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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奉表到天台（今浙江台州天台县）请鲁王朱以海北上监国。
授翰林修撰。后清军破杭州，张煌言随鲁王逃至浙闽沿海，入据舟山。
顺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五月。
大清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乘虚突破钱塘江，绍兴、杭州、义乌、金华等城相继失守。
南明宗室乐安郡王、楚亲王、晋平郡王在金华殉国。
鲁王则在石浦守将张名振护卫下自台州出海到达舟山。
张煌言随即赶回鄞县故里，与老父、继母、妻儿子女诀别，追随鲁王一行至舟山。
但舟山总兵、隆武帝所封肃虏侯黄斌卿却拒绝接纳，鲁王只得逃往福建长垣。
不久，鲁王去厦门，张名振留舟山待机。
张煌言与张名振待局势稍定后，重返浙东与舟山地区，组织招募义军。
而张煌言被鲁王加授右佥都御史之官职。
顺治四年（永历元年、1647年）。
清苏松提督吴胜兆欲在苏州反正，起事前联络定西侯张名振支持。
张煌言劝张名振援吴胜兆，张名振遂命张煌言为监军，徐孚远副之。
于四月六日自岑江（即浙江舟山岑港）出发。
不料四月十三日在崇明岛外遇风暴而大败。
总督浙直水师户部左侍郎沈廷扬、总兵蔡聪（黄斌卿之妻舅）等将领十余人上岸后被清军俘获，于七月三日就义。
而张煌言也因飓风吹翻船舶，陷入清军之手七天，找到机会逃出到了海上。
在途经黄岩时，又被追赶的清军包围并以箭射之。
张煌言率领数骑突出包围，自此他更加努力练习骑射。
并在浙东招募集结义军于上虞县平冈寨屯田拒守。
其时，当地的多个山寨经常劫掠民众，唯独张煌言与王翊让他们的部下不要扰民，深得民众拥护。
顺治八年（永历五年、1651年）七月。
清将张天禄出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分水关，马进宝出台州海门，闽浙总督陈锦全军出定海，分路进攻舟山。
张名振、张煌言等奉鲁王入海出兵吴淞，牵制清军主力。
大学士张肯堂、安洋将军刘世勋、荡北伯阮进、左都督张名扬等留守。
此役舟山军民死难者达18000人，合葬定海城北龙峰山下。
事后，清将自承：“我军南下，江阴、泾县、舟山三城，最不易攻。”
顺治十年（永历七年、1653年）八月。
张名振和监军兵部侍郎张煌言带领五六百艘战船向北进发，来到长江口的崇明一带沙洲。
崇明城中的清军兵力有限，不敢出战，被围长达八个月。
明军以崇明和附近沙洲为基地，如清方一分档案中所说：
“筑圩耕种，近城十里之外，贼众充斥。百姓菜色相望，饥馑难支。为我用者恹恹待毙，为贼用者欣欣向荣。”
崇明产米之乡皆在平洋山前东、西阜沙，今被贼踞。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1654年），张军三次进入长江作战，这就是有名的三入长江之役。
顺治十二年（永历九年、1655年），张名振与张煌言合兵三入长江，抵燕子矶，因兵力单弱，无功而返。
乃会同郑成功部甘辉、陈六御等收复舟山，张名振缟素入城，遍觅母尸，哀动三军。
第720章 民族脊梁
岁末，张名振猝死。死前曾言：
“吾于君母恩俱未报，若母尸不获，毋收吾骸。”
言毕起坐，击床而逝，死不瞑目，犹凛凛有生气。
后葬于普陀勾山南岙村。张名振原本遗嘱由张煌言统领其军。
而郑成功却下令由陈六御接掌。
次年清军再度占领舟山，陈六御阵亡。
在将士的推戴下张煌言成为原鲁监国系统军队的主要领袖，继续同郑成功联合作战。
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二年、1658年），永历帝封郑成功为延平郡王，张煌言为兵部左侍郎。
同年清军进至云贵，郑成功、张煌言进军浙江，攻克乐清（今浙江温州乐清）、宁海（今浙江宁波宁海县）等地。
在羊山遇台风，损失巨舰百余艘，漂没战士八千余人，被迫撤回厦门。
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张煌言与郑成功一起，为牵制大举向云贵地区进攻的清军，再次率义军入长江作战。
先是，义军抵达并占领崇明。张煌言对郑成功建议：
“崇明，江、海门户”，宜先将义军“定营于此”，
稍事休整，务使义军“进退有所据”。
但郑成功未听从。当时，驻防长江的清军，在瓜洲金、焦二山间横上拦江铁索（俗称“滚江龙”），且在沿江两岸遍置西洋大炮，防守颇为坚固。
张煌言却率义军乘十七条船机警巧妙地破坏了江防防线，在后援的郑军配合下，“翦江而渡”，于六月一举攻占瓜洲。
攻克瓜洲后，张煌言又向郑成功建议全力攻取镇江。
然郑成功顾虑驻守江宁（南京）的清军将赶往支援。
张煌言则主张可先派一支舟师水军，佯攻直捣江宁北门，即观音门，这样“南京清军自不暇出援”。
同时，他还提议这支水军应溯江而上，前往芜湖一带活动，以防阻江楚方面清军的来援。
郑成功采纳了意见，并命他向南京方向进攻。
此时，张煌言所率义军将属人数不满一万，渡江之舟不满百艘，仍毅然率军西行。
不久，张煌言攻克仪真，并进军六合，沿途受到沿江民众的热烈欢迎，
“仪征吏民赍版图迎降五十里外”。
当得悉郑成功攻克镇江后，张煌言又致信郑成功，言及当“先抚定夹江郡县”后，再从陆路进军，直取南京。
但郑成功未采纳他的建议，“竟从水道进”。
致使有利战机瞬间丧失，而南京清军得以喘息并获后援而巩固城防。
六月二十八日，张煌言军直抵南京观音门外江面，停留两日仍不见郑军的到来。
只得派遣别的将领率轻舟数十艘的水军，“直（西）上攻芜湖”，他自己则率军驻扎在浦口。
待郑成功率“水师”到达后，张煌言又于七月七日赶到芜湖。
在此，他“部勒诸军”，将义军兵分四路，分道攻城略地，且在沿途“移檄诸郡县”，张贴文告。
许多故明降清的旧官吏，见到文告，纷纷倒戈。
“于是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广德及诸属县皆请降”，使义军很快便收复了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城池近三十座。
义军纪律严明，所过之处，对民众百姓“秋毫无犯”。张煌言每“经郡县，入谒孔子庙，坐明伦堂，进长吏，考察黜陟，略如巡按行部故事，远近响应”。
致使出现“父老争出持牛酒犒师，扶杖炷香，望见衣冠，涕泪交下，以为十五年来所未见”的空前盛况。
而“濒江小艇，载果蓏来贸易者如织”，给义军很大支持与鼓舞。
可是，这一大好形势，却因郑成功率军攻打南京城的失利，而很快急转直下。
正当张煌言收复徽州时，闻郑成功在南京城下兵败之事，于是“还芜湖收兵，冀联合瓜洲、镇江（义）军为守计”，期待有利时机，再作他图。
不久，张煌言又得到郑成功军已放弃瓜洲、镇江等地，而退回海上的消息。
致使张煌言所率义军处于进退维谷、腹背受敌的危险处境，很快遭致溃败。
此际，清两江总督郎廷佐一方面调遣水军切断张煌言义军东退的水路，另一方面又写信向张煌言劝降。
张煌言对招降书“拒不应”，同时，为摆脱困境，又率“余兵道繁昌，谋入鄱阳湖”，向江西发展。
当义军船队进抵铜陵时，却与湖广来援的大批清军水师遭遇，与之激战而败退。
最后，张煌言“抚残兵仅数百，退次无为，焚舟登陆”。
又从陆路自桐城，取道霍山、英山，到达东溪岭时，适逢清军“追骑至，从者尽散”。
张煌言好不容易才突围而出，只得“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
此时张煌言身染疟疾发作，几不能行，但他仍不顾病痛，奋力疾行。
到达休宁后，“得舟下严州”。登岸后，又复行山路，途经浙江的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
历尽千难万险，兵败后绕道潜行二千余里，九死一生，终于回到了浙江沿海地区。
此后，他“收集旧部”，准备东山再起。
郑成功得到张煌言生还的消息后，也将自己的部分兵力拨归他统辖，致使义军稍有壮大。
张煌言将义军屯驻长亭乡，“筑塘捍潮，辟田以赡军”需军饷。
同时，张煌言又派遣使者向桂王禀告自己兵败的消息。
桂王得悉后，在敕书中表示安抚慰问的同时，又给他“加兵部尚书”的职衔。
顺治十八年（永历十五年、1661年）清廷为了肃清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势力，颁布了“迁海令”，“廷议徙海上居民”，以断绝对义军的粮饷“接济”。
义军“无所得饷”，只得“开屯南田自给”。
当郑成功率军东征，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时，张煌言不理解此举的重大战略意义与价值，曾写信给郑成功，“移书阻之”。
不久，清军直下云南，终使南明永历政权覆亡。
逢此危急之际，张煌言“遣其客罗纶入台湾”，催促郑成功出兵闽南，一方面支持东南沿海人民反对“迁海令”的斗争。
另一方面也可牵制清军，以解永历政权之危。
但郑成功“以台湾方定，不能行”为由，加以拒绝。
于是，张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郧阳山中，去说服“十三家兵”出战。
“十三家兵”原为李自成起义军的余部，由郝永忠、刘体纯等部将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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