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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兼示”
小？说网
丰之余
前几天写了一篇《扑空》之后，对于什么“《庄子》与《文选》”之类，本也不想再说了。第二天看见了《自由谈》上的施蛰存先生《致黎烈文先生书》，也是“兼示”我的，就再来说几句。因为施先生驳复我的三项，我觉得都不中肯——（一）施先生说，既然“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则像他似的“遗少之群中的一肢一节”的旧思想也可以存而不论，而且写《庄子》那样的古文也不妨了。自然，倘要这样写，也可以说“不妨”的，宇宙决不会因此破灭。但我总以为现在的青年，大可以不必舍白话不写，却另去熟读了《庄子》，学了它那样的文法来写文章。至于存而不论，那固然也可以，然而论及又有何妨呢？施先生对于青年之文法拙直，字汇少，和我的《感旧》，不是就不肯“存而不论”么？
（二）施先生以为“以词取士”，和劝青年看《庄子》与《文选》有“强迫”与“贡献”之分，我的比例并不对。但我不知道施先生做国文教员的时候，对于学生的作文，是否以富有《庄子》文法与《文选》字汇者为佳文，转为编辑之后，也以这样的作品为上选？假使如此，则倘作“考官”，我看是要以《庄子》与《文选》取士的。
（三）施先生又举鲁迅的话，说他曾经说过：一，“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２〕可见是承认了要能作文，该多看中国书；二，“……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就知道没有反对青年读古书过。这是施先生忽略了时候和环境。他说一条的那几句的时候，正是许多人大叫要作白话文，也非读古书不可之际，所以那几句是针对他们而发的，犹言即使恰如他们所说，也不过不能作文，而去读古书，却比不能作文之害还大。至于二，则明明指定着研究旧文学的青年，和施先生的主张，涉及一般的大异。倘要弄中国上古文学史，我们不是还得看《易经》与《书经》〔３〕么？
其实，施先生说当他填写那书目的时候，并不如我所推测那样的严肃，我看这话倒是真实的。我们试想一想，假如真有这样的一个青年后学，奉命惟谨，下过一番苦功之后，用了《庄子》的文法，《文选》的语汇，来写发挥《论语》《孟子》和《颜氏家训》的道德的文章，“这岂不是太滑稽吗”？
然而我的那篇《怀旧》是严肃的。我并非为要“多获群众”，也不是因为恨施先生没有推荐《华盖集》正续编及《伪自由书》；更不是别有“动机”，例如因为做学生时少得了分数，或投稿时被没收了稿子，现在就借此来报私怨。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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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听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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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椎五四运动以后，好像中国人就发生了一种新脾气，是：倘有外国的名人或阔人新到，就喜欢打听他对于中国的印象。罗素〔２〕到中国讲学，急进的青年们开会欢宴，打听印象。罗素道：“你们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急进的青年愤愤然，以为他滑头。
萧伯纳周游过中国，上海的记者群集访问，又打听印象。萧道：“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假如我是个武人，杀死个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３〕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愤愤然，以为他刻薄。
这回是瑞典的卡尔亲王〔４〕到上海了，记者先生也发表了他的印象：“……足迹所经，均蒙当地官民殷勤招待，感激之余，异常愉快。今次游览观感所得，对于贵国政府及国民，有极度良好之印象，而永远不能磨灭者也。”这最稳妥，我想，是不至于招出什么是非来的。
其实是，罗萧两位，也还不算滑头和刻薄的，假如有这么一个外国人，遇见有人问他印象时，他先反问道：“你先生对于自己中国的印象怎么样？”那可真是一篇难以下笔的文章。
我们是生长在中国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见也好；而意见又怎么说呢？说我们像浑水里的鱼，活得胡里胡涂，莫名其妙罢，不像意见。说中国好得很罢，恐怕也难。这就是爱国者所悲痛的所谓“失掉了国民的自信”，然而实在也好像失掉了，向各人打听印象，就恰如求签问卜，自己心里先自狐疑着了的缘故。
我们里面，发表意见的固然也有的，但常见的是无拳无勇，未曾“杀死十万条人命”，倒是自称“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见也无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干”。至于有位有势的大人物，则在野时候，也许是很急进的罢，但现在呢，一声不响，中国“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看当时欢宴罗素，而愤愤于他那答话的由新潮社〔５〕而发迹的诸公的现在，实在令人觉得罗素并非滑头，倒是一个先知的讽刺家，将十年后的心思豫先说去了。
这是我的印象，也算一篇拟答案，是从外国人的嘴上抄来的。
九月二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申报·自由谈》。
〔２〕 罗素（Ｂ．Ｒｕｅｌｌ，１８７２—１９７０） 英国哲学家。一九二○年曾来中国，在北京大学讲过学。
〔３〕 萧伯纳的话，见《论语》半月刊第十二期（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载镜涵的《萧伯纳过沪谈话记》：“问我这句话有什么用——到处人家问我对于中国的印象，对于寺塔的印象。老实说——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你们不会听我的指挥。假如我是个武人，杀死个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
〔４〕 卡尔亲王（ａｒｌ Ｇｕｔａｖ ｋａｒ Ｆｒｅｄｒｉｋ ｒｉｔｉａｎ） 当时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侄子，一九三三年周游世界，八月来中国。下引他对记者的谈话，见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日《申报》。〔５〕 新潮社 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和教员组织的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社团。一九一八年底成立，主要成员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周作人等。曾出版《新潮》月刊（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和《新潮丛书》。后来由于主要成员的变化，该社逐渐趋向右倾，无形解体；傅斯年、罗家伦等成为国民党政权在教育文化方面的骨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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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龙术拾遗
生
苇索
章克标〔２〕先生做过一部《文坛登龙术》，因为是预约的，而自己总是悠悠忽忽，竟失去了拜诵的幸运，只在《论语》〔３〕上见过广告，解题和后记。但是，这真不知是那里来的“烟士披里纯”〔４〕，解题的开头第一段，就有了绝妙的名文——“登龙是可以当作乘龙解的，于是登龙术便成了乘龙的技术，那是和骑马驾车相类似的东西了。但平常乘龙就是女婿的意思，文坛似非女性，也不致于会要招女婿，那么这样解释似乎也有引起别人误会的危险。……”
确实，查看广告上的目录，并没有“做女婿”这一门，然而这却不能不说是“智者千虑”〔５〕的一失，似乎该有一点增补才好，因为文坛虽然“不致于会要招女婿”，但女婿却是会要上文坛的。
术曰：要登文坛，须阔太太〔６〕，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头衔自来，赘婿虽能被妇家所轻，但一登文坛，即声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但其为文人也，又必须是唯美派，试看王尔德〔７〕遗照，盘花钮扣，镶牙手杖，何等漂亮，人见犹怜，而况令阃〔８〕。可惜他的太太不行，以至滥交顽童，穷死异国，假如有钱，何至于此。所以倘欲登龙，也要乘龙，“书中自有黄金屋”〔９〕，早成古话，现在是“金中自有文学家”当令了。
但也可以从文坛上去做女婿。其术是时时留心，寻一个家里有些钱，而自己能写几句“阿呀呀，我悲哀呀”的女士，做文章登报，尊之为“女诗人”〔１０〕。待到看得她有了“知己之感”，就照电影上那样的屈一膝跪下，说道“我的生命呵，阿呀呀，我悲哀呀！”——则由登龙而乘龙，又由乘龙而更登龙，十分美满。然而富女诗人未必一定爱穷男文士，所以要有把握也很难，这一法，在这里只算是《登龙术拾遗》的附录，请勿轻用为幸。
八月二十八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申报·自由谈》。〔２〕 章克标 浙江海宁人。他的《文坛登龙术》，是一部以轻浮无聊的态度，叙述当时部分文人种种投机取巧手段的书，一九三三年五月出版。
〔３〕 《论语》 文艺性半月刊，林语堂等编，一九三二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八月停刊。该刊第十九期（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六日）曾刊载《文坛登龙术》的《解题》和《后记》，第二十三期（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六日）又刊载该书的广告及目录。〔４〕 “烟士披里纯” 英语Ｉｎｐｉｒａｔｉｏｎ的音译，意为灵感。〔５〕 “智者千虑” 语出《史记·淮阴侯列传》：“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６〕 要登文坛，须阔太太 这是对邵洵美等人的讽刺。邵娶清末大买办官僚、百万富豪盛宣怀之孙女为妻，曾出资自办书店和编印刊物。
〔７〕 王尔德（．ｉｌｄｅ，１８５６—１９００） 英国唯美派作家。著有童话《快乐王子集》、剧本《莎乐美》、《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等。曾因不道德罪（同性恋，即文中说的“滥交顽童”）入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