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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美元”（eurodollars）——的发明。这些欧洲美元留在境外不归，存进美国境外的银行，主要目的是避免美国银行法的诸多限制。自由流动的所谓“欧洲美元”，成为一种可流通转让的金融工具。再加上美国在海外日渐增多的投资，以及美国政府在军事上的巨大开支，其数额开始大量累积，并开始形成一个毫无管制的全球性市场，其中主要是以短期借款为主。“欧洲美元”市场的净值，由1964年的140亿美元左右，到1973年增加约为1600亿美元，5年之后，更几乎高达5000亿美元。当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会员国忽然发现自己的钱多得不知如何投资是好，欧洲美元市场便成为产油国家投注利润的游戏场地，大笔金钱宛如个人牌戏般，循环往返（见第十六章第二节）。于是美国首先发现，自己成了这场国际金融游戏中任人摆布的牺牲者，只见一笔比一笔更盛的巨额独立资金，绕着地球一周又一周地由一种货币换成另外一种货币，一路追逐快速的利润回收。最终，各国政府都在这场游戏下牺牲，因为它们不但无法控制汇率，也无法管制全球货币的供应量。到90年代初期，各国中央银行联手出动，也无法起任何作用了。
总部设在一国，经营却遍布多国的公司，自然愈发要扩展它们的业务。这一类“多国性的公司”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美国便有很多，从1950年计有7500家，到1966年已增长为25000家，而它们的分号绝大多数位于西欧及西半球（spero，1977 p．92）。但是其他国家也逐渐开始跟进，比方德国的赫希斯特化学公司（hoechst），在全球各地45个国家与117家工厂有直属或合伙的关系，其中除了6家工厂之外，其余均是1950年后才建立（frobel，heinrichs，kreye，1986，tabell iiia p．281ff）。跨国性企业的新鲜之处，在于其作业规模幅度的庞大。80年代初期，美国跨国大公司的出口总值即占美国全国总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而其进口总值也几达美国总输入的半数。英国境内的数字更为惊人（包括英国本国及外来的跨国事业在内），竟然囊括英国出口总量的80％以上（un transnational 1988，p。90）。
从某种角度来看，其实这些进出口数字并无任何意义，因为所谓跨国企业的主要功能，即在“整合内化跨越国境的众多市场”，即独立于政治国家及国界限制之外的作业。一般有关进出口的统计数字（多数仍是由各国分别搜集统计），事实上等于跨国性企业内部的贸易数字，如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在全球各地40个国家设有业务。跨国企业既然能够跨国经营，自然愈发强化了资本集中的趋势。这种现象，自马克思以来即为世人所熟悉。1960年时，据估计全世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200家公司的营业总额，等于非社会主义集团国民生产总额的17％；1984年更升高为26％。而这一类的跨国公司，多数是在“发达国家”设总部；事实上在名列所谓“两百最大”的公司当中，85％将总部设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4国，余下的15％则分布于其他11个国家。然而，这些超级巨型公司与本国政府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到黄金年代末期，除了日本公司及某些以军火为主的企业，它们简直可以视同为本国政府及国家的利益。当年底特律某位介入美国政界的汽车大亨曾经对此有过一句名言：“凡是利于通用汽车的事，必然也利于美国。”可是随着时间过去，这种利益息息相关的联系也开始模糊。因为如今本国的市场、本国的业务，以“美孚石油公司”（mobil oil）为例，不过是该公司在全球上百个市场中的一个；再以德国奔驰汽车公司（daimler benz）为例，更只是畅销全球170余国当中的一国而已。母国市场的地位，怎么可能再在跨国公司遍及全球的业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对一个国际性的石油公司而言，在其企业经营的策略逻辑里，无论是母国、沙特阿拉伯，还是委内瑞拉，在它经营的天平上必将一视同仁。即一方面计算利益得失，一方面比较公司本身与各个政府相对力量的大小，依此制定公司决策的方针。
企业的交易活动与企业的经营，逐渐脱离传统的国家界限，这种趋势，并不仅限于少数几家巨型公司。随着工业生产逐渐由作为工业化资本化先锋的欧美地区向外迁出——迁出的速度一开始相当缓慢，后来越来越快——跨国性的生产经营方式也随之愈发显著。诚然，终黄金年代，欧美各国始终保持其经济动力大发电厂的地位。50年代的中期，工业国家制成品的出口总数中，有五分之三是在工业国家圈内相互销售；到70年代，比例更上升为四分之三。但是也就从此刻起，情况开始有了转变，发达国家向世界其余地区输出制成品的比例开始增加——而意义更为重大的是——第三世界也开始向发达工业国家输出工业成品，而且数额比率不低。随着落后地区传统的主要出口项目开始减弱（除了能源是一大例外，这还多亏石油输出国家起来闹了一场价格革命），它们开始向工业化的路途转进，虽然只是拼拼凑凑，速度却奇快无比。1970…1983年间，以前在全球工业品出口总额一直仅占5％的第三世界突飞猛进，一下子增加了一倍以上（forbel et al，1986，p．200）。
新的国际分工从此开始，旧秩序便难以维持。德国的大众公司（volkswagen）在阿根廷、巴西（三家工厂）、加拿大、厄瓜多尔（ecuador）、埃及、墨西哥、尼日利亚、秘鲁、南非，及南斯拉夫各地设立了汽车工厂——这些海外工厂都是于6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建立。第三世界的工业不但应付本地日渐增长的需求，同时也行销全球。它们的产品中，有的完全由本地生产（如纺织产品，到1970年，其生产中心已由旧工业国纷纷转移至“发展中国家”），有的则成为跨国生产作业中的一环。
国际分工的新现象，可说是黄金年代特有的一项发明，不过这个趋势一直要到后来方才完全发展成熟；而交通运输传播方面兴起的革命，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因为唯有进步的交通运输，才能在符合经济效益之下，将一样产品的制造分在多地进行——比方说休斯顿、新加坡、泰国——利用航空货运，将半成品转运于三处完成，并利用现代信息科技控制整个流程的进行。60年代中期开始，各主要电子厂家便投入这种国际化生产线的潮流。生产线上移动的路径，不再只限于单一地点的厂房之内，却环绕着地球进行——其中的某些生产线则终止于特设的“自由加工生产区”（free productionzone），或一些境外工厂之内。这一类特殊的作业区，如今在各地纷纷兴起，尤以有大批廉价年轻妇女劳动力的贫国为最，而这也是跨国企业逃避单一国家管束的另一新手法。南美亚马孙丛林（amazon）深处的马瑙斯（manaus），便是此类“自由生产区”的先驱之一，为美国、荷兰、日本众多厂家生产纺织品、玩具、纸类制品、电子产品、电子表等各式各样的消费产品。
世界经济的政治层面，因此在结构上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改变。随着全球作业日益演变成一家，大国的国家经济体系逐渐拱手向境外中心让步，而境外中心的所在地却往往以小国甚或超级小国居多。旧殖民帝国的解体，自然促成这一类小国数字的增加。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统计，到1991年结束时，全世界少于250万人口的经济体共有71个之多（其中18处的人口甚至不到10万）。这个数字表明，全球具有独立经济体身份的政治实体当中，有五分之二属这一类的超小单位（world development，1992）。在二战爆发之前，它们的经济力量原本被世人当作取笑的对象，根本不将其当作真正的国家看待。事实上不论过去或现在，面对着现实狰狞的国际丛林，这些小国也不具任何足以捍卫自己名义上独立地位的实力。可是进入黄金年代，却开始出现一件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军事上它们虽不足自保，在经济上却毫不逊色，借着直接投入全球经济的生产行列，它们也可以像大国般欣欣向荣，有时其表现甚至比大国更佳。于是便有诸如香港、新加坡一类的城市小国兴起，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见到这类政治体繁荣的时代，必须回溯到中古时期。还有波斯湾沙漠地带的一角小地，摇身一变，成为国际投资市场上的一大玩家（科威特）。更有那一处又一处的境外藏身之地纷纷出现，保护着众家公司逃遁国家法律的约束。
如此一来，20世纪晚期在各地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运动便愈发站不住脚。因为一个独立的科西嘉（corsica）或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势必无法单独生存；它所能获得的唯一独立，只不过是在政治上脱离了原来的国家而已。在经济上，如此小国势将对跨国性的经济实体依赖更重，而后者对经济事务的影响多年来更是有增无减。对于这些巨大的多国公司而言，一个最合乎其心意，最方便其运作的世界，自然便是一个充满着小国或根本不成其国的世界。
。。！
第九章 黄金年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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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工业，一旦其生产作业的转移在技术上成为实际可行，并在成本效益上得到肯定，势必由高成本地区迁至劳动力低廉的地带。与此同时，经营者也发现（其实并不意外），原来其他肤色种族的劳工，在技术层次和教育水平上至少并不比白人劳工逊色。这点发现，对于高科技的工业来说，自然是锦上添花，又一样绝妙好处。但是除此之外，黄金年代的景气之所以由旧工业地带的核心国家扩散至其地带的原因，还有一项特别值得考虑的因素，是由“凯恩斯派”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特有的几项组合造成。即所谓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增长是建立于一个大众消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