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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革命军在面对敌人大兵压境时，采取袭扰、游击等战术，还是有准备，有基础，并有着不少有利条件的。
而使用的地雷就更简单了，就是埋在地里的手榴弹，火环用绳子牵远，由人来控制。尽管这对操纵者有些危险，但占着林密草深的便宜，又有战友在不远处掩护，脱身倒也不算特别困难。
尽管这样的地雷没埋多少，但对于清军来说却是极有威慑力的武器，他们当然不知道革命军所埋地雷的数量，也就只好加倍小心，行进迟缓了。
…………
黑洞洞的枪口慢慢从草丛中伸了出来，随着清军的行进缓缓移动着。四倍的瞄准镜后，是阿猫眯起的眼睛。
狙击的技术在不知不觉中又进步了，尽管在实战中还没有什么轰动性的战果，但他杀的人却已经很多。他可能还没意识到的这些长进，可他的眼力，他的计算，他的稳定，他的调整……五百多米的距离，已经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绩。
有价值的目标，小虾米现在已经不是阿猫所能满足的。他和十几名精挑细选出来的神枪手。在琼州不仅有幸得到了陈文强的指点和训练，更因为陈文强的安排，在革命军中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平常的战斗不需要他们参加，更不会象普通士兵那样上阵冲杀。甚至在行动上也有很大的自由度，不必接受军官过于细致的命令。
当然，这不是无组织、无纪律，而是在相对宽松的条件下，最大地挥狙击手的能动性。
阿猫一动不动。甚至能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跳，能闻到野草的清新气味，甚至大地喘息的气息。他隐蔽得很好，头上、身上是树枝和草，枪上也缠了布条，与山野几乎混成一体，在这么远的距离根本无法分辨出区别。
何锡番，这个骑在马上，佩戴手枪和军刀的家伙，吸引了阿猫的注意。他缓缓移动着枪口。终于等到了一击必杀的时机。
慢慢地拉动枪机，枪身轻快地向后一顿，子弹已经离膛而出，在敌人听到枪声之前，马上的何锡番象被重拳猛击了一下，颓然栽落。血块和泡沫从他的口中涌出，子弹打进了他的胸口，搅碎了无数肺泡，他已经说不出话，很快便会被死亡吞噬。
枪声猛烈起来。子弹在空中乱飞，出尖啸之声。清军没有现袭击者，但可以肯定袭击者就在周围。但泄愤式的报复并不能对已经隐蔽起来的阿猫有丝毫的损伤。
……………
完全陌生的环境，完全陌生的战术打法。令新军极不适应，令巡防军胆战心寒。
占领了吗？推进了吗？在大队人马过后，为什么还有敌人在袭击、骚扰？信使、通讯兵被截杀，辎重运输遭到伏击破坏，军官接连被冷枪打死打伤……
新军营管带何锡番阵亡，辎重营管带阮荣重伤；巡防军中路统领王正雅阵亡。阿迷巡防军统领方宏纶重伤。其余管带以下的官兵，死伤近百。
接连“克复”通海、石屏后，清军停止了前进。战损从人员数量上来看，是很小的；但从人员职级来分析，则是令人心惊的。因为所谓的克复，并没有经过什么激烈的战斗，而是革命军主动让出的。而就是这种武装游行式的占领，却已经死伤了多名中高级军官。
“地形地势复杂，山多林密，乱党有神枪手，擅长隐蔽偷袭，我军却并不熟悉这种冷枪刺杀。”标统张景良皱着眉头，有些苦恼地摸着下巴。
“骑在马上，腰挎指挥刀，任谁都知道是个官儿。”标统杨开甲叹了口气，说道：“铁良怎么死的？乱党中有陈胜这样的高手，还能培养不出更多的神枪手？辅之以密林草丛，几百米外冷枪刺杀，防不胜防啊！”
真正现代意义的狙击手初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时德军挑选士兵组成自由行动的狙击手，他们大多具有猎人和护林员的背景，对东西两线的英法军队和俄军造成了重大杀伤。
而关于狙击手的起源，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义勇军的一位夏普少校现，子弹如果用鹿油包裹，不但能够方便装填，还能提高射程与精度。他带领一支独立机动的枪手队伍，以不可思议的远距离精确射击，射杀了许多英军高级军官，多次以极小的代价换得极大的胜利。于是，人们将射击精准又冷静沉稳的射手称为夏普射手（sharpshooter）。
另一种说法是，狙击手sniper这一名称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军中出现，意指从隐蔽工事射击的人，后来人们常常把经过专门训练，掌握精确射击、伪装和侦察技能的射手称为狙击手。
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狙击”或“狙击手”这样名词的准确定义，除了陈文强外，在张景良等人的口中，也就成了冷枪刺杀或暗杀。
“军心似乎有所浮动。”张景良抬头看着杨开甲，不太确定地说道：“是气候环境不适应，还是乱党的宣传起了作用？”
杨开甲沉吟了一下，模棱两可地说道：“两者或许都有吧？反正，我也是不想埋骨异乡。”
虽然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都建立较早，似乎可以成为南北新军的样板。尽管两者之间有共同点，但还是存有很大差异的。
就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的军官文化素质来比较。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湖北新军的军官主要是由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和回国的军事留学生担任；北洋新军的军官虽然有科举出身与行伍出身者，但大多数也是武备学堂出身。
至于士兵，张之洞与袁世凯的要求则不尽相同。袁世凯在其《练兵要则》中关于挑选士兵的标准是：“身长限四尺八寸以上，力大限一百斤以外。每一时行走二十里以外，年自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主要是针对身体上的要求，因此“士兵多不识字”。
张之洞则比较重视士兵的文化素质。他认为，西方军队“自将及弁。无人不读书；自弁及兵，无人不识字，无人不明算，无人不习体操，无人不解绘图”。因而他的《湖北练兵要义》第一条就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在一次秋操大典之后，时人对两军的评价是：北洋新军“以勇气胜”，湖北新军“以学问胜”。
再从对军队的控制来看，则北洋新军的私人化程度远过于湖北新军。袁世凯在《练兵要则》中虽然要求“士卒须以忠国爱民为务”，但他规定将弁教训士兵的宗旨除“忠国、爱民”两条外，还有两条是“亲上、死长”。所以。北洋军“兵为将有”的私人化程度较之湘、淮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反观张之洞，虽然在湖北多年苦心经营而练就了一支可观的湖北新军，这对他在晚清政坛的地位当然也有一些影响，但这种影响如同他所办的企业与学堂等方面的影响一样，只不过是他的全部新政事业的一个方面，而且绝不是关键的。所以，张之洞对于湖北新军的控制也远没有袁世凯那么紧。
而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所受清廷控制则比较松弛，张之洞等湖北当权派虽然也注意防范革命者潜入新军，但为了不致引起朝廷指责和干预湖北事务。他们对党人的活动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加之张之洞毕竟不是军阀型人物，并未孜孜于将湖北新军建成一种私家武装。
当时，湖北新军各标营大多驻扎在武昌城内及城郊。而武汉三镇作为现代都会所带来的新的思想文化信息可以迅传递到军营内部，这与袁世凯的北洋六镇驻扎乡村大不相同。
既识字、有文化。管制又松，又容易接受新思想……凡此种种，使得湖北新军成为清末革命运动的一个良好温床，也就不足为怪了。
而张景良的担心在此时也不无道理，就在两月前，刚生了轰动全国的“丙午日知会谋反案”。 刘静庵、李亚东等日知会骨干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逮捕下狱。但日知会建立于一九零五年，主要在新军、学生与会党中开展革命活动。骨干被捕，谁知道有多少漏网之鱼还潜在军中？
对于军中革命党人的担心是一方面，还有对革命军战术的不适应，水土不服造成的士兵伤病，都是湖北新军不愿再继续深入滇南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是对巡防军的鄙视和不信任，以及在已获的情报中所得知的革命军的装备和战力。
湖北新军总共是一协人马，战斗人员不过五千，虽然有上万的巡防军配合，却更令人不敢放心。
后世有这样一句话说得精僻：不怕猪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巡防军是个什么德行，有多少战力，湖北新军还是比较了解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单独行动，比如担任侧翼、后翼掩护，你不怕巡防军溃败被革命军包围？如果混编作战，巡防军攻则无力，守则不坚，只能是摇旗呐喊的角色。甚至自相惊扰，反倒乱了湖北新军的阵脚。
比如此番“克复”石屏吧，上万巡防军竟然不敢单组一路，非要湖北新军两个标分开给他们壮胆。
兵分则势弱。张景良和杨开甲都在湖北武备学堂深造过，也去日本学过军事，这点军事上的道理岂能不懂？带着这群累赘，粮草物资消耗得不少，真打起仗来却让人心里没底。
“越是南下，物资补给线越长，被乱党切断的可能性就越大。”张景良看着地图，不无顾虑地说道：“靠巡防军保障运输线，实在令人难以放心。乱党主动退却，目的或许也是在此。情报显示，乱党不仅作战勇猛，且有数量不少的机关枪。若是对阵厮杀，胜负尚在两可之间。”
“肯定有阴谋。”杨开甲点头赞同道：“这可不是普通的民乱，更不是萍浏醴暴乱的那伙江湖会党可比。总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