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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收藏家刻收藏印，印文是“但愿得者如吾辈，虽非我有亦可喜”，对艺术品和女人，我的心胸亦复如此，只是得者多为牛粪，故鲜花插上，殊杀风景耳。一九八四年春天，我在路上认识了台大心理系的“渊如”，很有味道的女孩子，我认识她二十分钟就约她到我家，她跟我来了，后来还定了下次约会时间。不久，我收到她的信，她说还是不再来了，说她宁愿过平凡的日子。又在电话中说她还是跟定她相识已久的政战学校的男朋友了，我对她太“高”了。挂了电话以后，我的感觉是一片惋惜－鲜花又插在牛粪上了。”但愿得者如吾辈，虽非我有亦可喜”，可是，谁又能如吾辈呢？
为什么我的人生不像明朝才子那样悲惨呢？因为我用玩世的喜感“化”掉了一切，所以遇到不如意事，我不但没有三副眼泪，连一副也没有，有的只是哈哈一笑。不如意事以外，我发为评论，评论中也考究玩世的喜感。例如一九八九年有所谓无壳蜗牛卧上街头，以无住屋为抗议的活动，孟绝子打电话来，聊天中谈到如何才能有效逼国民党伪政府面对房屋政策，谈的结果，发现只有采集体大便模式，才能奏效。无壳蜗牛们应以一万人为集合人数，先到中正纪念堂大使，如官方再形玩忽，则二十四小时后，再去慈湖大便。国民党总不能像共产党那样开出坦克车来清场，它只能开出水肥车来清场。于是，无壳蜗牛们无屋可住，逐水草而居；国民党有屋住不得，逐水肥而居，余味无穷之下，民进党进无隙拉大便，退无缘捡水肥，其逐臭空间，也随问政空间一体减少矣。
政治问题，大便解决，其斯之谓欤？惟一的流弊是，有朝一日，国民党政府房屋政策落实过度，盖好以后，以为是国民住宅，其实全是一间问公厕。蜗牛又叫苦矣！——这就是我玩世的喜感。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六日，李宁代《政治家》访问我，说：
“你的确是个很好的宣传家。是你的性格如此吗？还是另有原因？”我答道：“当然一部分是我的性格，另一个原因是我的戏，”“我出道的时代跟胡适不一样。胡适那时代的知识人很受尊重，而胡适出来时就是大学教授，当然容易造成一个好形象。我一出道就是流氓，靠打天下起家，所以，不断有诉讼、不断有花边新闻，不可能有好的形象。可是这有助于我的发言权，当舆论这样封锁我时，它还是无法完全拒绝我，还是要登我一个百分比，因为它忍不住不登嘛！”我举我第二次政治犯出狱为例：“这次我出来，《联合报》登了我的消息，《中国时报》不登，听说余纪忠开会时很生气，因为漏掉新闻他们也吃不消。《联合报》一开始虽然登了，可是后来我写了一封信到《联合报》，他们就不登我的，登别人的。不过，没关系，他们总要给我一个百分比。”就靠这一点百分比，我迂回性的、点缀性的突破了这个岛对我的封锁。诀窍无他，我是真人演假戏而已。——假戏不是虚伪，而是有技巧的“鼓动风潮，造成时势”。在这岛上，别人是靠成群结队狼狈为好造势，我却靠独来独往单枪匹马造势，比别人难多了，所以要会作戏。我的戏目有很多种。第一种是要有“狂气”，狂气就是有话直说，不必谦虚。在许多方面，我的表现一点也不谦虚，不过，这就是我。当我觉得我是第一的时候，为什么我要说我是第二？我要打破这种虚伪。更有甚者，我表现我是第一的时候，是干脆以自吹自擂的姿态，大言惭人的。我的敌人胡秋原骂我“诈疯魔”，这次他说对了。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说：“人家捧我，我很不安，因为捧得不够。”萧翁毕生自吹自擂，狂气不脱，良有以也。狂气以外，另一种是“流（流氓）气”。周作人说写文章要有点流氓气，其实做人也当如此。有流氓气就是敢做敢当、不恤人言、不怕声名狼藉，为了真理，不怕人说闲话。孟子说匡章是天下大贤，但是举国都说匡章不孝，因为他跟他老子争是非。可是孟子为他跨刀，孟子说大孝子才敢这样做啊！可是匡章的不孝却一直洗刷不清，只有靠孟子来保锑。有时候，坏名誉会跟着你走一辈子，你没办法，也只得由它跟着走。这时候，有点流氓气就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至少不会像匡章那样痛苦。流氓气的最大特色是对闲话的反应异乎寻常：“是老子干的，又怎样？”这样一来，手足无措的，就换成说闲话的本人。一如闲话说一少奶奶偷人，偷了姓王的，如果少奶奶的反应是：“老娘偷了好几个姓王的，你说的是哪一个？”这样一来，手足光措的，就换成说闲话的本人。
在我表现狂气的时候，看起来有大头症、有自大狂，其实我内心深处，可自我谦虚得很。我常以出糗的故事，来浇自己多么有名的凉水；也用两个故事，挖苦我没有那么有名或有名有过了头。一次在高雄，向市警察局索赔，它的副局长迎面而来，亲热地握住我的手，赞美说：“李先生，我久仰你，我早就拜读过你写的《高山滚鼓集》！”一次在台北，路过大安分局，它的一名警察拉住我，也赞美说：“李先生，我久仰你，我早就看过你写的《野鸽子的黄昏》！”我想，对我说来，固飞来劣书，空降头上，弄得啼笑皆非；但对劣书作者（柏杨和王尚义）说来，也将生而切齿、死不瞑目吧？有了“狂气”和“流气”，再加上我的“义气”和“勇气”，自然就形成了完整的李敖综合体。这种综合体总归户在玩世的喜感上面，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李敖了，我玩世的法子很多，我常用的一个，就是盯住一个人，在他身上，胡思乱想一阵。这一胡思乱想，这个人完全不知道，但他已被我千里外取其首级或摄其魂魄或其他了。这种隐秘的趣味，不是“意淫”，意淫是对美女用的，可是这种胡思乱想，却是专门用来对付男人的，其中尤以丑男宿敌为多。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九日，我写过一篇《我要吻周联华》，稍举数例，以泄天机：
一、我盯住了周联华…周联华是教棍。我讨厌教棍。我讨厌周联华。不过周联华比台中思恩堂那教棍沈保罗要好…拉王轮的却厕身学术界，学术界苦矣！苏南成吗？不是。苏南成不要脸台湾第一，可是论丑却台湾第二。台湾第一丑不是别人，乃是许水德。许水德丑得可真上相，尤其他那天庭之内，凸凹不平，好像沙皮狗加猪头肉，丑死人了！国民党竟把这种丑类不徙入南海而引进政坛，其罪状也，与破坏生态环境相等。不过，许水德之丑，倒还慈祥，不像郑周敏、黄任中那样丑得有杀气，这可算是惟一令人稍得喘息之处。
志留纪（3）
四、我盯住了连战——这个岛上谁最讨厌？柏杨吗？你一读他的文章，你会转移这种感觉到他文章上面，所以不是柏杨。吴丰山吗？这小子的确看起来令人浑身不自在，当选国大代表以后尤其如此，他仿佛以为自己是大官，老端个臭架子、摆张臭脸，从来没学会怎么笑。为《自立晚报》诽谤李敖事，他亲来我家道歉。他坐在沙发上，我愈看愈不安，我宁愿放弃索赔，如果他能换一张脸的话。不过，论最讨厌的，还轮不到他。是康宁祥吗？康宁祥讨厌之处，不在他的矮、黑、丑，而在他那一对翻白呆滞的死鱼眼睛。跟他打官司，他出庭后，理屈词穷，老羞成怒，突然学眷村中没教养的女人，伸手大抓我的帽子和眼镜。但在大抓之时，一对死鱼眼睛，却依旧翻白呆滞，没有变化、没有激动，我好像被一个多氯联、苯中毒的白痴（不，黑痴）抓过来一般，令我忍不住要笑。康宁祥虽然如此讨厌，但比起邱创焕、丁懋时那种长相与表情来，却相形逊色。邱创焕和丁懋时都不是两面人，因为七爷八爷式讨厌的脸，足已独当一面。不过，此中之尤者，还是连战。连战的脸，讨厌无比，再加上那副架在鼻梁上过高的眼镜，更增加了讨厌的道具。外传连战打老婆，其实他老婆真该打——连那样讨厌的人还同他挑灯夜战，这样没水准的中国小姐，还不该狠揍吗？
看到了吧，这就是我独自一人时，玩世的喜感。不过上面属于长篇的，还有短篇的。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九日我有《新版三十三不亦快哉》，可以略见我雅人深致、怡然自得的奇趣。
其一：徐复观遗言以未谒孔陵（该是孔林之误）为恨，我却以挖掘孔林为愿。掘孔子之墓，探幽发隐，不亦快哉！
其一：关云长被砍头后，“身”埋在当阳、“首”埋在洛阳，身首异处，美中不足。他有“还吾头来”之哀呼，我携其头就其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