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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年那一代人来说，尤其是历经大动乱年头的一代，不管当时多么年少，革命都是他们有生之年亲身经历的事实。资本主义命在旦夕，指日可亡。眼前的日子，对那些将能活着见到最终胜利的人来说，不过是过渡的门厅罢了。然而成功不必在自己，革命斗士不会个个活着见到胜利。＇1919年，慕尼黑苏维埃失败，俄国共产党员莱文尼（livine）在行刑赴死前曾说：“容先死之人先请假了。”＇如果说，连资本主义社会都对自己的前途没有多大信心了，共产党人又怎会相信它的残存？他们的一生，就证明了这个事实。
让我们看看两位德国年轻人的例子。他们曾一度短暂相爱，却为1919年的巴伐利亚苏维埃革命献出一生。女孩子名叫奥尔嘉·伯纳里欧（olga benario），是一位业务鼎盛的慕尼黑律师之女；男孩是一位学校教师，名叫奥托·布劳恩（ottobraun）。日后奥尔嘉在西半球组织革命，爱上巴西叛军领袖普雷斯特（luis carlos prestes），最后以身相许，结为夫妇。普雷斯特在巴西丛林地带长期领导革命，曾说服莫斯科方面支持1935年在巴西的一场起义。但是起义失败了，奥尔嘉被巴西政府遣送回希特勒德国，最后死在集中营里。而同一时间，布劳恩则比较顺利，向东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的驻华军事专家，并成为亲身参加举世闻名的中共“长征”的唯一外国人。长征后布劳恩回到莫斯科，最后回到了东德（长征之旅，使他对毛泽东打了问号）。除了在20世纪的上半叶之外，有哪段时期，能使两个纠缠交错的生命，经历如此的曲折离奇？
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吸收了其他所有社会革命的思想，将它们一一推往极端激进的方向。1914年之前，世界各地的革命意识，原多以无政府思想为主流，与马克思无产阶级无关。除东欧地区以外，马克思只被视为人民群众的导师，为众人指出一条为历史命定却非暴力的胜利之路。可是到了30年代，无政府主义作为政治力量，已经没有力量，最后据点只剩下西班牙，甚至在无政府主义热情一向胜过共产主义热情的拉丁美洲也不例外。（其实连西班牙内战也旨在消灭无政府主义分子，相形之下，共产党声势反显得微不足道。）从此，莫斯科外围的各地社会革命分子，莫不奉列宁与十月革命为圭臬，日后并纷纷与共产国际排挤的异议团体合流，深受它们的鼓舞。而共产国际及苏共，则在斯大林的指挥钳制之下，大力铲除异己。当时异端人士之中，声誉最高者要数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托氏与列宁共同领导十月革命，并一手建立红军——可是他的行动完全宣告失败。托氏曾发起“第四国际”，试图与斯大林的第三国际抗衡，却声微势小，几近无形。1940年，托洛茨基在流亡地墨西哥被斯大林手下暗杀身亡。当时他的政治影响力已经一落千丈，微不足道了。
简单地说，作为一个社会革命分子，越跟着列宁及十月革命的脚步，越意味着成为莫斯科路线的共产党党员或同路人。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之后，各地共产党在反法西斯阵线上统一联合，脱离了原本党派路线的分歧，赢得工人及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如此一来，更向莫斯科中央接近靠拢。急着渴望推翻资本主义的热血青年，纷纷成为正宗共产党员，与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革命运动认同。在十月革命里恢复为正统革命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此时则意味着由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宣讲的马克思学说。而马思列学院则是向全球传播伟大马列经典的中心所在，除它以外，举目再无任何一处比它更有能力，可以同时肩负解释和改变世界命运这两项任务。这种情况，一直到1956年以后才有所改变：斯大林的正宗路线在苏联解体，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势消力薄。原本和斯大林路线不同的左派团体及人士，纷纷由旁边进入公众视线。但是虽然起了变化，却依然笼罩在十月革命巨大的影响之下。1968年，以及后来发生的历次激进学生运动，其实都带有明显的俄国无政府者巴枯宁（bakunin），甚至尼察也夫（nechaev）的气息，跟马克思则扯不上任何关系。任何人只要对思想意识史有点研究，都可以嗅出其中的味道。可是就连这股学潮，也唤不回无政府理论或运动了。相反地，1968年则在学术界掀起一阵马克思理论的大流行——可是其各种版本，恐怕却要使马克思本人大吃一惊。各种所谓的“马列”宗派团体，更是方兴未艾，纷纷联合起来，指斥莫斯科及老共产党组织不够革命化和列宁化。
矛盾的是，正当社会主义革命传统在各地如火如荼进行全面接收之际，共产国际本身，却反而把当初1917－1923年间革命的原始策略放弃了。换个方式说，它们甚至处心积虑，打算使用与1917年大相径庭的手段进行权力转换（见第五章）。1935年起，批判性的左翼文学纷纷提出指责，认为莫斯科不但一再错失革命时机，甚至进而排斥革命，背弃革命；因为莫斯科根本不打算革命了。但是“苏维埃中心路线”运动唯我独尊，不容异己，一直到它自己从内部开始瓦解之日，外界的批评才发生作用。只要共产党运动阵线联合一天，只要它能保持惊人的完整力一日，对全世界绝大多数信仰全球革命的人来说，苏维埃革命便是唯一的路线，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走。从1944－1949年之间，各地再度掀起革命风暴，许多国家与资本主义决裂，走上共产主义之路。谁能否认，这些国家的革命，哪一个不是在正宗苏维埃路线的共产党羽翼下方才完成？一直要到了1956年以后，其他革命路线才逐渐崭露头角，在政治或手段上提出有效的要求，关心革命的人士也才开始有了真正的选择。但是，就连这些另辟踩径的路线——诸如五花八门的托派思想、毛派思想，以及受1959年古巴革命的各种团体等等（古巴革命见第十五章）——往往也不脱离列宁主张的模样气息。在最左的路线上，势力最庞大最雄厚的团体，仍然要数老共产党组织。然而，革命的理想热情，早已离它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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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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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革命的动力，主要在其共产党形式的组织，也就是列宁所谓的“新一类党派”。列宁这项创举，可说是20世纪社会工程的伟大发明，可以与中古时代基督教会的僧侣制度及各式神职组织相媲美。组织虽小，效率却出奇地高，因为党可以向成员要求完全的牺牲奉献。纪律之严，胜过军队。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任何代价，执行党的意志决策。高度服从奉献的精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然而，这种“革命先锋党”的模式，与他致力推动的革命（他所推动的革命，偶尔也有成功的例子）之间的关系却不甚清楚。唯一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此模式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以及战时），方才确立。因为列宁党派本身，其实是以少数精英领袖（先锋）的形式起家（当然在革命胜利之前，他们号称的是“反精英”），可是革命，正如1917年的例子，乃是群众所为。革命一旦爆发，燎原之势，不论精英还是反精英，都无法控制全局。事实上，列宁模式吸引的对象，往往是社会上原有精英阶级的年轻一辈。这种现象，以第三世界为明显：优秀青年大量加入组织，壮烈进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间或也有成功的例子。30年代，巴西共产党势力大为扩展，主力即为原地主家庭统治阶级的年轻知识分子，及下级军官大批加入所致（martins ，1894，pp．3390…3397）。
但在另一方面，对真正的“群众”来说（有时也包括那些积极支持“先锋组织”的人士在内），他们的感受，却往往和领袖们的意见相抵触。尤其在真正大规模群众运动时，矛盾更明显。正因为这个缘故，1936年7月西班牙军方叛变，起来反抗当政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政府，立刻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掀起社会革命。好战分子，尤其是鼓吹无政府思想的人士，自然纷纷着手将各地的生产组织集体化。但是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却一致反对，而且，只要抓住机会，便尽可能取消公有，恢复原来的制度。公有制的优劣，至今仍是当地政治和历史学界讨论不休的话题。这次事件同时也掀起一阵反偶像、抗旧习、杀教士、反圣职的风潮，情况之烈，空前绝后。其实自1815年发生大骚乱以来，以教会为发泄攻击的对象，就成为群众闹事活动的一部分。那一年，巴塞罗那（barcelona）市民因为不满某场斗牛的结果，火烧教堂泄愤。这一回，则大约有7000名神职人员惨遭杀害——几乎是该国神父僧侣总数的12％～13％；不过西班牙修女人数更为庞大，7000名只占其微不足道的比例——仅在东北地方的加泰罗尼亚（catalonia，亦即gerona）教区一地，就有6000余座圣像遭到破坏（hugh thomas pp．270…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