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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在我们看来，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有一个：——我们必须承认并且高声宣言：每个人不管他在旧社会中的等级如何，不管他是强、弱、巧、拙，而且社会中所有的衣、食、住等等维持生存的必需品都应该没有差别地分配给万人。我们必须承认这个，要高声宣传这个，更要去实行这个。
我们必须这样地处置一切事务，使工人在革命的第一日，便知道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横在他们的眼前。从此以后便再没有人会蜷伏在高楼大厦附近的桥下了；也没有人会在食物堆积的地方挨饿绝食了；更没有人会在皮毛堆积如山的衣店旁边冻死了。万物为万人所有，理论上是如此，实际上也是如此。最后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真正革命终于成功了。这革命要先考虑了民众的需要，然后才来叫民众尽义务。
这决不是“议会的法令”所能办到的，我们必须直接地并且有效地把那保证万人安乐的一切必要物品占有了，这才算是唯一的真正科学的进行方法，这才是唯一的多数民众所能了解并且希求的方法。我们必须以民众的名义去占有谷仓、衣店、住宅。不要使一件东西被浪费。我们应该毫不迟疑地组织起来从事拯救饥饿，填补缺乏，应付一切需要；不为某一个人的利益而生产。应为保全社会全体的生活及其更进一步的发展而从事生产。
“做工的权利”那一类的暧昧的语句，是在1848年的当时用来欺骗民众的，到现在还有人想用它来欺骗民众，然而这类的语句我们不要了。让我们来大胆地承认：万人的安乐既是今后可以实行的，我们就必须使它实现。
当1848年工人要求做工的权利的时候，国有和市有的工厂便设立起来，工人被驱到那里去做苦工，每人每日仅得着四十个“苏”（英币一先令八便士）的工资。当他们要求“劳工组织”①时，政府便回答说：“朋友！忍耐着，政府正在给你想法。这里有今天的四十个苏。我勇敢的工友们！你们为着餬口奋斗了一辈子，现在稍为休息罢”。同时政府又修理大炮，召集预备兵，用尽中产阶级所熟习的方法，使工人自己分裂解体，后来在一个天气很好的日子，便下令叫工人到非洲去殖民，要是不去，便处以枪毙的刑罚：这时是在1848年6月，离前政府推倒之期不过四个月罢了②。
①“劳工组织”属于路易·布朗的社会改造计划，布朗在1848年的临时政府中占着一个重要的位置，他还是临时政府劳工委员会的主席，当时所组织的国民工场便是模仿布朗的计划而组织的，但布朗所筹划的社会改造计划并未能实行。——译者
②2月24日法王路易·腓力普逃亡，临时政府宣告成立。四个月后发生6月的革命，这6月事变可以说是当时的国民议会促成的，在国民议会的选举中反动派占了优势，它选出后的第一炮便是发布停闭国家工厂的法令，更激起工人阶级的恶感。6月23到26日四天中巴黎工人与国民军在巴黎市内外巷战，事败，工人被捕者有一万多人，其中多数被枪决。——译者
反之，倘使工人去要求安乐的权利，其结果必然两样。所谓要求安乐的权利，即是要求占有社会财富的权利，——这含有适应各家庭的需要占有住宅，把食物的仓库收归公有，在熟知饥馑的苦况以后，再来认识富裕的意义。他们主张他们对于一切社会财富的权利（这财富是过去和现在世世代代民众的劳力的结果）；并且还要利用这财富来使他们也享受资产阶级独占去了的科学和艺术的高等快乐。
他们主张过着适意生活的权利，同时他们还主张更重要的权利，要有权利来为他们自己决定如何才是适意的生活，要保证这种适意的生活须生产何物，何种东西是无用而应该排斥的。
“安乐的权利”便是说要能够过着人过的生活的意思，要能够养育子孙，使之成为比较我们现在这社会更优美的社会的一分子的意思；而“做工的权利”的意思，不过是使工人成为工钱奴隶和苦役者，他们的子孙将永受资产阶级的掠夺和支配罢了。“安乐的权利”是社会革命，而“做工的权利”不过是商业制度的踏车①而已。
现在是时候了。工人应该起来主张对公共遗产的权利，并且应该占有这个遗产。
①踏车是从前设在监狱内令囚犯踏磨的东西。——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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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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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共产主义
Ⅰ
我们以为无论任何社会，只要废止了私有财产后，便不得不依着共产的无政府的方向进行。由无政府主义生出共产制；由共产制达到无政府主义。两者都是近代社会中的主要倾向的表现：即是对平等的追求。
在从前有个时候，农家把他们自己耕种得来的谷麦和在茅屋内织就的毛布衣服看作自己劳动的产物。但是这样看法，也不是很正确的。即便是在那时，道路、桥梁也是公共修建的；低湿地方的排水，也要靠着公众的力量；公用的牧场，周围有一道篱笆，这也是要众人共同修补的。一两个人把织布机和染料改良了，万人都得着利益，便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农家也不能够单靠着自己生活。他们在各方面都要靠着乡村或公社的人民合力去做。
况且在今日的工业状况中，一切都是互相维系的，生产的各部门都是和其他的一切相联属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于各种工业的生产品，要说是个人制造的结果，要主张一种个人主义的起源，这是不能成立的。文明各国内的纺织业和矿业之所以达到异常完美的地步，还是由于其他千百种大小工业同时发达所致；这也是由于铁道网的扩张，海洋间的航行，劳动者的技能之熟练以及劳动阶级全体的教养程度达到某一定的水准等所致；简言之，这完全靠着世界各地的人的劳动的力量。
开凿苏伊士运河而患虎列拉，和造圣哥塔特隧道①患关节病而死的意大利人，以及参加解放黑奴的战争而死于枪林弹雨之下的美国人，对于英、法棉纱工业的发达所尽的力量，并不减于那些憔悴在曼奇士脱（manchester）和卢昂（rouen）的工厂中的青年女工和改良织机的发明家（他也是依着别个工人的暗示而成功的。）
①st．gothard隧道，在瑞士南部阿尔普斯山中，长约九公里半，在1828年造成。——译者
然则，我们对于这万人的力量所积蓄下来的财富怎样能够计算出来其中各个人所有的实额呢？
假若我们用一般的综合的见地去观察生产，我们便不能不反对集产主义者的意见；他们拿各个人对于财富之生产所化费的劳动时间为比例，来分给报酬，并且以为这可以是一种理想的安排，甚或是向着正路的迈进。在现社会中，物品的交换价值果真能够依着生产这件物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来计算么（如亚当·斯密②、李嘉图③所提倡，而马克思所追从的学说）？这问题且留在后章中讨论，我在这里只略说几句：在我们看来，集产主义者①的理想决不能在以生产机关为共有财产的社会中实现。若要根据着这个原理，则那样的社会第一步便不得不彻底废除工钱制度。
②adamsmith（1723—1790），苏格兰经济学家，名著《原富》（thewealthofnation）的著者。——译者
③davidricardo（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译者
①这里的集产主义者是指社会民主党，集产主义即是他们的“共产主义”。——译者
集产主义的那种缓和的个人主义决不能够和部分的共产主义（生产机关与土地的共有）同时并存。财产的新形式也需要着报酬的新形式。生产的新方法不能与消费的旧形式并存，犹如它不适合于旧形式的政治组织一样。
工钱制度是由土地与生产机关的个人私有而生出来的。这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必要条件；即使工钱制度戴上了“劳动券”②的面具来骗人，但也免不掉要同资本制度一齐灭亡。生产机关收归公有以后，人人都可以享受共同劳动所产生出来的结果，这是必然的事实。
②劳动券（bonsdetravail或arbeitsbons）英文本作profitsharing。——译者
我们更以为共产主义③不仅是值得愿望的，便是建设在个人主义上的现社会也是不可避免地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进行的。最近三百年间个人主义的发达，是由于各个人为着抵抗资本与国家的威权，保卫自身的努力。有一个时候，他以为自己能够完全脱离掉国家与社会的羁绊，而那些代他表示出他的思想的人也是这样地说。他说：“我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都能够用金钱购得”。但是他却走上了错误的路，近代历史已经使他明白，假使没有一切人的帮助，便纵有金银满箱，也仍旧不会做出一件事来。
③指自由的共产主义，即无政府共产主义，与马克思和列宁的共产主义不同。——译者
实在，在近代史中我们可以看见还有一种倾向，随着个人主义的潮流前进，它一方面保存着古代共产主义的遗物，一方面在近代生活的一切发展中，建立起共产主义的原理。
当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世纪的公社脱离了宗教的和世俗的领主的羁绊以后，它们的共同劳动，共同消费便立刻很快地扩张发达。都市（不是私人）租赁了船舶，组织了远征贸易队，把它们的制造品输到他处，由这外国贸易得来的利益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全体。并且由都市购买粮食以供市民需用。到了十九世纪这种制度的遗迹还保存着，平民便把它们的纪念传为口碑，制为传说，异常赞叹、景仰。
可惜现在都不见了。但是乡村公社仍竭力保存着这共产主义的最后遗迹，只要国家不来妨害，它的结果便是成功的。
同时，那些建设在这同样的原则——各取所需——上面的新组织，也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勃兴起来了；要是没有一点共产主义的酵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