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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物尚能豁免之外，更完全否定30岁以上众人的一切人性地位。天地之间，唯我族群独尊。
各地激进极端的青年男女，除了在中国是由年迈的毛泽东领军之外（见第十六章），其他都是由同龄的群体带队。当时覆盖全世界的学生运动浪潮，更是如此，即使连学生运动引发的工人事件，如1968－1969年间法意两国的工潮也往往由青年工人发起。也只有从来不曾有过半点实际人生经验的年轻人，才会提出如1968年巴黎五月工潮和意大利次年“炎热的秋天”那般大胆可笑的口号：“我们什么都要，而且现在就要！”（tutto e subito）（albers/goldschmidt/oehlke，pp．59，184）。
青少年作为追求“自治”地位的新族群，一个单独成立的社会阶层，更因某种现象，大大扩展其象征意义。其象征意义之丰富，可说自19世纪初浪漫时期以来所未有：英雄的年轻岁月，与其肉体生命同时终结。这种生命倏忽的英雄形象极为普遍，在50年代便以早逝的歌星詹姆斯·迪安（jamesdean）开其端。其后成为青年文化宣泄口的摇滚乐坛，更找到标准的理想象征：巴迪·霍利（buddy holly），贾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滚石乐团的布赖恩·琼斯（brian jones），鲍勃·马利（bob marley），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以及其他多位广受崇拜的偶像人物，都成为早夭生活方式下的牺牲者。他们的死亡，之所以沾染上浓烈的象征气息，是因为他们代表的青春，先天就拥有永恒的意味。演员这份行业，也许可以从事一生；可是作为一名“青春偶像”（jeune premier），却注定只能发出片刻的光芒。
青少年一族的成员虽然一直在变——通常一个人能够跨身所谓学生“代”的年限，往往只有三四年极短的时间——但是后浪推前浪，它的座位始终不空，一定有人填。青年人自觉到本身是促进社会作用的一个因子，这种青年自我意识增长的现象，也日益为社会所觉察。而其中的商人自是不遗余力，大肆欢迎。至于老一辈人，虽不情愿，也只有勉力接纳。市面上充斥着针对青少年的产品，为凡是不愿意在“儿童”与“成人”之间选择其一者，开辟了另一个广大的空间。到60年代中期，甚至连巴登·鲍威尔（baden powell）自己一手创建的英国童子军组织（english boy scouts，也不得不把组织名称的男童部分去掉，作为向时代气氛低头的表示。还将制服中原有的宽边圆帽，换成强制意味比较不那么强烈的法式贝雷帽（gillis，1974，p．197）。
其实社会中分出年龄层团体，此事并不自今日始，即使在资产阶级式的文明中，社会也一直承认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性功能的发育上已臻成熟，可是在智能及其他生理方面仍在继续成长，对于成人生活也毫无实际接触与经验。现在则由于青春发育期提前开始，身高体型也提早达到成人期的身量（floud et al 1990），这一群人的年龄日益降低，但是并不能改变社会一向便有他们存在的事实。唯一造成的改变，在于青少年与父母师长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升高，因为后者依然坚持将他们当作小孩看待，可是青少年自己却觉得已经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的氛围，往往预期其青年男子会度过一段喧嚣狂乱的成长期，在这段“年轻放荡”的日子过去之后，必将“安定”下来。新时代兴起的新青少年文化，却在三方面与以往的看法大异其趣。
首先，所谓“少年十五二十时”，如今不再被视作成人的预备时期，却意味着完成人生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人生，就像运动一样，以青少年时为其高峰（在今天，又有多少数不清的少年郎希冀在运动场上扬名），一过30岁，便显然开始走下坡路了，对运动的兴趣也大为降低。可是在社会的现实正好相反，权势、成就、财富，却随着年龄增加（只有运动界及某些演艺界是例外，又或许纯数学也可算作其一吧）——这个现象，毋宁说是人世间不合理安排的又一佐证。请看直到70年代，战后世界可谓完全掌握在老人手里，“老人政治”现象之盛，甚至比前代有过之无不及。换句话说，这些在位的老人——绝大部分是老头子，老太婆少之又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的甚至在大战开始时便已成年。这种老人当道的现象，不独资本主义世界（阿登纳、戴高乐、佛朗哥、邱吉尔），甚至连共产党世界也不例外（斯大林、赫鲁晓夫、毛泽东、胡志明、铁托），并包括各前殖民地的大国（甘地、尼赫鲁、苏加诺）。即使在军事政变出身的革命政权当中，也少见40岁以下的领袖——而事实上以军事政变达到政治改变的，往往多由低级军官为之，因为比起高级将领，前者的行动就算失败，损失也比较少。因此当年仅32岁的卡斯特罗夺得古巴政权时，少年英雄，意气风发，一时间在国际上引起多少冲击。
但是，世界虽然仍握在老人手里，他们却已经默默地，也许甚至不觉地，将位子一点一点地让给年轻一代了。至于欣欣向荣的化妆品业、护发用品业、个人清洁品业，更受年轻消费者欢迎不暇。这些行业的繁荣兴旺，绝大多数得益于少数发达国家的财富积累。60年代末期开始，各国兴起一股将投票年龄降至18岁的趋势——即美英德法4国——对于青年男女开始（异性）性交的年龄，社会上也有普遍认可降低的迹象。另一个趋势却是，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老人比例大增，以及——至少在幸运的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里——老化现象的延后；退休年龄却也提早来到，到了公司经营拮据之时，“提前退休”竟成了裁减人事的最佳渠道。大公司主管年过40，一旦失业，会发现处处碰壁，觅职之难不亚于白蓝两领职工。
青少年文化的第二项新特征，直接由第一项而来：即这项新文化运动成为“发达市场经济”的主力部队。一是因为当今年轻一代，代表着一股极为集中强大的购买力量；一是由于如今每一代新起的成人，本身也都曾是具有自我意识的青少年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既走过这段社会化的路程，精神上自然接受其洗礼，带有其标志。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科技惊人发展，吸收学习能力强劲的年轻人，自然比年长保守者占上风，或至少比适应能力已渐僵化的年龄层占有极大的优势。美国的ibm，日本的日立（hitachi），不论其管理阶层的年龄分布如何，新电脑、新软件的设计人员，却都正当双十年华的时期。虽说这些机器程序的设计，都是以“傻瓜也能用”为原则，可是对那些不曾和新科技一起成长的那代人来说，显然比新生一代吃亏多了，孩子们如数家珍，父母却完全没有概念的新事物新知识越来越多，相形之下，父母所能教给儿女的东西仿佛越来越少。两代之间的角色，似乎来了一个大翻身。美国大学校园更首开风气之先，来来往往的青年学生人人一条破牛仔裤，他们要学工人百姓的穿着，故意不要像他们的长辈那么高贵讲究。这副打扮，逐渐向外传染开来，于是不分上班放假，处处可见到牛仔裤；在某些所谓“创意性”或嬉皮式的工作圈里，甚至可以看见牛仔裤的主人，顶着一头灰白的头发。
都市青少年文化还有第三项与众不同的特质，即其惊人的国际化现象。牛仔裤与摇滚乐，成为现代摩登少年的标志，成为注定将变为多数的少数人的记号。这种现象，不独一般正式容忍它们存在的国家为然，就连苏联的青少年，从60年代开始至今，也纷纷追逐这股牛仔摇滚之风（starr，1990，chapters 12－13）。有的时候，摇滚歌曲中的英文歌词甚至无须翻译，同样可以令青少年如痴如醉。此情此景，固然反映美国通俗流行文化及生活方式的霸权地位——披靡全球，所向无敌——我们同时却也要注意一个真相：其实西方青少年文化的心脏重地本身，也是与文化沙文现象持相对立场。这种反文化沙文的心态，尤其可以从他们对音乐趣味的取舍看出来。他们非常欢迎来自加勒比海、拉丁美洲的风格，80年代开始，更对非洲风情情有独钟。
文化霸势的现象并非自今日始，但是其中的运作方法已经全然改观。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美国电影业是其主要的传播媒介，事实上也是当时唯一拥有全球发行网的事业。二次大战之后是电影观众人数的最鼎时期，高达数亿。随着电视及各国电影事业的兴起，以及好莱坞影棚作业体制的结束，美国电影业的霸势稍有失色，也流失了许多观众。1960年美国电影的年产量，即使将印度日本两大电影王国除外，也不及全球影片总产量的六分之一（un statistical yearbook1961）——不过后来它还是扳回几许颓势，再振雄风。至于电视事业，由于市场分布甚广，语言类别过多，美国倒从来不曾计划在国际间建立与电影独霸程度相等的王国。因此它的青少年文化风格，乃是借着某种非正式的渗透直接散布；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它的信号乃是经由英国转运，对外扩大传播。其中媒介，先为唱片，后是录音带；而两者的行销渠道，不论今时以往，却都是以有年头的古老方式——无线电广播。年轻人中日盛一日的国际旅行风气，将一小群一身牛仔衣裤的青年男女——人数虽少却日渐增多——连带着他们的影响力，川流不息地送往世界各地。各国大学之间，从60年代开始，也建立了快速交流传播的设施。于是借着向世界各地传送的文化形象，借着徒步天涯年轻旅人的亲身接触，借着各国大学生日益密切的联络网路；更重要的，借着广大消费社会时尚流行的强大力量及侪辈压力，青少年文化向世界各地传送，一个国际性的青少年文化于此诞生。
这股新文化出现的时机，可能会在更早以前产生吗？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