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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生产问题。毛泽东在根本上深信，斗争冲突、紧张压力，不但是生命中不可或缺之事，而且唯有如此，方能避免中国重蹈旧社会的覆辙。因为旧社会坚持的和谐不移，正是中国的弱点所在——这一点，其实是毛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出论点支持自己想法的又一章。革命，以及共产主义本身，必须靠不断的一再斗争，方能保持血脉畅通而不阻塞。革命，永远不能停止。
毛泽东路线的奇特之处，即在其“既是极端的西化，却同时又局部地回归传统”。传统模式，事实上正是毛政权甚为倚重的基础。至于以苏联为模式，具有高度重工业倾向的工业化发展，更是绝对的第一优先。大跃进的荒谬，主要来自一种盲目的看法——这一点中苏相同——认为不但要以农业养工业，在此同时，农业还得想法子自力更生，因为所有的资源都必须投入到工业中。这种重工轻农的做法，意味着以“精神”回债，取代“物质”诱因。转为现实，在中国就变成以无止境的“人力”替代不可得的“科技”。中国乡间，始终作为毛式体系的基石，正如同当年游击年代以来，一直未曾改变。大跃进运动排山倒海而来，中国乡间又成为工业化的最佳场所，这一点则与苏联不同。在毛的统治之下，中国不曾发生过任何大规模的都市化发展——又与苏联不同——一直要到80年代，农村人口才降到80％以下。
毛泽东统治的20年间，搀杂着超现实的幻想。对这种混乱，世人自然感到震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若以饱受贫穷折磨的第三世界标准而言，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其实不算坏。毛时期结束时，中国人平均粮食消耗额（以卡路里计）刚好居世界各国的中等（median）以上，并高于美洲14国、非洲38国，在亚洲也属居中——远超过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国以外的南亚及东南亚全部地区（taylor／jodice，table4．4）。中国人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也由1949年的35岁，增加为1982年的68岁——死亡率则持续下降（liu，1986，p．323－324）。而即使将大饥荒考虑在内，从1949年到毛泽东去世，中国人口还是由5亿左右增长为9．5亿多，可见得中国经济毕竟有法子喂饱大家——比起50年代的水平略见增长——衣类的供应也比前稍有进步（china statistics，table t15．1）。至于中国教育，却同时遭到饥荒与文化大革命的波及，甚至连初级教育也不例外。天灾人祸之下，分别使入学人数锐减2500万左右。但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在毛死去的那一年里，全中国进入初小的学童人数，比起当年他取得政权时多出6倍——即高达96％的注册率，比起即使在1952年还不及50％的比例，当然更见成就。诚然，纵使到了1987年，20岁以上的全部人口当中，仍有超过四分之一目不识丁或属半文盲——女性中不识字的比例，更高达38％——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读书识字，在中国是一件极为困难之事；1949年以前出生的34％的人口当中，有幸完全就学者可谓少之又少（chinastatistics，pp．69，70－72，695）。简单地说，在持怀疑心理的西方观察家眼里——其实有很多人根本缺乏怀疑的精神——毛泽东时期的成就也许不堪一提；可是换作印度人或印尼人来看，他的成就却相当不凡。对于80％属于农民阶级、与外界隔绝的中国老百姓而言，自然也比较满意了。他们的期望，最多也就同其祖先一般。
不过在国际舞台之上，中国自革命以来显然大为落后，尤其与非共产党的邻国相比，表现更见不如。它的国民平均经济增长率，虽然在毛泽东统治期间颇为出色（1960…1975年），可是比起日本、香港、新加坡、韩国，以及台湾这几个中共当局必然密切注意的东亚国家和地区，显然相形失色。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固然庞大，却只与加拿大的总值相当，比意大利要少，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taylor/jordice，table 3．5，3．6）。总之，50年代中期以来，在伟大舵手带领下的这趟迂回之旅，险象环生，之所以尚能持续进行，是因为毛于1965年在军队撑腰之下，发动了一场刚一开始是由学生领头的无政府“红卫兵”运动，借以对抗已经在默默跟他唱反调的党中央领导人士，并用以对付所有知识分子。这就是陷中国于多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到了最后，毛必须征召军队入场，方能收拾残局，重新恢复秩序。同时发现他自己也不得不稍做屈服，将党的控制力做某种程度的恢复。毛本人显然已到了生命的晚期，没有了毛的毛泽东主义，便缺乏实质支持。于是1976年即伟大的领袖去世后不久，由其遗孀江青领头的“四人帮”便几乎即刻被捕。紧接着邓小平率领的实用主义路线，便马上上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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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 2
（／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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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在中国实行的新路线，不啻为最坦白公开的承认：“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构造需要大事修改。而且除了中国而外，当世界由70年代步入80年代时，凡是世上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显然都出了极大的毛病。只见苏维埃式的经济动力渐缓，所有可以计算的重要增长数字，也随着1970年后的每一个五年计划逐期降低：国民生产总额、工业产品、农业生产、资本投资，实际平均所得，都是如此。就算没有在真正的退化之中，苏联经济毕竟露出疲态，宛如牛步进行。更有甚者，苏联不但没变成世界贸易里的工业巨人，反而在国际市场上倒退。回到1960年，它的输出品还以机械设备、运输工具，以及金属及其产品为大宗；到了1985年，却转以能源为主（53％，即石油及天然气）。反之，它如今的进口货物中，几乎有60％为机械及金属类等，以及工业消费产品（sssr，1987pp．15－17，32－33）。换言之，苏联的地位已经宛如专事生产天然资源的殖民地一般，为其他较先进的工业经济提供能源——事实上，后者主要就是它本身在西方的附庸国家，尤以捷克斯洛伐克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主。而后两国的工业，也可以依赖苏联无限制且要求不高的市场供应，无须从事重大改进以补自身不足。
事实上到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不但经济落后，连一般性的社会指标，如死亡率也停止缩减，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打击之重，莫此为甚——因为根据社会主义的精神，它应无须过度倚重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即可经由社会正义，改进一般人民的生活质量。苏联、波兰、匈牙利三国人民于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在共产主义体系瓦解前的20年内几乎毫无变化——事实上还时有下降之势。这实在是一个值得严重深思的问题，因为同时间在其他多数国家里面，平均预期寿命却在延长（值得一提的是，甚至连古巴，以及一些可以获得数据的亚洲共产党国家，此时都在增长之中）。1969年时，奥地利、芬兰、波兰三国人民，平均可享同样寿数（70．1岁）；但是到了1989年，波兰的预期寿命却比奥芬两国少了4年。也许这表示活着的人比较健康——如人口学家即如此认为——但是那也只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可以继续救活的病人，换到社会主义国家就只有死路一条了（riley 1991）。各地的改革人士，包括苏联在内，对此趋势都不免忧心如焚（world band atlas，1990，pp．6…9 and world tables，1991，passim）。
就在此时，另有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反映出苏联制度的日趋衰败，即“特权阶级”（nomenk latura）一词的出现（此名似乎是通过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字传达西方）。直到那时为止，共产党的干部——即列宁国家的统治系统骨干——在国外一向为人敬重，并享有几分不情愿的艳羡之情。虽然其手下败将的本国反对派，如苏联的托洛茨基派，或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曾指出这支队伍也颇有官僚腐化的潜在危险。不过在50年代，甚至进入60年代，西方一般的看法——尤其是美国——却认为共产主义向全球挺进的秘密法宝正在其中，在共产党严密的组织系统，及它那完全不容派别歧见、无私无我的干部队伍，忠心耿耿地执行着党的“路线”（fainsod，1956；brzezinski，1962； duverger，1927）。
但在另一方面，“特权阶级”一词（这个名词在1980年以前几乎默默无闻，只在苏共行政体系的词汇中出现而已），却正好暗示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那自私自利官僚系统的弱点所在：也就是无能与腐败的混合体。事实上情况也愈来愈明显，苏联本身的经营，的确是在一个走后门、拉关系、照顾自己人等的充满了营私舞弊的系统之中进行。
除了匈牙利，自从布拉格之春以后，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气馁之余，事实上都放弃了认真改革的努力。至于偶有几个企图重拾中央计划经济旧路的例子，或以斯大林式（如齐奥塞斯库治下的罗马尼亚），或采用毛式以精神力量及道德热情取代经济理论（如卡斯特罗），有关它们的后果在此还是少提为妙。勃列日涅夫的年代，最后被改革人士冠上“停滞时期”的称号，原因就在其政权根本放弃了任何认真的尝试，以挽回这个显然走下坡的经济。在世界市场上购买小麦喂饱百姓，比在自家努力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容易多了。靠无所不在的贪污贿赂，为这部生锈的经济引擎上油润滑，也比大加清洗、重新校正——更别提把整部机器换掉——简单多了。将来会怎么样，谁又知道呢？至少在眼前，能保持着让消费者高高兴兴地过日子——最不济，不要让他们太不高兴——显然是比较重要的。因此在70年代的前半期里，苏联居民可能还觉得日子过得不错，最起码，比起他们记忆中的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好得多。
欧洲“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头痛的问题，在于此时的社会主义世界，已经不像两战之间的苏联，可以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