”深表哀悼。 当天，国民党报纸报道：“南京万人空巷，痛哭戴将军”。
时隔两月，正当美国特使马歇尔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内战开始全面爆发时，蒋介石与宋美龄却突然抽出 时间，乘车到灵谷寺志公殿凭吊戴笠。蒋介石进入灵堂后，立即把头上的草 帽摘下，面对戴笠的遗像默默地凝视着，许久不出一声。这时，虽然没有第 二个人知道蒋面对戴笠遗照时内心的真正想法，但可以想象，蒋的内心感情 一定是不平静的。其实，蒋在这个时候来凭吊戴笠绝不是偶然的。蒋在很长 的政治生涯中依靠以戴笠为代表的特务统治度过难关，每当一个重大事件来 临，或形势发生转折时，戴笠总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及时提供准确的情 报，以便使蒋做出切实的应变措施。现在没有了戴笠，谁再为他做这一切呢？ 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在失去之后，才显出它的重要性。在蒋、戴关系方面， 亦是如此。在戴笠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由于戴的权力和野心太大，也由于蒋 的猜忌和戒备心太重，蒋、戴斗法高招迭出，高潮迭起。蒋在思想深处渐渐 认定戴是对手，而不是助手，防戴的意识也更甚于用戴的意识，正是在这种 情绪的支配下，过去 10 余年中蒋、戴之间形成的那种密切的依赖感和信任感 受到严重破坏，戴作为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也几乎不复存在。戴笠在蒋心目 中的重要性是出于戴对蒋的威胁，而不是出于戴对蒋的贡献。戴笠死后，蒋 统治地位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完全解除后，蒋又重新深切地感受到戴的重要 性，每当想到这些，蒋心中总要隐隐升起一种歉疚和愧意。戴终身为蒋效尽 犬马之劳，却在恐惧不安和失望挣扎中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戴之死，虽 然死于飞机失事，但如果不是蒋迭电逼他兼程赶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会议， 也许他不会遇此“奇祸”。因此，戴之死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蒋之逼迫而成的， 这一点，蒋心中是多少有数的。正是出于这种补偿或报答心理，蒋对戴的后 事是办得不差的。并且，蒋还决定亲自帮戴笠选一处风水绝佳的安葬地点， 以荫庇其后人。凭吊完毕，蒋和宋美龄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向灵谷寺后山走去。因 宋美龄的高跟鞋不适于走崎岖山道，蒋只得对毛人风说，过几天再来看看。 果然，蒋这次走后仅半个月，又一个人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再次从灵 谷寺后山山顶到烈士公墓山顶转过一番，再顺道下山。选准前面有一个小水 塘的所在，对毛人凤说：“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将来安葬 时要取子午向。”接着指使毛人凤要找人看看什么时间下葬最适宜，然后再 报告他。做完这些，蒋在骄阳之下已是满头大汗。其对戴的一片爱抚关切之 情，令在场的军统特务们无不感激涕零。沈醉后来请风水先生去看，果然称 赞这处地方是好风水，子午向亦是好取向，其对后人的好处似乎也是不必说 的。1947 年 3 月 17 日，保密局在新落成的洪公祠新楼大礼堂隆重召开了戴 笠逝世 1 周年纪念会。然后选了吉日安葬戴笠。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戴笠墓 碑书写了“故戴笠中将之墓”几个大字，毛人凤请章士钊撰写的墓志铭刻在 碑阴。安葬时，蒋介石亲派陈布雷代表他去致祭。国民党在宁的许多军政大 员也都由毛人凤邀请参加葬礼，毛人凤与沈醉先商定，戴笠的棺木入穴后， 用水泥炭渣搅拌灌注，将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一个整体，以防风云不测。
军统大斗法
戴笠在世时，由于深得蒋介石的宠爱，可谓一花独秀。戴笠死讯被证实 后，军统局内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立即上演。毛人凤无形中组成了“浙江派” 首领，郑介民也来了个“广东派”，唐纵则来了个“湖南派”，彼此勾心斗 角，均想把军统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毛人凤在军统内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诸元老，也比不上他的 副主任秘书张严佛。“西安事变”以前，他还没有参加军统，只是在陕西省 某县县政府当秘书。以后由他的弟弟毛万里把他介绍给戴笠。他先在汉口禁 烟督察处密查组工作，“八·一三”上海抗战时调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当秘书。 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后，他才到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平日 工作非常卖力气，他最大的长处是能保密，加上态度温和，做事勤勤恳恳， 因而逐渐地一步步得到了戴笠的信任，成为戴的左右手。到了抗战末期，戴 笠对他的信任已超过郑介民、唐纵和潘其武，每次外出，整个军统工作几乎 全部交给他，而名义上却请郑介民代为负责。郑本身兼职很多，也很了解戴 的个性，对军统工作和人事、经费等一向不愿多加过问。戴出门期间，郑虽 然也抽出一些时间去军统局办公，但只是在毛人凤拟好的文件上批上一个“照 办”或“可”，极少更改毛的意见，因此郑、毛相处很好。唐纵为人拘谨， 事必躬亲。他在军统局办公期间，对军统的人事、经费虽不过问，在工作方 面却常与毛人凤有不同的意见。1944 年以后，蒋介石也看中了毛人凤，戴笠 出门时，便经常找他去询问情况，他总是对答如流。
戴笠死后，毛人凤生怕局长由唐纵代理，便向蒋介石说，军统大部高级人员对郑很好，和唐的关系比较疏远。蒋介石便听从了毛的意见，把唐纵挤 了出去。郑介民这时正在北平任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执行蒋介石 交给他的对付中共的任务，无暇兼顾保密局的工作。毛人凤便利用这一机会 极力扩充个人势力，逐渐把郑介民在该局的关系削弱，并找郑的缺点进行攻 击。保密局没有成立前，军统 3 派先在瓜分军统财产和戴笠的遗产方面进行了一次争夺，虽弄得丑态百出，仍互不相让。 先是为了分洋房汽车。郑介民把戴笠在上海林森路的 1 所大洋房要去之后，毛、唐两人各争 1 所小的。美国特务机关送给戴笠 4 辆新式小汽车，原来准备送 1 辆给蒋介石外，3 人各得 1 辆。以后何应钦知道，要去 1 辆，剩下 2 辆。郑、毛两人便各要 1 辆，而要总务处长沈醉去向唐纵说明情况，请 他在原有的旧一点的和接受汉奸的所有好车中挑 1 辆，弄得唐满肚子不高 兴。正在这时，又插进一个姓胡的特务来大吵大闹。胡氏参加军统后，虽然 只当过息烽训练班和衡阳查缉干部班的副主任，却要凭他过去在蒋介石身边 当秘书时帮助过戴笠这一点，硬想挤在郑、毛、唐 3 人中平分秋色。因为没 有人理他，有次便借酒装疯，跑到军统局要打唐纵和毛人凤，被沈醉阻挡以 后，竟大耍无赖，倒在地上不起来。毛人凤没有办法，只好也分给他 1 座洋 房、1 部汽车。这一来，不少人都想效尤，经常有为争夺东西而吵得一塌糊 涂的情况发生。
戴笠摔死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人民都渴望能真正走上全国 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对军统局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 务机关，都希望能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早日撤销。
国民党内部也有一些人提出裁减军统的意见。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在反 共反人民方面与军统目标相同、意见一致，但是对军统和戴笠的种种做法非 常厌恶，或在本身利害方面与军统有冲突。戴笠在世时，由于戴为蒋介石所 宠爱，大家都畏惧他几分，有意见也不敢提或不好提。戴笠死后，这些人便 想趁机报复或分赃。他们决不是和全国人民一样真正想撤销这个特务机关， 而是各有各的打算和目的。例如，对军统反对最力的陈诚，是想裁减军统之 后，扩大他自己的特务系统，希望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张振国能把军统部分机 构和人员接收过去。而陈立夫、陈果夫等 CC 派首脑，则想趁机打垮军统扩大 中统特务组织，加强中统职权。孔祥熙在当时也表示过军统不应再拥有和过 去一样庞大的组织和巨额的开支，这是由于戴笠杀过给他弄钱的心腹林世 良。至于过去复兴社中的一些太保之流如邓文仪、康泽、贺衷寒等人，则是 想由目己来分掌特务组织，扩充个人势力，所以也跟着叫喊缩减军统。大员 中，只有宋子文、胡宗南表示支持军统，蒋介石为了应付内外舆论和反共反 人民的需要，决定将这一特务组织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军统”名号将不 复存在“军统”。
“军统”为蒋介石的两个主要特务组织之一，它是以“军方”黄埔系为 基础的。它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成立于 1938年 8 月。这个系统的特务，实际上早在蒋介石上台执政之时即已开始了活动。1927 年“四·一二”政变后不久，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他的侍从副 官胡靖安（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六期入伍生政治部主任）在上海纠集了 一批黄埔军校的学生，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