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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欢喜。
至于世界上其他的贫苦地区，农业革命也同样如火如荼，虽然发展趋势较为零星。事实上，若没有所谓“绿色革命”输入的灌溉改良和“科学”农业帮助——虽然其长期影响至今仍有争议——南亚及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粮食生产，势将无法供应当地大量快速增加的人口。再从整体而言，第三世界各国，以及第二世界以前属于社会主义或仍为社会主义的部分国家，在粮食上不但不能自给自足，更无法扮演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一般以为粮食生产应该大量有余，足可用于出口的角色了。这一类的国家，最多也只能从事以出口为目的专门性的农产品生产，以供应发达国家的需要。至于本国人民的粮食所需，若不是来自北美粮食生产过剩的对外倾销；就只有在田间的泥泞里以最古老原始的方式继续劳力密集的挥镐推犁。既然田里的劳动依旧需要他们，他们显然没有理由抛离这样一个农业环境他去。唯一的原因，恐怕便是人口大量的爆炸激增，使得可耕作的田地日渐稀少吧。但在事实上，许多小农外流的地区里，如拉丁美洲，土地开垦的比例却往往很小，一大片未开拓的广阔地域里，只有着屈指可数的乡人移往垦殖，哥伦比亚与秘鲁便是其中两个例子。这以外的地方，往往成为当地游击活动的基地。反之，在亚洲农业依旧兴盛的地盘里，却有着世上人口最稠密，耕作最密集的地带；每平方里的人口密度，从250人至2000余人不等（南美的平均人数仅为41．5人）。
大地的人口一空，城市却开始挤满了人潮。20世纪的下半叶里，世界出现了空前的都市化现象。8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人口已有42％居于城市。若不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广大人口仍然居于乡间之故——中印两国占亚洲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三——都市人口的比例势必已成为多数（population，1984，p．214）。可是即使在农业世界的心脏地带，人口也开始从乡间流向城市，往大城的集中之势尤为明显。1960…1980年间，肯尼亚的都市人口倍增，虽然1980年的都市总人口比例依然只有14．2％，可是该国每10名城市居民当中，却几乎有6名是住在首都内罗毕（nairobi）；20年前，这个比例只有10：4。在亚洲地区，人口动辄数百万的通都大城更如雨后春笋般兴起，通常多为所在国的首都。如汉城、德黑兰、巴基斯坦旧都卡拉奇（karachi）、雅加达、马尼拉、新德里和曼谷等大都市，1980年的人口均已突破500万以上，有的甚至高达850万。以此趋势估计，公元两千年时，将分别增加到1000万至1350万之间。可是回到1950年时，除了雅加达外，以上诸城没有一地的人口数在150万以上（worldresources，1986）。80年代人口狂潮大量拥向都市的现象，事实上确以第三世界为最：开罗、墨西哥城、圣保罗和上海四大都市，人口均超过八位数字。矛盾的是，发达国家的都市化程度，虽然仍旧远胜于贫穷地区（除了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和伊斯兰世界外），它们内部超级大城的人口却开始纷纷消解。早在城市居民向郊区逃散，向城外社区开始迁移之前，发达国家的都市便已在20世纪之初达到了它们的巅峰时期。如今这些旧都市中心，在夜晚便成了寂然一片的空城，白天在其间工作、购物、娱乐的人潮都已出城返家。当墨西哥城的人口在1950年后的30年间几乎爆增5倍之际，纽约、伦敦、巴黎三地的人口却开始慢慢脱离市籍，向都市的外郊逐渐迁去。
然而，却在一种相当奇特的情况下，西方地区城乡之间的新旧两个世界，人潮却开始汇合交流。发达国家所谓的标准型“大都市”，如今是由一大片市区性聚集点面的相连而成。其间往往有一处焦点密集的工商或行政中心，若从空中俯瞰，可以看见这里的高楼大厦，栉比鳞次，仿佛一片山脉连绵——除非如巴黎等地，不准摩天大楼兴起是为例外。两地之间的连接，自60年代开始在公共运输上发生了一场新的革命——或可视为在个人拥有汽车风气的压力之下，私有汽车交通文化面临的一大挫败。自从第一条市内电车和地下铁路系统于19世纪后期兴建以来，都市人从未见过如此盛况——如此众多的新地下铁，如此众多的郊区大众运输系统，在如此众多的城市出现——从维也纳到旧金山、从汉城到墨西哥，新系统纷纷建立起来。在此同时，都市中心向四郊分散的现象，也在各地持续进行，各地社区及郊区的新兴地带，纷纷建立起自己的购物及娱乐设施，其中最有名最显著的便是由美国首开风气之先，兴建于都市周边地带的室内型“购物中心’。
然而在第三世界，城乡之间的连接却支离破碎，虽然也有大众运输系统存在（多数是难担重任的过时系统），以及无数破旧不堪的私营老爷车充当长途汽车及“集体搭乘式”的计程车，运送着人潮来往。第三世界都市内部的发展，单看在突然之间，人口暴涨至1000万甚或2000万的疯狂事实，自然便难逃七零八落杂乱无章的混乱现象。更何况在这些新兴都市里的各个社区，原本都是由七拼八凑临时搭盖的陋室起家，十之八九，是拣到空地便盖起来的违章建筑。这一类城市里的居民，每天恐怕得耗费数小时的时间往返于工作和住家的地点（因为固定的差事难找，一但找着必须紧紧抓住）。与此同时，为了一享难得的娱乐，他们也愿意花上同样长度的时间，不辞长途跋涉，前往几处稀少的公共场地朝圣。如巴西旧都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市内足可容纳20万名观众的玛拉卡那（maracana）球场便是一例，在那里，里约市民可以一同崇拜瞻仰各路足球英雄各显神技。事实上，在新旧世界里，交接融合的现象，已经不断地演变为一组又一组在表象上依旧独立自足的大小社区的连结——不过就西方国家而言，社区的独立自足性往往更为正式。此外，西方富裕社会的绿地空间——至少在市郊一带如此——也远比贫困拥挤的东方和南方世界为多。于是在都市贫民窟及违章建筑里面，人类与顽强的蟑螂老鼠共居着。发达国家“内城”（inner city）残存的废墟之外，城市之间是一片广大无人的奇异地面，如今则成了鼬鼠、狐狸、浣鼠等众生出没活跃的野生世界。
第十章 1945…1990年社会革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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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里，世界同时兴起了另一种趋势，其变化之大不下于小农阶级的没落，其普遍性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需要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从事的职业的出现。初级教育的普及，即国民基本的识字能力，事实上等于是世界各国政府一致追求的目标。因此到了80年代末期，只有那些实在无药可救、或是诚实得不得了的政府，才有勇气承认本国的半数人口仍为文盲。其中更只有10个国家——除阿富汗外，全部位于非洲——承认国内只有不到20％的国民能读能写。识字率的提高，的确有着惊人的成就；共产党统治下的革命政权，在这方面的成就更给人印象深刻。当然，若依它们所称，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竟能全数扫除文盲，速度之快，有时难免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识字率的普及程度，其中尽管不无疑问，中级教育甚或高等教育工作人员的需求量，却的确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至于已经结业、或是正在就学的人口数字，自然也同样快速增加。
大学生人数的激增尤为显著。在此之前，接受大学教育者犹如凤毛磷角，少之又少，只有在教育普及、大学林立的美国是一例外。二战以前，甚至德、法、英这3个国力最强大、发展最先进、教育最普及的国家，3国加起来1．5亿万的人口里，大学生的人数只有微不足道的10万多，即占3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一。然而到80年代后期，法国、西德、意大利、西班牙、苏联等国的学生已以数百万计（这只是欧洲数国而已），更别提巴西、印度、墨西哥、菲律宾，美国这个大众高等教育的先驱增长之速自然更不在话下。到了这个时期，凡是推广教育不遗余力的国家，大学生人数均占总人口——男女老少尽在内——的2．5％以上。少数几个特殊的例子当中，大学生的比率甚至达到3％。在这样的国家里，20至24岁的年龄层中往往有20％的人仍在就学，这种比率并不稀奇。甚至那些对推广学校教育一事一向比较保守的国家——如英国和瑞士——大学生的比率也升至1．5％。但是，学生群数字最大的比率，却出现于经济上离先进水准尚有一段遥远距离的国家，如厄瓜多尔（3．2％）、菲律宾（2．7％）、秘鲁（2％）。
这一切不但是全新的现象，而且其势更突兀。“根据60年代一项针对拉丁美洲大学生所做的研究调查显示，其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事实即为学生人数的稀少。”（liebman，walker，glazer，1972，p。35）当时美国学者曾经下过如此结论，认为这个现象反映了美墨边界格兰特河以南的拉丁美洲世界，对于高等教育的立场，沿袭了欧洲主张少数精英精神——虽然拉丁美洲各国的大学生人数，每年其实在以8％的比例增长。事实上，一直要到60年代，学生的地位才比以前有显著的上升，逐渐演变为一支不可否认的重要政治和社会势力。1968那一年，世界各地掀起了一片学生激进主义的狂潮，而学生的声势，远比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真正统计数字的比例为大。话虽如此，学生人数激增却也是铁的事实，绝对不可忽视。1960－1980年的20年里，单在学校素质优良的欧洲一地，一般国家的学生人数普遍呈3～4倍的增长之势。而西德、爱尔兰、希腊3国，更呈4～5倍的增加；芬兰、冰岛、瑞典和意大利则为5～7倍；至于西班牙和挪威两国，增长更高达7～9倍（burloiu，unesco，1983，pp．62－63）。整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