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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的那时候——十一月十三日，我也并没有写些什么的。
但是，经验使我知道，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时候，是同时一定要得到文力征伐的。文人原多“烟士披离纯”，何况现在嗅觉又特别发达了，他们深知道要怎样“创作”才合式。这就到了我不批评社会，也不论人，而人论我的时期了，而我的工作是收材料。材料尽有，妙的却不多。纸墨更该爱惜，这里仅选了六篇。官办的《中央日报》讨伐得最早，真是得风气之先，不愧为“中央”；《时事新报》正当“全武行”全盛之际，最合时宜，却不免非常昏愦；《大晚报》和《大美晚报》〔１３〕起来得最晚，这是因为“商办”的缘故，聪明，所以小心，小心就不免迟钝，他刚才决计合伙来讨伐，却不料几天之后就要过年，明年是先行检查书报，以惠商民，另结新样的网，又是一个局面了。
现在算是还没有过年，先来《中央日报》的两篇罢——杂感 洲
近来有许多杂志上都在提倡小文章。《申报月刊》《东方杂志》以及《现代》上，都有杂感随笔这一栏。好像一九三三真要变成一个小文章年头了。目下中国杂感家之多，远胜于昔，大概此亦鲁迅先生一人之功也。中国杂感家老牌，自然要推鲁迅。他的师爷笔法，冷辣辣的，有他人所不及的地方。《热风》，《华盖集》，《华盖续集》，去年则还出了什么三心《二心》之类。照他最近一年来“干”的成绩而言大概五心六心也是不免的。鲁迅先生久无创作出版了，除了译一些俄国黑面包之外，其余便是写杂感文章了。杂感文章，短短千言，自然可以一挥而就。则于抽卷烟之际，略转脑子，结果就是十元千字。大概写杂感文章，有一个不二法门。不是热骂，便是冷嘲。如能热骂后再带一句冷嘲或冷嘲里夹两句热骂，则更佳矣。
不过普通一些杂感，自然是冷嘲的多。如对于某事物有所不满，自然就不满（迅案：此字似有误）有冷嘲的文章出来。鲁迅先生对于这样也看不上眼，对于那样也看不上眼，所以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了。
我们村上有个老女人，丑而多怪。一天到晚专门爱说人家的短处，到了东村头摇了一下头，跑到了西村头叹了一口气。好像一切总不合她的胃。但是，你真的问她倒底要怎样呢，她又说不出。我觉得她倒有些像鲁迅先生，一天到晚只是讽刺，只是冷嘲，只是不负责任的发一点杂感。当真你要问他究竟的主张，他又从来不给我们一个鲜明的回答。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日报》的《中央公园》。
文坛与擂台 鸣 春
上海的文坛变成了擂台。鲁迅先生是这擂台上的霸王。鲁迅先生好像在自己的房间里带了一付透视一切的望远镜，如果发现文坛上那一个的言论与行为有些瑕疵，他马上横枪跃马，打得人家落花流水。因此，鲁迅先生就不得不花去可贵的时间，而去想如何锋利他的笔端，如何达到挖苦人的顶点，如何要打得人家永不得翻身。关于这，我替鲁迅先生想想有些不大合算。鲁迅先生你先要认清了自己的地位，就是反对你的人，暗里总不敢否认你是中国顶出色的作家；既然你的言论，可以影响青年，那么你的言论就应该慎重。请你自己想想，在写《阿Ｑ传》之后，有多少时间浪费在笔战上？而这种笔战，对一般青年发生了何种影响？
第一流的作家们既然常时混战，则一般文艺青年少不得在这战术上学许多乖，流弊所及，往往越淮北而变枳，批评人的人常离开被批评者的言论与思想，笔头一转而去骂人家的私事，说人家眼镜带得很难看，甚至说人家皮鞋前面破了个小洞；甚至血偾脉张要辱及人家的父母，甚至要丢下笔杆动拳头。我说，养成现在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像鲁迅先生这一般人多少总要负一点儿责任的。
其实，有许多笔战，是不需要的，譬如有人提倡词的解放，你就是不骂，不见得有人去跟他也填一首“管他娘”的词；有人提倡读《庄子》与《文选》，也不见得就是教青年去吃鸦片烟，你又何必咬紧牙根，横睁两眼，给人以难堪呢？
我记得一个精通中文的俄国文人Ｂ．Ａ．Ｖａｉｌｉｅｖ对鲁迅先生的《阿Ｑ传》曾经下过这样的批评：“鲁迅是反映中国大众的灵魂的作家，其幽默的风格，是使人流泪，故鲁迅不独为中国的作家，同时亦为世界的一员。”鲁迅先生，你现在亦垂垂老矣，你念起往日的光荣，当你现在阅历最多，观察最深，生活经验最丰富的时候，更应当如何去发奋多写几部比《阿Ｑ传》更伟大的著作？伟大的著作，虽不能传之千年不朽，但是笔战的文章，一星期后也许人就要遗忘。青年人佩服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实在更胜于佩服一个擂台上的霸主。我们读的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哥德，这般人的文章，而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骂人文选”。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日报》的《中央公园》。
这两位，一位比我为老丑的女人，一位愿我有“伟大的著作”，说法不同，目的却一致的，就是讨厌我“对于这样又有感想，对于那样又有感想”，于是而时时有“杂文”。这的确令人讨厌的，但因此也更见其要紧，因为“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洲先生刺我不给他们一个鲜明的主张，这用意，我是懂得的；但颇诧异鸣春先生的引了莎士比亚之流一大串。不知道为什么，近一年来，竟常常有人诱我去学托尔斯泰了，也许就因为“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骂人文选’”，给我一个好榜样。可是我看见过欧战时候他骂皇帝的信〔１４〕，在中国，也要得到“养成现在文坛上这种浮嚣，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的罪名的。托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他生存时，希腊教徒就年年诅咒他落地狱。
中间就夹两篇《时事新报》上的文章——略论告密 陈 代
最怕而且最恨被告密的可说是鲁迅先生，就在《伪自由书》，“一名：《不三不四集》”的《前记》与《后记》里也常可看到他在注意到这一点。可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告密，并不是有人把他的住处，或者什么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去密告巡捕房（或者什么要他的“密”的别的机关？）以致使他被捕的意思。他的意思，是有人把“因为”他“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的什么宣说出来，而使人知道“什么就是鲁迅”。
“这回，”鲁迅先生说，“是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他却忘了说编者暗示于鲁迅先生尚未上场之先。因为在何家干先生和其他一位先生将上台的时候，编者先介绍说，这将上场的两位是文坛老将。于是人家便提起精神来等那两位文坛老将的上场。要是在异地，或者说换过一个局面，鲁迅先生是也许会说编者是在放冷箭的。
看到一个生疏的名字在什么附刊上出现，就想知道那个名字是真名呢，还是别的熟名字的又一笔名，想也是人情之常。即就鲁迅先生说，他看完了王平陵先生的《“最通的”文艺》，便禁不住问：“这位王平陵先生我不知道是真名还是笔名？”要是他知道了那是谁的笔名的话，他也许会说出那就是谁来的。这不会是怎样的诬蔑，我相信，因为于他所知道的他不是在实说“柳丝是杨邨人先生……的笔名”，而表示着欺不了他？
还有，要是要告密，为什么一定要出之“公开的”形式？秘密的不是于告密者更为安全？我有些怀疑告密者的聪敏，要是真有这样的告密者的话。
而在那些用这个那个笔名零星发表的文章，剪贴成集子的时候，作者便把这许多名字紧缩成一个，看来好像作者自己是他的最后的告密者。
十一月二十一日，《时事新报》的《青光》。
略论放暗箭 陈 代
前日读了鲁迅先生的《伪自由书》的《前记》与《后记》，略论了告密的，现在读了唐埃壬摹缎铝称住罚共蛔∮忠绰月鄯虐导！�
在《新脸谱》中，唐先生攻击的方面是很广的，而其一方是“放暗箭”。可是唐先生的文章又几乎全为“暗箭”所织成，虽然有许多箭标是看不大清楚的。
“说是受着潮流的影响，文舞台的戏儿一出出换了。
脚色虽然依旧，而脸谱却是簇新的。”——是暗箭的第一条。虽说是暗箭，射倒射中了的。因为现在的确有许多文脚色，为要博看客的喝采起见，放着演惯的旧戏不演演新戏，嘴上还“说是受着潮流的影响”，以表示他的不落后。还有些甚至不要说脚色依旧，就是脸谱也并不簇新，只是换了一个新的题目，演的还是那旧的一套：如把《薛平贵西凉招亲》改题着《穆薛姻缘》之类，内容都一切依旧。
第二箭是——不，不能这样写下去，要这样写下去，是要有很广博的识见的，因为那文章一句一箭，或者甚至一句数箭，看得人眼花头眩，竟无从把它把捉住，比读硬性的翻译还难懂得多。
可是唐先生自己似乎又并不满意这样的态度，不然为什么要骂人家“怪声怪气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战”？
然而，在事实上，他是在“怪声怪气地吆喝，妞妞妮妮的挑战”。
或者说，他并不是在挑战，只是放放暗箭，因为“鏖战”，即使是“拉拉扯扯的”，究竟吃力，而且“败了”“再来”的时候还得去“重画”脸谱。放暗箭多省事，躲在隐暗处，看到了什么可射的，便轻展弓弦，而箭就向前舒散地直飞。可是他又在骂放暗箭。
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后才能骂人放。
十一月二十二日，《时事新报》的《青光》。
这位陈先生是讨伐军中的最低能的一位，他连自己后来的说明和别人豫先的揭发的区别都不知道。倘使我被谋害而终于不死，后来竟得“寿终×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