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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
米德加德殖民政府当然不能容忍原住民日益猖獗的暴力袭击，在军方和议会的压力下，尼克尔斯总督不得不授权拉瓦尔男爵派遣驻军四面出击，向原住民发起血腥报复。
殖民者与原住民的冲突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明面上殖民地一方占据优势，但这并不是军事上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原住民居住区爆发了烈性天花，死于传染病的原住民远多于死于战争。
即便得益于天花病毒“助攻”，殖民地军方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一年下来伤亡的官兵数以千计，单单发放抚恤金就是一大笔财政支出！
第98章 抗税运动
在米德加德地区，殖民者们一度寄以厚望的“西进运动”，如今也被愈演愈烈的种族仇杀延阻下来。
很多在西部购置了大片土地的庄园主和开发商，这一年来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产业被战火蹂躏，地价一跌再跌，眼瞅着就要投机失败，血本无归，急得坐立不安，频频游说在政府和议会中有影响力的朋友，对尼克尔斯总督施加压力，要求对原住民采取更严厉的打击措施。
尼克尔斯总督被逼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向母国政府求援，希望帝国当局派遣一支精锐部队协助米德加德军方清剿阿萨族匪徒。
就在三年前，西格蒙特元帅曾经率领帝国骑士团渡海来到新大陆，联合米德加德驻军和民兵击退南下入侵的斐真人。
然而米德加德人指望帝国当局再次派遣军援，纯属一厢情愿。
首先，米德加德殖民地如今面对的敌人不再是斐真正规军，而是阿萨族原住民。
自从1622年那场战争结束后，帝国当局就以皇帝陛下的名义发布敕令，认同尼克尔斯总督与阿萨族部落签订的划界协议，禁止殖民者向维穆尔河以西扩张。
如今米德加德之所以重燃战火，根源就在于殖民者公然违抗皇帝陛下的敕令，撕毁与原住民达成的协议，跨界殖民拓荒。
尼克尔斯总督为了支持殖民西进扩张而向帝国政府寻求军事援助，其实就等于自打耳光。
他可以不顾颜面，帝国内阁和皇帝陛下却不能把1622年敕令当成擦屁股的手纸，出兵给米德加德殖民者撑腰、掠夺原住民的土地，名不正言不顺。
除了名义上行不通，帝国政府在事实上也无力支援海外殖民地的扩张。
远征远东的那支部队，已经抽空亚珊帝国的兵力和财力，实在没有余力跨越重洋，开辟另一处战场。
身为一位政坛老将，尼克尔斯爵士何尝不知自己的求援无济于事？
其实他根本就不指望来自母国的援助，在公中哭穷，只是表明一个姿态，暗示米德加德殖民地自顾不暇，实在是榨不出油水，帝国政府无法援助米德加德就算了，可不要指望从米德加德捞好处！
事实证明，尼克尔斯总督这种“想要开窗、先嚷嚷拆屋顶”的“破窗策略”的确很有效。
克洛德首相及其阁僚，一整年来不断的收到尼克尔斯总督的抱怨和哭穷，觉得他治下的殖民地已经惨成这样，索性放弃在米德加德殖民地摊派军费，把目光转向南方的亚尔夫海姆。
相比米德加德，亚尔夫海姆殖民地的境况的确是要好的多。
首先从地理环境上来讲，气候温和的亚尔夫海姆显然比寒冷干燥的米德加德更适合发展种植业。
北方的庄园主，只不过是小打小闹，真要说起万亩良田，家大业大，那还是得看咱们南方的奴隶主老爷。
亚尔夫海姆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当地殖民者与阿萨族原住民的关系比较友善，偶尔也会发生冲突，但是比起北方那种动不动就搞“种族灭绝式大屠杀”的对抗就显得不足挂齿了。
亚尔夫海姆人占了200多万平方里物产丰饶的风水宝地，再加上升平日久，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当地上至种植园主，下至自耕农和乡镇工匠阶层，生活普遍比较宽裕。
既然亚尔夫海姆人口袋里颇有两个闲钱，帝国内阁理所当然的认为，这些忠诚的海外臣民，是时候为母国收复失地的光荣事业添砖加瓦了，于是发布了一项法令，试图向拥有100亩以上土地的亚尔夫海姆家庭，征收每亩1个银杜加的土地税。
如果这项法令能够推行下去，那么仅1625年一年，帝国政府就能从亚尔夫海姆殖民地获得不少于1000万金杜加的税入，极大缓解财政压力。
克洛德首相及其阁僚们认为，这笔税金并不算重，事实上，帝国本土居民需要缴纳的地租，远比这区区每亩1个银币的土地税沉重得多。
然而不好意思，首相阁下纯属自作多情，亚尔夫海姆人可不认为自己有向母国纳税的义务！
事实上，亚尔夫海姆殖民地的人民对母国内阁的决策非常愤怒，在“自由之子协会”的号召下，坚决抵抗征收所谓的“土地税”。
亚尔夫海姆现任总督约翰诺福克爵士，身为帝国政府在殖民地的代言人，在这场风波中旗帜鲜明的站在了治下民众那边。
当议会代表们纷纷提出抗议的时候，诺福克爵士本人也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并将这份措辞激烈的请愿书一字不改的寄给帝国内阁，请求帝国决策层打消在亚尔夫海姆征收土地税的念头，以免引发更严重的抗议。
诺福克总督的立场，激怒了克洛德首相及其阁僚。
他们不了解殖民地居民对税负有多么敏感，看不到诺福克总督担心的种种后果，想当然的怀疑约翰诺福克已经被亚尔夫海姆的“独立派”势力收买，甚至不排除他本人怀有野心，企图在殖民地建立一个小朝廷，自立为王。
万里汪洋阻碍了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交流，距离产生误解，误解促使帝国当局做出一系列灾难性的错误决策。
就在三周前，帝国内阁在皇帝陛下的支持下，“以镇压抗税暴徒不力”的罪名免除约翰诺福克爵士的总督职位，勒令他返回亚珊圣城述职，并且任命了一位新的总督前来主持征税事宜。
这位新总督，就是帝国最著名的包税商兼“赎罪券”独家承包商雅各布福格尔的长子，艾德蒙福格尔勋爵。
福格尔勋爵这个人做事的风格，往好里说是雷厉风行，难听点儿说就是傲慢粗暴。
拿到委任状的第二天，他就急不可耐地乘船出港，前来新大陆赴任。
埃德蒙福格尔和他的随行人员总共有500多人，分乘四艘魔导蒸汽轮船，其中包括一支300人的“总督卫队”。
第99章 抗税运动（Ⅱ）（加更）
福格尔爵士的船队，一路上顺风顺水，于一周前抵达莱顿港，当天码头上人山人海，几乎都是在“自由之子协会”动员下赶来抗议的民众。
面对成千上万的抗议人群，福格尔爵士表现出了加倍的傲慢，拒绝与民众对话，命令全副武装的私人卫队驱散抗议者，险些酿成流血冲突。
到任的第二天，福格尔爵士宣布解散莱顿城议会，独揽大权，任命自己从帝国本土带来的亲信担任“土地测量员”和“征税专员”，决意强行征收土地税，进一步激化了殖民地各阶层对他的反感。
在“自由之子”的组织下，亚尔夫海姆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抗税运动”，声势之浩大，社会各界参与之广泛，堪与当初远东地区爆发的那场抗税运动相比。
亚尔夫海姆的人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也纷纷通过报刊和小册子对这场抗税运动发表见解，大多站在支持抗税者的一方，严厉抨击帝国政府施加于殖民地人民身上的负担与暴政。
在所有这些政论当中，最出彩的一篇章出自莱顿学院现任校长亚历山大杰斐逊之手。
在这本题为亚珊帝国属海外殖民地权利综述的小册子中，杰斐逊先生创造性地提出“自由移居论”，为抗税运动奠定了理论依据。
“从旧世界迁居新大陆的移民，绝大多数是自费前来，既没有得到母国皇室的财物支持，也没有借助母国官方的军事力量，全凭自己的辛勤努力在新大陆白手起家，开疆拓土，事实上已经与相隔重洋的母国彻底划清界限。”
根据以上这些事实，杰斐逊先生得出一个更为激进的推论：
“殖民地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不再从属于母国政府，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只应存在一种关系，亦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等外交关系，帝国政府当然无权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向自由的殖民者征税！”
除了“自由移居论”，杰斐逊在帝国属海外殖民地权利综述中，还提出了两条激进到近乎大逆不道的论断。
第一条是杰斐逊对神圣亚珊帝国当代君主查理四世皇帝，对自古传承至今的“君主制”政体流露出的轻蔑态度。
在新大陆，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由来已久，殖民者从未停止过对宗主国的抱怨。
在所有这些怨言当中，也包括那些主张殖民地独立的“激进派”言论，批评的焦点都是宗主国对殖民地采取的错误政策，比如摊派各种苛捐杂税，比如阻止殖民者向西扩张，抢夺阿萨族人的土地，继而抨击制定这些政策的内阁官僚昏聩无能。
由此不难看出，多数殖民者倾向于认为：皇帝陛下是圣明的，都怪邪恶的大臣蒙蔽了圣听！
正是基于这种心态，每当殖民者自认为受到母国当局不公正的对待，往往在本地议会的支持下，撰写一份“请愿书”，设法呈交皇帝陛下，恳请仁慈贤明的皇帝陛下替殖民地臣民主持公道，撤销不公的政令，惩罚手下那些野蛮的贵族和昏庸的大臣。
直到杰斐逊发表帝国属海外殖民地权利综述，第一次撕下这层自欺欺人的面纱，直言不讳地指出“君主是伙同官僚侵害殖民地人民权利的共犯”！
杰斐逊在这本小册子里，严厉斥责帝国君主查理四世对殖民地人民的漠视，并且列出皇帝本人犯下的如下罪状：
“拒绝倾听权益受到侵害的人们的请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