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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两百年，光是有史书记载的重大内乱，就有二十八次之多，没有被记载的和不重大的内乱，更是不知凡几。
唯一稳定的圣宗朝，还数次攻伐高丽，镇压渤海叛乱，西征回鹘，北平室韦，东讨女真，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也无暇南顾宋朝。
辽圣宗死后，内乱再次频繁上演了。
这才是契丹遵守《澶渊之盟》最重要的原因：内乱频繁，无暇南顾。
所以是不能南侵，不是不想。
那么纯粹以军事的角度，契丹军队有没有灭掉北宋的实力呢？
后世普遍认为，辽军没有灭宋的实力。
对此李洛的观点和主流史观不同。
他认为军事上辽军有灭宋的实力。确切的说，有灭掉中后期北宋的军事实力。
辽军的腐朽速度，远没有宋军那么快。
宋军的战力，直到太宗时期，其实仍然很强。唐末五代的尚武余烈，可不是盖的。宋初的宋军，战力绝对能在历史上排名靠前。
真正的彻底堕落，是在《澶渊之盟》之后。
而辽军的战力，直到灭亡前夕，仍然不差。阿骨打反辽，辽国在内乱频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了十年才亡国，这其中还有宋朝联金灭辽的功劳。
即便如此，宋朝精锐的西军，也在配合金军北伐时，以优势兵力却被辽军残兵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葬送了宋军最后的精锐，统帅童贯狼狈逃回东京。
而耶律大石以区区两万残兵，得以远征西域，建立西辽，一度还曾东征金朝，迫使金军长期在西北保持重兵防守。为了对付西辽，金朝不得不对西夏怀柔，和西夏结盟。
金军能有多少女真兵？南征灭宋的兵马，很多都是投降的辽军，却能打的宋军屁滚尿流。
可见，中后期辽军的实力，强过中后期的宋军太多。这个差距，一定比宋初时大。要是三十万契丹骑兵没有后顾之忧的南下，以战养战，战力孱弱的宋军拿什么抵挡？
起码尽占黄河之北，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让北宋享受百年太平的，还真不是《澶渊之盟》，而是契丹封建制度先天不足，保留了大量的奴隶制残余，使得贵族势力过大，政治动荡，缺乏从容南征的操作时间和空间。
政治稳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实力。契丹不能灭宋，就是政治上的实力不足。
也就是说，就算没有签订《澶渊之盟》，北宋没有年年资敌送岁币，契丹还是无力南侵，除非契丹能解决政治上的短板。
是不是很讽刺？按照李洛这个观点，北宋花的其实就是冤枉钱，属于白送。不花这个钱，契丹也不敢频繁南征，双方不时打一打，宋军还能在辽军压力下保持较强的战力。
那么，宋军就有实力压制党项李氏的崛起，说不定还能趁着党项李氏弱小时灭了他们。而且，金兵就未必能轻易灭亡战力不弱的北宋，北宋还有可能拿回幽云十六州，和金国在长城一线对峙。
倘若那样，金国无法占领中原，就能保持在塞北的实力，压制蒙古崛起，或者有机会灭了蒙古，蒙古无法崛起，那么…
李洛不敢想了，越想越觉得，《澶渊之盟》带来的影响实在太大。
“文先生，你来说说吧。”李洛收回思绪，他希望文天祥说的和他想的差不多。
文天祥道：“回陛下话，臣以为，《澶渊之盟》以钱帛岁币造就宋辽百年无事，是以之后又有宋夏《庆历和议》。”
“《澶渊之盟》乃城下之盟，宋廷名为平等，实为屈事。安有敌军深入国境，烧杀掳掠，而以钱帛退兵却不为屈事者焉？而后，改赠为纳，若臣侍主，非屈事哉？”
“强盗破门而入，大索财货，荼毒内庭，乃出金贿之退兵。则其家主，非屈事哉？”
文天祥的第一层意思点明，《澶渊之盟》其实一开始就不平等。别人来到你家里杀人放火，然后你花钱请他离开，两人“和好”，还要年年花钱，后来还曾把“赠送”之名改为“纳贡”之名，这是平等？
天下焉有事理。
文天祥继续道：“《澶渊之盟》后，宋廷忘战去兵，武备废弛，更以金贿故伎，滋养党项李氏，屈求安边，以为计售，实无疑于割肉养虎也。致党项起西北而兵不能制，元昊割地而立国，三败宋军，遂有西夏。”
李洛很认同文天祥的说道，这和他的观点一样。没错，西夏的建立，和《澶渊之盟》关系很大。宋朝尝到了花钱买和平的“甜头”，导致武备废弛，更形成了花钱买和平的思维。
这才是最危险的。真的以为花钱就能买和平了。甚至成为数代君臣的集体意识。
然后呢，当西北的李德明李元昊父子野心勃勃的图谋自立脱宋时，宋廷仍然习惯性的花钱买和平，拿钱滋养李德明父子，导致李德明父子做大。
地地道道的养虎为患。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宋军完全有能力有机会灭了李德明父子的势力。只是，他们没有用兵，反而连年送钱怀柔安抚，希望李氏父子知恩图报，不要自立。
可以说，李氏父子的运气太好了，因为他们遇见了《澶渊之盟》后的大宋。
若非如此，无论中原是唐、明、清，甚至是宋初，李氏父子都没有建立西夏王朝的机会，而是早就被灭了。
可是李氏父子却硬生生的在大宋眼皮子底下，从一个地方军阀发展为威震西北的强国。
而且还是在大宋的兴盛时期。
西夏拿钱崛起之后，李元昊三次对宋用兵，都是大胜。宋军以众击寡，反而三次大败。由此可见，宋军孱弱道什么地步。
而那时，距离《澶渊之盟》，不到四十年。
不到四十年，宋军的武备就崩坏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导致小小西夏三番五次咄咄逼人的对宋用兵，吞并了很多原属宋朝的疆土。
文天祥谈到《澶渊之盟》带来的间隔恶果：
“……若无《澶渊之盟》，宋辽之间固然征战不休，可契丹争位频繁，也绝无灭宋之力，不敢轻易南下攻宋。而宋廷也片刻不敢忘战，得以磨砺士马，绝不至于战力羸弱。”
“如此一来，党项李氏以贫瘠之地，数万士卒，如何能抵挡宋廷数十万善战精兵？宋廷又何来三次大败，令西夏称雄西北？”
“战力羸弱，只能以数取胜，以至于宋军养兵何止百万，造成冗兵之患，而为了节制冗兵，更加剧冗官之患，以致国家岁入，泰半养羸弱之兵。”
“兼之西北一失，北有契丹猛虎，西有党项恶狼，两边输送岁币，又断绝东西商路（丝绸之路），商税大减，以致宋廷财力日渐窘迫，遂有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争，朝政败坏不可收拾。”
“以臣所见，赵宋积弱之局，虽发端于宋初抑武之策，然实恶化于《澶渊之盟》。《澶渊之盟》之前，太宗时期，宋军之强尚可西制党项，北拒契丹，仍有收复失地，再造汉唐之心。杨、潘、曹、呼延、折、王等将门，仍然兴旺不衰，不失其勇。”
“可《澶渊之盟》后，士大夫以为得计，自居斡旋之功，认为外交可安天下。君臣麻痹大意，文恬武嬉，忘战轻武之心更是变本加厉，以致武备崩坏，将门凋零。哲宗之后，河北中原之兵，几成乌合之众。及至徽宗，金兵南下，宋军百万而不可制侵凌，遂有靖康之祸也。”
“是以，臣以为，《澶渊之盟》弊大于利，加剧大宋积贫积弱之势，其害不浅。以财求和，虽和不平，虽平不安，虽安不久。这其中利害，不可不察也。臣修《宋史》，必要阐明其弊。”
李洛听的连连点头，顾群臣道：“文先生之言，鞭辟入里，发人深省，诚如是也。”
林必举和姚隧等之前对《澶渊之盟》持正面评价的文臣，此时也陷入思索当中。
《澶渊之盟》签订至今，无论朝堂还是民间，大多持肯定态度。因为虽说花钱买平安不光彩，可确实达成了议和，缔造了宋辽百年和平。这百年之间，两国极少打战，是以白首之人不识干戈，中原百姓久享太平。
可文天祥的话，又让他们感觉到，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
很可能，没有《澶渊之盟》，很可能就不会发生靖康之耻。
一个人口万万的大国，只要有一支善战的大军，怎么也不会那么不堪吧？一两年工夫就一败涂地，仅剩东南半壁，靠着江河之险苟延残喘？
只要可堪一战，这么多兵，拖也拖死金人了，何至于一触即溃，兵败如山倒，几十万大军如同乌合之众，形同虚设？
《澶渊之盟》乍一看缔造了宋辽百年和平，但却造成了军力羸弱，加剧了文重武轻，麻痹了君臣百姓，还送出去亿万钱帛资敌，真的不值啊。
李洛总结道：“文先生之言大善，于朕心有戚戚焉。这花钱买的和平，享受不起，因为太过昂贵。花的不光是民脂民膏，还要花费军民百姓的勇气，骨气，胆气，底气，志气！能不昂贵么？”
“这些看不见的，比财物更值钱。要是没了，任凭你是万里大国，亿万人口，还是要被人当做犬羊！”
“《澶渊之盟》的弊端，何止是前后送出去亿万钱财？更是丢了勇气，骨气，胆气，底气，志气！让宋廷上下文恬武嬉，百年忘战，空有百万大军却不堪一击！以至于西夏称雄西北，更有靖康之难，南渡之耻。”
“赵宋如此，金国也没有总结教训。金国屡次送子女玉帛给蒙古，换取和平，结果军心大坏，士气低迷，军民畏蒙古如虎，安能不亡？”
“朕有一言，必要记入《洪武政要》。我大唐以武力复华夏，武道赫赫不可坠也。大唐天朝，只以武道守天下，以武道制侵凌，以武道开疆土！”
“我大唐，永不以和亲、纳贡、赔款、割土、称臣来换取和平。这是朕的圣旨，也是朕给后世君臣的祖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