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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必然继续向外迁移，使得不同区域之间已有的不均衡状态更加恶化。总的来说，未来也将如短促的二十世纪时期一般，发达的富国，将是人口首先达到稳定的国家，甚至还会趋于减少，正如20世纪90年代之时，已有数国出现这种现象。
若以萨尔瓦多或摩洛哥的标准而言，那么富国中的男女，人人都称得上是有钱人家。拥有大量年轻劳动力的穷国国民，必在富有世界中共争那卑微工作。后者则长者日增，孩童日少，势将在以下三者之间作一选择：①大量开放门户欢迎移民；②于必要时高筑栅栏防范移民（长期而言此举可能不切实际）；③另谋他法。最可能的途径，也许是给予暂时性的工作许可，及有条件的移民，不授予外来者以公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也等于创造出一个根本上不平等的社会。这种安排，从干脆表明态度的南非、以色列两国的“隔离政策”（这种极端的状况，虽然在某些地区日渐减少，却尚未完全由地表失踪），一直到非正式的容忍移民（只要他们不向移入国有所要求），情况不一。因为这些劳动性的移民，纯系将此地视为不时前来工作挣钱之处，基本上仍以本国本乡为立根之地。20世纪后期交通运输进步，再加上贫富国家之间收入悬殊，这种住家与就业在两地分别并行的现象将更加可行。长此以往（甚至就中期而言），本地居民与外来客之间的摩擦是否因而更大，未来发展仍未可知，将在永远的乐观者与幻灭的怀疑者之间，成为争辩不休的题目。
这类分歧，势必于未来数十年之间，在各国政治及国际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自是毋庸置疑。
至于生态问题，虽然就长期而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却没有立即的爆炸作用。这个说法，并无小觑生态问题重要性的用意——不过自生态一事于70年代进入公共意识和公众议论的领域以来，世人确有以末日立即临头的口吻来讨论的错误倾向。然而，虽说“温室效应”也许不会使公元二千年时的海平面，升高到足以淹没孟加拉和荷兰全境的程度；而地球上每天每日，物种不知死多少的状况也不是没有先例可循，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一个如短促二十世纪般的经济增长，如果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假定有此可能），对这个星球的自然环境，包括身为其中一部分的人类而言，势必造成无可挽回的灾变。它不会使这个星球毁灭，也不会使其完全不可栖息，但是一定会改变这个生物圈内的生命形态，甚至有可能不适合我们今天所知的人类，以任何接近今天人数的状况继续居住。更有甚者，现代科技愈发加速了我们这个物种改变环境的能力，因此就算我们假定改变的速度不再加快，剩下能让我们寻找对策的时间，也将只能以数十年而非数百年计了。
生态危机的脚步接近，究竟有何对策可行？关于这个答案，只有三件事可以肯定。第一，必须是全球性的努力，而非局部性的方案。当然，个别而言，如果全球污染的最大制造者——即那仅占全球人口4％的美国人——能够将他们消费的油价提高到合理的程度，也许可以为挽救地球的工作，多争取一点时间。第二，生态政策的目的，必须“彻底”与“合理”双管齐下。而只靠市场性的解决，如将皮箱的环境成本，加入消费者商品与劳务的价格之内，便是既不彻底也不合理的做法。美国之例可证：甚至稍微增加一点能源税，都足以掀起轩然大波，引发成不可克服的政治阻力。1973年以来的油价记录也可佐证，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里，6年之间，能源成本暴增12至16倍，也不足以减少能源的使用，却只能使它的使用更有效率而已。同时反更鼓励其他一些在环保上效果可疑的新能源——如化石燃料（fossil fuel）的投资。这些发展，势将再度造成油价的下降，并鼓励更多浪费。而在另一方面，种种诸如零增长世界的拟议——更别谈反璞归真，人类与自然共生的诸般幻想——也都根本不切实际。在目前这种状况下，所谓的零增长，势必冻结各国之间已有的不平等现象。瑞士一般居民自然可以忍受，印度的普通老百姓却不能同意。难怪支持生态论调的主要来源，多是富有国家，以及所有国家中那生活优裕的有钱人及中产阶级（除了那些靠污染赚钱的生意人例外）。而贫穷国家，人口猛增，普遍失业，自然要更多更大地“开发”了。
但是不论富有与否，支持生态政策绝对正确。就中期而言，发展增长的速率应该限制在“足以存活”的层次——不过这个名词已经好用到无甚意义了——而从长期着眼，在人类与其消耗的（可更新的）资源，及其活动对环境产生的效果三者之间，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的立足点。但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敢推测，到底该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以及在何等的人口、科技与消费层次上，才能达到这一平衡？科学的专门知识，自然可以为我们打造出避免那不可挽回的危机的钥匙，可是此中平衡的建立，却不属科学与技术范畴，而是政治与社会议题。然而有一事绝对无可否认，一个建立在以无限谋利为目的，并以彼此竞争于全球性自由市场为手段的经济事业之上的世界经济，势必与经济增长和生态平衡的理念不协调。从环保的角度而言，如果人类还想要有未来，危机二十年的资本主义就将没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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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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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单独而言，世界经济的问题并不严重。若放手任其为之，世界经济必然继续增长。如果康氏长周期理论出现任何波动，也必定是因为世界再度于千年之末以前，进入了一个繁荣扩张的岁月。虽然这份繁荣，短期内将因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余震、世界部分地区陷入无政府的战乱现象，以及世人过度投入全球自由贸易的无限热情（对于此份幻想，经济学家似乎比历史学家更要不切实际）而暂时受挫。不过，经济扩张的前景极其无限。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黄金时代，基本上是“发达市场经济”的大跃进，这个经济区域也就大约有6亿人口居住的20个国家（1960年）。全球国际化与国际生产的重新分配，将继续促使世界60亿人口中的其余大多数迈进全球经济的领域。此情此景，相信连最悲观的人士也得承认，企业的前途极为光明。
但是其中却有一大例外，即在贫富国家之间，差异的鸿沟不但日渐加深，而且无可反转。这种贫富差异深化的现象，因80年代给第三世界的重大打击，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步入贫穷而愈发加速。而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始终不会大幅滑落，这道差距看来好像只会有增无减。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无限制的国际贸易，将使贫国与富国的距离逐渐接近；这种想法，不但与历史事实正好相反，也不合一般常识。一个建立在不平等更加深化的世界经济体系，未来头痛的问题只有日重一日。
经济的活动，绝不能自外于它的大环境及它造成的后果而独立存在。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20世纪后期的世界经济，共有三大层面值得世人提高警惕。其一，科技不断进步，更使人类劳动力脱离商品和劳动的生产过程，却不会为这些被遗弃的劳动力，提供足够或类似的工作替代；也无法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足以吸收这些余下的人工。黄金时代曾出现于西方的全面就业，如今甚至连短时间的恢复也无人敢预期。其二，人力虽然依旧是一大生产主力，经济的全球化却使工业中心开始转移，由劳动力成本昂贵的富国，移向在其他条件相同之下，却拥有廉价劳动力为其最大优点的国家。于是便造成以下各种后果：工作由高工资地区转向低工资地区；同时高工资地区的工资（基于自由市场运作的原则），也在全球工资市场的竞争压力之下下降，旧有的工业国如英国，只好也跟上廉价劳动力的路子，却在社会上带来爆炸性的后果，以致无法在这个基础上与新兴工业国家竞争。历史上诸如这一类的压力，通常是由国家采取行动抗衡，如举起保护主义大旗。然而，这正是世纪末世界经济的第三项隐忧，即由于世界经济的繁荣胜利，以及纳粹自由市场意识的高举，使得因经济变动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冲击，不再有有效的工具予以处理，至少，也减弱了处理的力量。世界经济，便成为一台力量日渐强大却无法控制的发动机。这台引擎究竟能否控制？即或能够，又由谁来控制？这个现象，自然同时带来了社会与经济的问题。在某些国家里（如英国），其直接严重的程度，显然更甚于另外一些国家（如韩国）。
黄金时代的经济奇迹，是以“发达市场经济”实际收入的增高为基础，因为大量消费的经济，需要大批拥有足够收入的消费者，消化高科技的耐用消费品。在高工资的劳工市场里，这类收入多属劳动性的工资所得，而如今这笔收入面临威胁，经济对大量消费的依赖却更甚往昔。诚然，在富有国家的消费市场上，其劳动力已因由生产性工业移向第三产业而趋稳定——第三产业的就业情况，一般而言也较少变动——而移转性收入的大幅增加（多数是社会安全暨福利收入），对消费市场的稳定也不无贡献。以上收入，约占80年代后期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三成；回到20年代，却仅不到4％（bairoch 1993，p．174）。此中变化，也许可以解释当1987年华尔街股市大幅滑落时，虽是自1929年以来的最大一次，却不像30年代的那样，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大萧条。
然而，就连上述这两项提供安定作用的收入形式，如今也正面临破坏之中。随着短促的二十世纪步入尾声，西方政府及“正统”经济学派开始一致同意，公共社会安全与福利的负担太重，必须予以削减。同时，在第三产业中向来最为稳定的几项行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