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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当时尚有其他几项发展趋势，更进一步扩大了不同部门工人阶级之间的差距。不过这些现象，要到全面就业的黄金时代结束，在70和8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在新自由主义向福利政策及“统合主义”体系施压之际，方才转趋明显。此前工人阶级中较弱的一环，已经在福利政策的资助下得到极大的庇护。一旦经济景气转劣，工人阶级中的最上一层——即技术工人及领班管理阶级——往往比较容易适应现代化高科技的生产事业。他们所在的地位，事实上也可以帮助他们从自由化市场中获得实际的利益——尽管另一群运气比较不佳的兄弟，却从此受挫而不支。因此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英国，若将最下层五分之一工人群众的生活与其他工人比较，相去之远竟比一个世纪以前还要严重。英国的例子虽然极端，也可见其转变之一斑。而最上层十分之一的工人，收入总值却高达最低层十分之一的3倍。这些位居顶层的工人阶级，沾沾自喜于本身境况蒸蒸日上之余，逐渐开始有一种想法：作为国家及地方上的纳税人，自己等于在补助那些依赖社会福利维生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下层阶级这个带有恶意的名词，于80年代出现，于是这些完全靠公共福利制度而生的人，便成为前者的眼中之钉；除了一时紧急关心的必要救济之外，对于长期性的补助必欲除之而后快。过去维多利亚时代贫穷即等于“无品无格”的老观念，此时又死灰复燃，而且壁垒分明远比前更甚。因为在早先全球一片景气的美好时光里，全面就业照顾绝大多数劳工的物质所需，福利金额度便也水涨船高。到了依赖救济人数大增的今日，比起当年维多利亚时代的贱民“残渣”，这一大堆由“福利”供养的“无耻之徒”，日子舒适的程度比以前简直有天壤之别。看在其他认真工作的纳税阶级眼里，这种舒服日子，根本就不是这些不劳而获者配得的待遇。
因此，那些有技术在身的，“人格应得尊重的”人，便发现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且可能是破天荒第一遭——开始右转。更何况传统的劳工和社会主义团体，有鉴于极需公共救济的人数不断上升，此刻更致力财富的重新分配及社会福利，因此对上层工人的右倾更有火上加油之势。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的成功契机，主要有赖技术工人脱离劳工阶层所致。工人阶级的凝聚力量日渐离析，或可看作工人结合形式的转变，更促成了劳工一族的分崩解体。于是有技在身之人，以及有能力往上爬者，纷纷迁出都市内城——更有公司行号、大小企业向四郊及乡区迁移的助长——市内原本一度以工人住户为中坚的老社区，或所谓的“红色地带”（red belt），不是一落而为特定人群的聚居地，便是重新装修更新变成中产阶级的新住处。而新起的卫星城镇及绿色城郊，其单一阶级集中的程度，则远逊以往都市里的状况。留在都市内城的平民住宅，过去原是为工人阶级的坚实核心所建，住户也多是有能力定期支付租金的房客；如今却沦为社会边缘人、问题人，以及寄生于福利者的移居地。
与此同时，大量的移民潮流，也带来一股至少自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以来，一直局限于美国境内，在某种程度之下也包括法国的现象，即工人阶级种族的多元化及多元化造成的种种后果和冲突。但是其中问题的症结，并不全在种族多元化本身，不过不同肤色者的移入（或肤色原为相同，却被硬分为不同的情况，如北非人在法国），则往往将人心里潜存的种族歧视恶性激发出来；甚至连一向被认为对种族主义具有免疫能力的国度，如意大利和瑞典也不例外。传统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力量的式微，愈使种族主义冒头；因为前者向来激烈反对此类歧视，往往极力阻止其群众内部出现带有种族主义心态的反社会言论。然而，除去纯粹的种族主义的因素不谈。传统上——甚至于19世纪——外来的劳工移民很少引起工人阶级里不同族裔之间的直接冲突。因为各个特定的移民群在整个经济中都有其特有的专门行业，他们在自己的活动领域里进一步扩大势力，甚而有独霸之势。多数西方国家里的犹太移民，均大量从事于制衣业，却从来不曾进入——比方说——汽车制造业。再举遍及世界的印度菜为例，其从业人员来源集中特殊之处更为罕见。伦敦和纽约两地，以及全球各处印度餐馆里的人手，多数是聘自孟加拉某特定区域的移民圈锡尔赫特地区（sylhet）；这种现象，即使到了90年代依然不衰。即使不曾形成独霸的局面，移民群也往往聚居于一定地区，或集中在一定的工厂作坊或行业工作，而不涉及其他地区及行业。因此，在如此这般的“区隔化的劳工市场”之中（套句时髦的流行行话），个别族裔工人内部便油然产生坚强的团结意识，并得以长期维系。既然族裔团体之间没有竞争，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本身境况的好坏自然难以归罪于他族他群。
但是时移势迁，在众多因素影响下，加上战后西欧的移民政策多是由政府主导，以应付劳工匮乏之需，新一批的移民开始进入移居国原居民从事的行业，并拥有同等同样的工作权益。不过例外的情况也有，如官方特意将外来劳工与本国工人正式隔离，使前者自成一级，作为短期且地位也较低的“客工”（guest…worker）。但是无论哪一种处理方式，压力都因而升高。法定权利劣于他人的外来男女工人，对本身利益的看法自然与那些享有优惠地位者截然不同。反之，英法两国的本地工人，一方面虽然不介意与摩洛哥工人、西印度群岛工人、葡萄牙工人，以及土耳其工人在同样的条件之下并肩工作。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却绝不愿意看见这些外国佬——尤其是那些一向被认为集体上先天便属于劣等的国籍之人——升级加薪，爬到自己的头上指挥。同理，不同的移民族群之间，也有着类似的紧张存在，虽然他们都共同憎恨着移居国对外来者的态度。
简言之，回溯当年传统性质的劳工政党与运动成形的年代，各行各业的工人（除非因不可克服的民族或宗教因素分裂），可以假定同样的政策、策略及制度的改变将同使他们受益；这种情况如今不再自动发生。再加上生产方式的改变，所谓“三分之二的社会”的出现，“劳动性”与“非劳动性”工作之间日益模糊的分野，在使得前此无产阶级大众分明可见的轮廓松动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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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1945…1990年社会革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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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女性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另一影响工人阶级和发达国家社会的一大因素，其中尤以已婚妇女的角色为最——不啻为革命性的新现象。这方面的改变实在惊人，1940年，全美女性工作人口中，只有不足14％的比例为有夫有家的已婚妇女。到1980年，却已超过半数，仅在1950－1970年间便已倍增。不过女性进入劳工市场人数日增的现象，自然绝非自今世起始。自19世纪末叶开始，女性便已大批进入办公室、店铺，以及其他某些服务业——如电话接线员、看护性职业等等。这一类工作形成所谓“第三产业”（tertiary occupation）的大量扩张，相对他便侵蚀到作为第一及第二产业的农工业，并将对前二类产业造成绝对性的损害；事实上第三产业的兴起，正是20世纪最令人瞩目的发展趋势。至于女性就业人数在制造业方面的演变，则发展不一。在旧有的工业国家里，传统上拥有女性就业人口大量集中的劳动密集工业——如纺织及制农业——此时已衰退。在新近变成“生锈带”的国家及地区里，那些向由男性为主的机械工业，更别说充满着男性意象的其他行业——如矿业、钢铁业、造船业、汽车制造业——此时也同样步上衰途。反之，在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及第三世界增长中的制造中心里面，对女工求之若渴的劳动密集工业则开始兴旺（女工在传统上不但工资较低，也较男工易于管理）。于是女性在当地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大增，不过非洲毛里求斯（mauritius）由70年代初的20％到80年代一跃而过60％的例子也是绝无仅有。至于在发达工业国家里的增减，则依各国情况而定，一般而言，即使增加也多以服务业为主。事实上女性无论在制造业或第三产业就业，其工作性质并无多大分别，因为她们多数是充任次要的职位。而某些以女性为主的服务性行业，也有极为强大的工会组织，尤以公众及社会服务单位为主。
此外，女性也以极为惊人的比例追求更高的教育；因为时至今日，唯有教育，可能指引一条迈向高级专业之门的坦途。二战刚结束时，在多数发达国家之中的女学生比例，仅为全体学生总数的15％～30％，只有芬兰例外——这个女性解放的国度——当时该国女学生的比例已经高达43％。但是即使到了1960年，女学生在欧美两地从未超过半数，唯一的例外为保加利亚——这是另一个较不为人知的亲女性国度（就总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鼓励女性求学较为积极，如东德的增长速度便胜过西德）——可是除教育外，在其他增长女性福祉的项目上的成就则不甚精彩。然而，到1980年，在美国、加拿大及6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东德和保加利亚占鳌头——半数或半数以上的学生已为女性。此时全欧只有4国的女性学生不及总数的四成（希腊、瑞士、土耳其和英国）。一言以蔽之，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现象，如今已与男子一样普遍。
已婚妇女大量进入劳工市场——多数均兼母职——及高等教育的惊人扩展，为60年代起女性主义运动的强力复苏（至少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如此）提供了发展背景。事实上若不考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