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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保证国家的富强；两者相关的程度，亚当·斯密也有过誉之处。
人类生存活动的必要条件——空气——往往被我们视为当然；同理，资本主义也忽略了其生存于斯，运作于斯，承袭于以往的环境条件。只有一旦忽然空气稀薄不足，我们才发现它是多么不可缺少。换句话说，资本主义之所以成功，即在于它不仅仅只是资本主义。最高利润的追求与积累，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三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发生的文化变革，不但侵蚀了资本主义承袭的历史环境资产，也证明了一旦这些资产荡然无存，资本主义的运作必将遭遇困难。70和80年代，新自由主义开始风行，最终终于站在共产主义政权的废墟上宣布获得胜利。然而历史很有讽刺意味，胜利的一刻，也就是其运转开始不灵的一刻。市场经济胜利了，但是它的空虚，它的不灵，却再也无法粉饰了。
文化变革冲击之大，居于旧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都市型“工业市场经济”自然感受最深。但是这场20世纪末叶文化动乱散发出的无比冲击，同时也彻底改换了“第三世界”的社会和经济面貌。以下，我们就对这所谓的“第三世界”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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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
我以为）无书可读，夜来在他们（埃及）乡间大宅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一把舒服椅子，一本好书在手，坐在凉快的阳台上，那才叫写意生活。可是我有位朋友却提醒我道：“你可不会以为，那些乡下大地主吃过晚饭，可以出来坐在阳台上，头上一盏大灯照着，你以为，不会吃上一枪？”这一点，我倒从没想过。
——拉塞尔·帕夏（russell pasha，1949）
每回只要话锋转到互助的话题上面，提到以贷款帮助村民，大家就一定同声感叹，哀叹村民之间越来越不合作了……一面感叹，一面少不了提到另一种世风日下的现象，那就是村子里的人对金钱越来越计较。于是大家又异口同声，一起对“过去的好时光”思念不已：想当年那个时节，同村有难，众入随时都乐意相助。
——阿卜杜勒·拉希姆（m．b．abdul rahim，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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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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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解放及各地的革命，将地表的政治地图全然改观。在亚洲一地，为国际社会承认的独立国家如今一下子跃增5倍。1939年时只有一个独立国家的非洲，此时也暴涨为50国左右。甚至在19世纪第一次殖民解放风潮下出现了20多个拉丁共和国的美洲，新一起的殖民解放大浪又为此地添加了一打新成员。这些数字固然惊人，但其中最重要的意义则不在此，却在这些新国家大量且不断增长的人口所代表的分量和压力。
二战之后，依赖性地区的人口开始爆炸性地增长，不但改变了世界人口的平衡，而且这项改变还在不断进行之中。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也许是始自16世纪——人口增长的重点一向多以“已开发”的世界为主，即欧洲本地或源自欧洲的地区；其人口总数1750年不足全球20％，到了1900年已一跃几乎达到人类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人口的增长虽在“大灾难时期”暂告中止，可是自本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人口又再度以前所未有的三级跳大量增加，而这一回增加的来源，和集中在以前受少数帝国治理或征服的地区。我们若以“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的会员国作为“发达世界”的代表，其人口总和到 80年代，已经仅占全人类的15％而已；且其比例下降之势，已成无可避免之势（幸亏还有移民人口撑场面），因为其中好几个“发达国家”的出生率，已经减到来不及补充其自然淘汰的速度了。
就算我们假定，世界人口最终将在21世纪某段时间于100亿大关（姑依目前的推算估之）稳定下来，贫穷国家人口暴增的现象，也堪称20世纪最根本的一项改变，并在“黄金年代”末期首度引起国际人士一片忧心。1950年以来，世界人口于40年间激增两倍；而非洲一地的人口，更有可能在不到30年间便能倍增。如此高速的增长，实属空前现象，引起的实质问题，自然也无先例。试想，在一个60％人口均为15岁以下的国家里，会有何种样的社会及经济状况，问题之棘手便可想而知了。
贫穷地区人口的暴增，之所以造成如此重大的震动及关心，其中原因有二。一是与“发达国家”过去在历史上的同一发展阶段相比较，如今穷国的人口增长率高出太多；二是一向以来保持人口稳定的死亡率，自40年代以来开始直线下降——比起19世纪的欧洲，下降速度达4～5倍（kelley，1980，p．168）。当初欧洲地区死亡率降低甚缓，有待生活和环境逐步改善后方才奏效；可是“黄金年代”则不然。现代科技像飓风一般扫及贫国。在这股现代化药物及运输革命的大风之下，自40年代以来，医药上的种种创新突破开始挽回大批人命（比方ddt及抗生素）。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力仿佛可以回天（过去唯一的成功案例，只有天花疫苗可以比拟）。出生率居高不下（经济繁荣时更持续上升），死亡率则直线下降（墨西哥的人口死亡率在1944年后的25年之间减半），人口数字开始急遽增加，可是外在环境的条件、经济，以及各项制度，却未必有同等程度的相应改变。人口的暴增，同时更造成贫富之间更大的差距，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的距离也愈加遥远——尽管两处的经济正以同等的速率增长。同样是比30年前增加两倍的国内生产总值，对于一个人口稳定的国家来说，若与另一个人口同时也暴增两倍的国家如墨西哥相比，两者之间，国民分配所得自然便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了。
有关第三世界的任何记述，都必须以其人口数字为首要大事，因为人口的暴增，正是第三世界之所以存在的中心事实。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三世界迟早也必将走上人口专家所谓的“人口组成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阶段，即由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双管齐下，达到人口数字的稳定；也就是进入子女数减少，两个恰恰好，一个不嫌少的家庭。这种“人口组成转变”的趋势，果然如所料开始在某些国家出现，尤以东亚地区为著。可是，到短促二十世纪告终为止，绝大多数贫穷国家却还不曾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只有前苏联集团国家例外——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国家里，贫穷迟迟不去的主因。某些国家人口负担之重，每年必须为新生的千万余张小口张罗粮食。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之下，政府不得不强制节育，或限制每家子女的人数（其中最著名者即数70年代印度的绝育政策，以及中国大陆的“一胎化”政策）。可是，这种手段显然无法真正解决任何国家的人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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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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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固然头痛，可是当战火甫息，殖民的枷锁刚刚解套，贫穷国家的首要考虑却不是它们的人口问题。它们的心事，是自己该采取何种形态立于世界？
有几分不出所料，它们多数都采取了——或被迫而采取——由旧殖民主子体系衍生出来的政治形式。而少数由社会革命或长期解放战争之中诞生的新政权（两者最后的效果相同），则多半遵循苏联革命立下的模式。因此就理论而言，新世界里逐渐充塞了无数实行国会制度并实行选举制的共和国度，再加上一小部分由一党制主导的所谓“人民民主共和国”（理论上说，这些国家都民主了，可是只有共产党国家及社会革命政权，还要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在其正式国名上再加上“人民”或“民主”的头衔）。
“民主”也好，“人民”也罢，可是就实质而言，这类名号却名不副实，最多只能表达新国家想在国际间扮演的角色而已。在事实上，更如拉丁美洲国家的宪法般不切实际，其中原因如出一辙，即它们往往缺乏足够的物质和政治条件帮助它们达到理想。这种情况，连共产形态的新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它们基本上属于极权政治，又有一党制的结构，事实上也较自由性质的共和国政体更适合其非西方背景下的国情。因此在共产主义的国度里，天字第一号的原则之一，便是（文人的）党高于军队。可是到了80年代，几个由革命党领导而诞生的政权，如阿尔及利亚、贝宁（benin）、缅甸、刚果共和国、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以及索马里——再加上有几分古怪的利比亚——均是在政变的军人统治之下。正如叙利亚和伊拉克也是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政府治下一般——虽然两者版本不同彼此敌对。
事实上，也正是军政府的泛滥——或动辄便有陷入军政府的倾向——使得宪法也许不同、结盟地位各异的第三世界，表现出同一面貌。我们若不计第三世界的几个主要共产党国家（朝鲜、中国、中南半岛数国，以及古巴等等），并将墨西哥革命以来已经长久建立的墨西哥政权除外，1945年以来恐怕很难找到几个没有出过几个军政权的共和国来（至于其余少数君主国家，除了某些例外如泰国外，倒好像还安全一点）。只有印度，到本书写作为止，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国家。它不但始终如一，不曾打破民选政府主政的延续；而且其政府，也一直由经常性并具相当公正性的普选选出——不过印度是否便配称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则要看我们如何诠释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念了。
世人对军事政变及军政权已经如此习以为常——即使在欧洲也不例外——我们在此不得不提醒读者，其实就目前军政权甚嚣尘上的规模而言，实属一股前所少有极为新奇的现象。1914年，全球的主权国家里，除了拉丁美洲外，没有一国是在军政府的统治下。但是军事政变，在拉丁美洲诸国是传统的一部分，更何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