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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利钱落空，就严格技术而言已经形同倒闭。好在拉丁美洲的巨型债务国不曾共同采取行动，富国经济总算大难不死，经由个别安排，重新定下了还债的时间表。银行也在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支持之下喘过气来，逐步将坏债从账面勾销，在技术上维持住了偿付能力。债务危机虽未就此终止，至少不再有致命危险。当时，恐怕是自1929年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面临的最险关头。这一页故事，其实至今还没终结。
债务高涨，这些贫穷国家的资产，或潜在的资产却并未增加。在危机年代里面，以利润或可能利润绝对挂帅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显然决定将第三世界的一大部分由投资地图上完全抹去。1970年时，在42个“低收入经济”的地区里，19国的外来净投资全部为零。到1990年，更有26国全然失去了争取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事实上在欧洲地区之外几乎达100个“低”“中”收入的国家里，只有14国有5亿美元以上的外来投资额，10亿以上者更只有8国，其中4国在东亚及东南亚一带（中、泰、马、印尼），3国在拉丁美洲（阿、墨、巴）。不过愈发走向跨国整合的世界经济，也并没有完全忽略了那些境外之地，一些面积较小、风景较美的地区，都有成为旅游胜地，以及避开政府管辖的境外天堂潜力。此外，原本乏人问津的地方，如果忽然发现了可资利用的资源，情况也会大为改观。然而就整体而言，世界上有极大部分地区完全从世界经济的队伍中退出；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从的里雅斯特（trieste）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广大地区，似乎也加入这个“化外”行列。1990年，吸引了任何外来净投资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un world development，1992，tables 21，23，24）。至于前苏联的广大地面之内，显然也有某些资源丰富的地区或共和国，引来像样的真正投资。同时，却另有一些运气不佳的地带，只能自己挣扎了。但是不管命运如何，前第二世界的多数国家，如今正一步步向第三世界的地位“看齐”。
因此危机二十年的主要影响，即在于贫富国家之间的鸿沟日阔。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其1960年的平均实际国内生产总额，仅为工业国家的14％，到1987年更跌落为8％。而那些“发展程度最低”（least developed）者的境况更惨（包括非洲和非非洲的国家），竟由原来的9％，一降而至5％（unhuman developoment，1991，tavl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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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危机二十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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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跨国性经济控制世界的密网愈渐收紧，同时也严重地毁坏了人类社会的一大制度，即自从1945年来属于普遍性的一大制度：建立在领土主权之上的民族国家。因为如今这些国家，对其事务控制掌握的范围日渐缩小，凡是其行动运作是立足于领土疆界之内的各类组织，如行业工会、国会、国家公共广播系统等等，从此失灵。反之，其行动运作不为领土疆界所局限的另一类组织，如跨国公司、国际货币市场，以及卫星时代的全球媒体传播事业，却开始高唱凯歌。过去可以操纵附庸政权一举一动的超级大国，如今也失去踪影，更加强化了这种国界模糊化的趋势。甚至连民族国家在20世纪中所创设，那个最无可取代的重大功能：即经由社会福利、教育，或医疗以及其他各项资金分配的“移转性支付”手段，所达到的“所得重分配”的功能，如今在理论上也无法于国界之内自足了——虽然在实际上多数会继续如此——不过，超国家组织，如欧共体，目前已开始在某些方面予以补助。在自由市场神学家如日中天的时节，国家观念甚至更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因为其时兴起了一股大风，使得许多原本在原则上由公共事业从事的活动，均被分解“回归”于“市场”之手。
矛盾的是，或许无足惊讶的是，民族国家衰颓的现象，却与一股将旧有领土切割成很多新的小国的热潮并进。这些分割领土的主张，多数是基于某些群体对民族语言文化独占的要求。一开始，这股自治分离运动之风的兴起——主要自1970年后——多属于一种西方国家的现象，在英国、西班牙、加拿大、比利时，甚至瑞士、丹麦均可见到；70年代初期以来，更在中央集权色彩最淡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境内出现。共产主义的危机来临，遂将此风吹至东方，在那里，1991年后方才成立的名义上的新国（new and nominally nationalstates），较20世纪的任何一个时期为多。不过直到90年代，加拿大边境以南的西半球并未受到此风半点动摇。至于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些国家瓦解的其他地区，如阿富汗及部分非洲，取代旧有国家而起的新形态，却多是无政府的混乱局面，而非分离成众多的新的国家。
这种发展的确充满了矛盾，简单地说，这些新的小国面对的种种烦恼，论其源头，与旧国时代来自同一缺陷，而如今国小势弱，毛病却反而更大。但是它同时又无甚惊奇，因为时至20世纪末期，世上唯一现存的国家模式，只有划疆立界、拥有自主机制的一种类型——简而言之，即革命时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模式。更有甚者，自从1918年以来，世界上所有政权都在“民族自决”大原则的旗下，而其定义更日益局限在语言文化的种族范畴之内。从这个角度出发，列宁与威尔逊总统的看法不啻一致。《凡尔赛和约》之下的欧洲，以及后来成为苏联的广大地界，都建立在由民族国家形成的组合之上。以苏联为例（南斯拉夫日后也仿苏联前例），则由这一类民族国家联合而成，后者在理论上——然非实际——有从联合中分离的权利。这类联合体一旦解体，自然沿着事前划定的界痕而分裂。
然而在事实上，危机二十年的分离民族主义，却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民族国家草创期大有不同，它根本属于三种现象的结合。其一，现有民族国家对本身降格为区域成员之事极力抗拒。这种现象，在80年代欧共体会员国（或准会员国）努力保有自主权一事上愈发明显。这些国家的政治性格也许相去甚远——如挪威和撒切尔夫人治下的英国——但是在与本国攸关重大的事务方面，它们却如出一辙，同样想在泛欧全体的标准化中，保持自己一地一国的自主性。然而，传统上作为民族国家自卫的主要支柱，即保护主义，在危机二十年里显然比当年大灾难时期脆弱许多。全球性的自由贸易，此时依然是最高理想，令人惊讶的是，甚至也不失为当代事实——在国家统一号令的经济制度崩溃之后，更是如此——虽然某些国家暗地保护自己对抗外来竞争，据闻日本与法国就是此中高手。不过意大利人竟然也有高招，始终能让自家汽车——即菲亚特（fiat）——吃住国内市场大饼的特大一块，尤令人印象深刻。不过，这些都只能算作后卫性的防守，虽说愈战愈烈而且有时颇为成功，但是最激烈的火线，往往是在经济以外并涉及文化认同之处。法国人——德国人在某些程度之内亦然——就拼命争取，意图保全为自家农民提供的高额补助。其中原因，不但是因为农家握有攸关的选票，同时也由于法国人真心相信，一旦小农式的农业不存在——不管这种方式多么不经济，多么缺乏竞争力——那田园风光，那悠久传统，那法国国家特征的一部分，也将随之毁灭。而美国也一再要求法国，开放影片及视听产品的自由贸易，可是法国人却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支持之下大力抗拒。因为若应美方所请，美国娱乐事业挟着好莱坞的旧日雄风，在大有重建世界影视霸权的气势之下，其产品必将泛滥法国的公私银（屏）幕（虽说这些以美国为基地的娱乐事业，如今已为多国所有并控制）。但是真正原因还不止此一端，法国人还觉得——倒也不失正确——岂可让纯粹成本计算的谋利经营，导致法语影片生产的末日。不论经济的理由为何，人生当中，毕竟还有一些必须刻意保护的东西。如果说，就算我们可以证明，在原地兴建豪华旅馆、购物中心、会议厅堂，将为国民生产额带来较原有观光旅游更大的增值，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难道便会因此认真考虑，竟把自己的沙特尔圣母大教堂（chartrescathedral）或泰姬陵（tai mahal）铲为平地吗？像这一类的问题，只需提出，答案便早已在那里了。
第二个现象，最可以用富者的集体自我中心做一番描述，同时也反映了各个大陆之内，国家之间，以及地区之内贫富差异愈大的现象。老式的各民族国家，不论是中央或联邦性质，以及如“欧盟”类的超国家联合实体，通常都负起开发其整体区域的责任，就某种程度而言，也平摊了它们之间总体的负担与利益。这种举动，意味着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可以从比较进步富有的地区获得补助（经由某种中央分配的机制体系），有时甚至予以优先投资，以求缩小差距。但是欧共体组织实际得很，它的会员资格，只授予贫穷落后程度不致造成其余会员国过度负担的国家。这种挑精拣肥的实际作风，却不见于1993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area，nafta）。美国和加拿大（1990年平均国民生产总额为2万美元），只好挑起国民生产总额只有其八分之一的墨西哥这一重担。而一国之内，富区不愿意补助贫区的心态，一直为研究地方政府的学者所熟悉，美国就是最佳例证。美国的“都市内城”（inner city）贫民汇集，更由于原居民纷纷迁离，向郊区出奔，以致税收不足，其中的问题即多肇因于以上所述心理。谁愿意替穷人出钱？洛杉矶的富裕郊区，如圣莫尼卡（santa monica）和马利布（malibu）两地，即因此选择退出洛杉矶市；90年代初期，东岸的史坦登岛（staten island）也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