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额的近半数，全国最大的20家公司里，国营单位即占19家。而墨西哥的国营事业人员，更为总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一，公家单位的薪资账册总额，占了全国总工资的五分之二（harris，1987 pp．84…85）。至于远东地区的国家，由国家直接经营的程度则较轻，多是由一些蒙政府许可的私人企业集团运作，但是信用和投资的控制则操纵在政府手上。因此表面的方式虽然不同，其经济发展对政府的依赖则如一。50和60年代，全球各地可说一律吹着计划及国家主导的经济风，在新兴工业国家地区里面，此风甚至一直吹进了90年代。至于风行之下产生的经济效益，其成败则要看个别状况及人为错误而有异。
。。
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 3
。
3
可是增长的情况，不论是否由政府控制，对第三世界绝大多数自耕自食的老百姓而言，都没有重大的利益可言。因为即使在某些靠一两样出口大宗为主要财源的殖民地或国家里（如咖啡、香蕉、可可等），这些经济作物也往往集中于有限的几个地区。于是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绝大部分地方，连中国在内，广大的人口依然以农业为生。只有在西半球一带，以及西部伊斯兰世界的乡间，才摇身一变，在几十年间，戏剧性地由农业社会蜕变成为世上的大都会（见第十章）。其实只要土地肥沃，人口不致过度拥挤——如黑非洲——一般而言，老百姓多能自给自足，无须外求。这些土地的居民，多数根本不需要政府来帮倒忙，因为当地的政府多半力量太弱，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如果官府势力变得苛扰太重，小老百姓也可以不去惹它，或干脆退而采用自力更生的老法子。环顾各地，少有其他地方拥有像黑非洲这么好的优势，可以轻轻松松地走进独立年代——可惜不旋踵间，这个大好条件却被糟踏掉了。与非洲相比，亚洲及伊斯兰世界农民的日子往往穷苦得多，至少在粮食营养方面——贫穷到苦不堪言的地步，而且其境况自古以来，从来就没有改善过，如印度地狭人稠，生存的压力自然远比非洲为大。然而，对许多农民百姓而言，解决之道却是天高皇帝远，越少和那些倡导经济改革致富者接触越好。长久以来，他们的祖先，以及他们自己本人，都已经学得一个经验，那就是“外头来的绝对没有好事”。一代又一代默默地思索中，他们领悟到了一个事实：与其多求利润，不如减少风险，才是上上之策。不过，这些老百姓并不因此便成为全球经济革命中的“化外之民”，因为这股革命浪潮泛滥四方，不论远近，连最偏僻孤立的地区，也难逃其浪头侵袭——塑料瓶、汽油桶、老古董的卡车——当然更少不了政府的机关衙门，而其功能便是制造公文。但是这个办公室写字间世界的出现，充其量不过将人口分成截然不同的两大族群：一边是一个生存行动于其间的官家，另一边则是完全与其无涉的小民。因此在第三世界的绝大地区里，最大的分野便在“沿海”与“内地”（或都市与边区）的区别。
麻烦的事却正出在这里。现代化往往与政府携手而来，因此“内地”被“沿海”管辖，边区为都市治理，不识字者自然也只有受治于识字之人了。太初有“道”，“道”即“文字”。在加纳独立前不久成立的议会，其104名成员中，68名有某种程度的小学以上教育。南印度特伦甘纳地区（telengana）106名的立法委员里，则有97人有中等以上的教育程度，并有50位大学毕业生。可是这两地绝大多数的居民，当时却多属目不识丁的文盲（hodgkin，1961，p．29 gray，1970 p．135）。更有甚者，凡想在第三世界“国家级”政府出人头地者，只会当地通行的语文还很不够，还得通晓几种国际语言当中的一种（英文、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或中文），至少也必须懂得新政府将当地方言混合而成的“国语”才成——如斯瓦希里语（swahili，东非、刚果等地的语言）、印尼官话（bahasa）、洋泾浜语等——唯一的例外，只有在拉丁美洲地区，官方的书写文字与一般民众的通行语同属一种语言（葡萄牙文或西班牙文）。试观印度一地，1967年海得拉巴（hyderabad）举行的公职选举中，34名候选人里只有3人不谙英语（bernstorff，1970p．146）。
因教育程度好而占的优势，甚至连最落后最偏僻之民也逐渐感受到了。他们自己不一定能分占这个优势——尤其在他们享受不起这个条件的时候，更特别感受到其中的不同。知识就是权力，这句话不但具有象征意义，在事实上根本就是如此。在某些国家里，所谓政府，所谓国家，对其子民而言，无异于一部庞大机器，其目的即在榨取他们的资源、血汗，以供国家雇用的员工享用而已。因此知识即权力的意义，在这些国家愈发明显。有了教育，往往意味着有可能在公家谋得一份差事，有时甚至十拿九稳，保证可以得到一个职务，运气好的话，更可以变成一辈子的铁饭碗，从此吃喝不尽，招权纳贿，公物私用，将职位私下给家人朋友。一个小村庄——比方说，姑且在中非吧——投资在村里一名年轻人身上，培养他受了教育，从此全村的指望便在这项教育投资所保证的回收之上，也就是公职的所得及公家身份的保护。一份公务生涯如果经营得成功，收入极为可观，是一国当中待遇最好的职业。在60年代的乌干达（uganda），一个公务人员的薪水（指其合法正当的收入），高达其国人平均收入的112倍（英国的比数则为10：1），其中意义可想而知（un world social situation，1970，p．66）。
凡是乡下穷人（或他们的下一代）也有可能受惠于教育的地方，便可见众人普遍有着强烈的学习欲望（如拉丁美洲，第三世界中以此地区与现代化距离最近，离殖民时代也最遥远）。“大家伙都想要学点什么东西。”1962年时，某位在马普切印第安族（mapuche indians）中搞活动的智利共产党人，便曾对笔者如此表示：“可是我本人并不是知识分子，没法子教他们书本上的玩意儿，便教他们踢踢足球。”求知若渴的欲望，自50年代起，是推动南美居民大量由乡村迁往都市的一大原因。惊人迁徙的结果，乡间为之一空。各项调查都显示，都市生活的吸引力，极大成分在于可为子女的教育和训练提供更好的机会。在城里，他们“可以变得不同”。多种新机会中，自然以学校教育为未来提供了最佳的前景，可是退而求其次，即使如开车这种简单技术，到了落后的农村地区，也可以成为改善生活的重要原因。开车成为成功之本，这是一位来自安第斯山脉克丘亚族（quechua）村落的乡人的心得；也是他教导效法他的脚步进城，到现代世界打天下的表兄弟及侄儿外甥的第一课。岂不见他本人一份救护车司机的工作，正是一大家族迈向成功的基石吗（julca，1992）？
至于拉丁美洲以外的农业人口，也许一直到了60年代，甚至更后的时期，才开始逐渐有系统地认识到，现代文明代表着希望，而非威胁。不过在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政策当中，领导者可能对其中一事特别寄以厚望，认为它可以对农民造成吸引力，因为它直接影响着五分之三以上依农业维生的人口：即土地改革。这项概括性的政治口号，在农业国家里却包罗万象，从大规模土地所有权集中的解放，重新分配给农民及没有土地的劳动者，一直到封建领地及佃户制度的扫除、地租的减低、租耕制度的改良，以及革命性的土地国有化及集体化等等。
这一类活动在二战结束后的10年内风起云涌，是为进行步伐最为激烈紧凑的10年，因为政治光谱上不论左右及幅度，都可见这个方向的行动。在1945…1950年间，世上半数人口居住的国家，都在进行着某种程度的土地改革——在东欧，以及1949年后的中国，进行的是共产式的土改；原在大英帝国治下的前印度，则是因为殖民解放而起的改革；在日本、台湾、以及韩国，则是出于日本战败的结果，或可视为美国的占领政策所致。1952年埃及爆发革命，土地改革之风开始吹进西方的伊斯兰世界：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纷纷先后跟上开罗的脚步。1952年玻利维亚掀起革命，南美地区从此也走上土改之路。不过墨西哥仍可算作首开风气之先的国家，自1910年革命以来，或者更为精确一点，自30年代革命在墨西哥再起以来，便已经大力鼓吹土地均分（agrarismo）。不过，政治上的呼声虽然很多，学术上的统计研究尽管不断，拉丁美洲的革命事例毕竟不足，加之殖民岁月遥远，战败经验稀少，真正的土地改革终究难以兴起。一直要到卡斯特罗在古巴发动革命（为古巴带来了土改），使土地改革进入了中南美洲的政治进程，情况才改观了。
对于主张现代化的人而言，土改的好处不止一个方面：政治上的意义自不待言（不论是革命政权，或正好相反的反革命政权，双方均可借此赢得农民支持）；在思想上更为动听（如“土地还给劳动人民”等口号）；有时甚至还可以达到某些真正的经济目的——虽然绝大多数的革命人士或改革家，对于仅仅将土地重新分配给穷人的手段究竟能造成几分改善，并未抱着太大期望。事实上在玻利维亚和伊拉克两国分别于1952年和1958年实行土地重新分配之后，农业总产量反而急遽下降。不过为求公平起见，我们也得指出，在其他农业技术及生产力原本便已极高的地方，以前对土改诚意抱怀疑态度的农民，一旦获得自己的田地，很快便发挥高度的生产潜能。埃及、日本、台湾便是最好的例子，其中又以台湾的成就最为惊人（land reform，1968，pp．570－575）。维持一个广大农民群体的存在，其动机其实与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