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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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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翻译辩护
；小；说；〃；网
洛文
今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
或曰“硬译”，或曰“乱译”，或曰“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２〕。
这种现象，在翻译界确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抢先”。中国人原是喜欢“抢先”的人民，上落电车，买火车票，寄挂号信，都愿意是一到便是第一个。翻译者当然也逃不出这例子的。而书店和读者，实在也没有容纳同一原本的两种译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种译稿，别一译本就没有书店肯接收出版了，据说是已经有了，怕再没有人要买。举一个例在这里：现在已经成了古典的达尔文〔３〕的《物种由来》，日本有两种翻译本，先出的一种颇多错误，后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国只有一种马君武〔４〕博士的翻译，而他所根据的却是日本的坏译本，实有另译的必要。然而那里还会有书店肯出版呢？除非译者同时是富翁，他来自己印。不过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盘，再也不来弄什么翻译了。
还有一层，是中国的流行，实在也过去得太快，一种学问或文艺介绍进中国来，多则一年，少则半年，大抵就烟消火灭。靠翻译为生的翻译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来，则到他脱稿时，社会上早已无人过问。中国大嚷过托尔斯泰，屠格纳夫，后来又大嚷过辛克莱〔５〕，但他们的选集却一部也没有。去年虽然还有以郭沫若〔６〕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读书和出版界的惰气，势必至于读者也厌倦，译者也厌倦，出版者也厌倦，归根结蒂是不会完结的。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然而这怎么能呢；指摘坏翻译，对于无拳无勇的译者是不要紧的，倘若触犯了别有来历的人，他就会给你带上一顶红帽子，简直要你的性命。这现象，就使批评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现在最普通的对于翻译的不满，是说看了几十行也还是不能懂。但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倘是康德〔７〕的《纯粹理性批判》那样的书，则即使德国人来看原文，他如果并非一个专家，也还是一时不能看懂。自然，“翻开第一行就译”的译者，是太不负责任了，然而漫无区别，要无论什么译本都翻开第一行就懂的读者，却也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八月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申报·自由谈》。〔２〕 见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申报·自由谈》载林翼之《“翻译”与“编述”》，文中说：“许多在那儿干硬译乱译工作的人，如果改行来做改头换面的编述工作，是否胜任得了？……听说现在有许多翻译家，连把原作从头到尾瞧一遍的工夫也没有，翻开第一行就译，对于原作的理解，更无从谈起。”又同年八月十三日《自由谈》载有大圣《关于翻译的话》，又中说：“目前我们的出版界的大部分的译品太糟得令人不敢领教了，无论是那一类译品，往往看了三四页，还是不知所云。”
〔３〕 达尔文（．Ｒ．ａｒｉｎ，１８０９—１８８２） 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他的《物种起源》（一译《物种由来》）一书，于一八五九年出版，是奠定生物进化理论基础的重要著作。〔４〕 马君武（１８８２—１９３９） 名和，广西桂林人。初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后去德国，获柏林大学工学博士学位。曾任孙中山临时政府实业部次长及上海中国公学、广西大学校长等职。他翻译的达尔文的《物种由来》，译名《物种原始》，一九二○年中华书局出版。〔５〕 托尔斯泰（m．n．ogpqrgs，１福玻浮保梗保埃《砉骷遥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屠格纳夫（t．u．Ｔvhwxxy，１８１８—１８８３），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罗亭》、《父与子》等。辛克莱（Ｕ．ｉｎｃｌａｉｒ，１８７８—１９６８），美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屠场》、《石炭王》等。〔６〕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 四川乐山人。创造社主要成员，文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著有诗集《女神》、历史剧《屈原》、历史论文集《奴隶制时代》等。他译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间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共三册（未完）。〔７〕 康德（Ｉ．Ｋａｎｔ，１７２４—１８０４） 德国哲学家。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出版于一七八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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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床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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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光
春梦是颠颠倒倒的。“夏夜梦”呢？看沙士比亚〔２〕的剧本，也还是颠颠倒倒。中国的秋梦，照例却应该“肃杀”，民国以前的死囚，就都是“秋后处决”的，这是顺天时。天教人这么着，人就不能不这么着。所谓“文人”当然也不至于例外，吃得饱饱的睡在床上，食物不能消化完，就做梦；而现在又是秋天，天就教他的梦威严起来了。
二卷三十一期（八月十二日出版）的《涛声》上，有一封自名为“林丁”先生的给编者的信，其中有一段说——“……之争，孰是孰非，殊非外人所能详道。然而彼此摧残，则在傍观人看来，却不能不承是整个文坛的不幸。……我以为各人均应先打屁股百下，以儆效尤，余事可一概不提。……”
前两天，还有某小报上的不署名的社谈，它对于早些日子余赵的剪窃问题之争〔３〕，也非常气愤——“……假使我一朝大权在握，我一定把这般东西捉了来，判他们罚作苦工，读书十年；中国文坛，或尚有干净之一日。”
张献忠自己要没落了，他的行动就不问“孰是孰非”，只是杀。清朝的官员，对于原被两造〔４〕，不问青红皂白，各打屁股一百或五十的事，确也偶尔会有的，这是因为满洲还想要奴才，供搜刮，就是“林丁”先生的旧梦。某小报上的无名子先生可还要比较的文明，至少，它是已经知道了上海工部局“判罚”下等华人的方法的了。
但第一个问题是在怎样才能够“一朝大权在握”？文弱书生死样活气，怎么做得到权臣？先前，还可以希望招驸马，一下子就飞黄腾达，现在皇帝没有了，即使满脸涂着雪花膏，也永远遇不到公主的青睐；至多，只可以希图做一个富家的姑爷而已。而捐官的办法，又早经取消，对于“大权”，还是只能像狐狸的遇着高处的葡萄一样，仰着白鼻子看看。文坛的完整和干净，恐怕实在也到底很渺茫。
五四时候，曾经在出版界上发现了“文丐”，接着又发现了“文氓”，但这种威风凛凛的人物，却是我今年秋天在上海新发见的，无以名之，姑且称为“文官”罢。看文学史，文坛是常会有完整而干净的时候的，但谁曾见过这文坛的澄清，会和这类的“文官”们有丝毫关系的呢。
不过，梦是总可以做的，好在没有什么关系，而写出来也有趣。请安息罢，候补的少大人们！
九月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一日《申报·自由谈》。〔２〕 沙士比亚（．ａｋｅｐｅａｒｅ，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戏剧家。他的喜剧《仲夏夜之梦》，出版于一六○○年。〔３〕 余赵的剪窃问题之争 余赵指余慕陶和赵景深。一九三三年余慕陶在乐华书局出版《世界文学史》上中两册，内容大都从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及他人所著中外文学史、革命史中剪窃而来，经赵景深等人在《自由谈》上指出以后，余慕陶一再作文强辩，说他的书是“整理”而非剪窃。
〔４〕 原被两造 原告与被告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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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
/小。说＋
旅隼
看见了讲到“孔乙己”〔２〕，就想起中国一向怎样教育儿童来。
现在自然是各式各样的教科书，但在村塾里也还有《三字经》和《百家姓》〔３〕。清朝末年，有些人读的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神童诗》〔４〕，夸着“读书人”的光荣；有些人读的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轻清者上浮而为天，重浊者下凝而为地”的《幼学琼林》〔５〕，教着做古文的滥调。再上去我可不知道了，但听说，唐末宋初用过《太公家教》〔６〕，久已失传，后来才从敦煌石窟中发现，而在汉朝，是读《急就篇》〔７〕之类的。就是所谓“教科书”，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变化了多少。忽而这么说，忽而那么说，今天是这样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样的主张，不加“教育”则已，一加“教育”，就从学校里造成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而且因为旧的社会关系，一面也还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老古董。
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８〕。
《自由谈》的投稿者，常有博古通今的人，我以为对于这工作，是很有胜任者在的。不知亦有有意于此者乎？现在提出这问题，盖亦知易行难，遂只得空口说白话，而望垦辟于健者也。
八月十四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２〕 指陈子展所作《再谈孔乙己》一文，内容是关于旧时书塾中教学生习字用的描红语诀“上大人，丘（孔）乙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