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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要不是去作那不义的事，谁还敢把在巴黎这样的都市中的一小块土地，一所小建筑物占据在自己的手中呢？谁又有权利来出卖这共同遗产中的最小部分呢？
在这一点上，劳动者的意见是一致的。在巴黎被围困，无产阶级已高唱拒绝房主要求的条件时，这不纳租钱居住的观念已经很明显地存在着了。在1871年巴黎公社的时代，巴黎劳动者已经期待着公社的会议大胆地决定废除房租了。在未来的新的革命发生的时候，这便是贫民关心着的第一个问题。
无论在革命的时候或在和平的时候，劳动者必须有房屋居住的，在他的头上不能不有屋顶来遮盖烈日和暴雨。但是，纵使他住的房屋是怎样坏，怎样污秽，而房主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将他逐出的。固然，在革命的时候，房主找不到捕役和警察来把劳动者的褴褛的衣服和其他的东西拿出来抛到街上去；然而谁又知道新政府明天要怎样做呢？谁又能断言不再用暴力，不再有警察来逼迫劳动者搬出他们所居住的破屋呢？我们难道不曾看见巴黎公社只免除4月1日以前——只是4月1日以前——的房租的布告吗！①在4月1日以后，虽然那时尚在混乱时期，工业也完全停滞了，但房租仍是必须缴纳的。至于那些武装起来防卫巴黎独立的革命者，除了每日三十个苏的薪金外，再没有什么东西来养活他一家人了！
①3月30日的公布：此布告废除1870年10月、1871年1月与4月的房租。——著者
那么，劳动者必须明白地知道在拒绝付给房租与房主时他们不仅是乘着强权瓦解的机会而行的。他们应该知道房租的废除是一般人公认的原则；不纳租钱而居住是平民高声宣言的一种权利了。
这种办法实在是和每个正直的人的正义感相和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等着这些组织临时政府的中产阶级中间的几个社会党人来采用这种办法呢？假使要那样做，我们就只有长久地等待着——其实，恐怕还要等到反动重来呢！
因此，那些热诚的革命家便排斥制服和徽章等等东西（这是强权与奴隶制的招牌），他们仍以平民的身分生活在平民中间，与民众共同工作，使房租的废止和房屋的充公成为事实。他们培养着思想，使思想向着这方向发展；当他们工作的结果应熟的时候，人民便进而着手把房屋充公了，自然总有一些妨碍这个的理论——如什么要赔偿房主的损失，什么应该先有必要的基金之类，但这是不足虑的。
在房屋实行充公的那一天，从来被掠夺的劳动者将知道新的时代来了，劳动不再受富贵权势的桎梏了，平等是公然地宣布了，革命已经成了真实的事实，并不是象从来那样的戏台上的假东西了。
Ⅱ
假使充公的观念一经人民采用，那么虽有许多来威胁我们的障碍也不足虑，充公是会渐次实行的。
自然那些穿着新制服坐在市政厅里靠背椅上的好人物一定要忙着来堆积障碍。他们要谈论怎样赔偿房主的损失，制出统计表，做出长的报告书等等事情。他们的报告是极长的，一直会到人民在这种被强制的怠惰的状态中不能够再等待了，不能够挨饿了，可是总不曾见着这些官员的调查得到何种效果，后来便灰心短气，丧失了对于革命的信念，走向反动派去了。新官僚政治结果会使充公成了万人疾视憎恶的东西。
这里实在有一个岩礁，会把我们的希望撞沉的。然而假使人民用耳朵来听听那些迷惑他们的似是而非的议论，知道新的生活需要着新的社会状态，假使他们自己起来担任这个工作，那么，充公的实行便不会遇到多大的困难了。
你们要问：“然而怎样呢？要怎样才能够呢？”我们要试来答复这个问题，不过要审慎一下。我们并不想把充公的计划极详细地描写出来。我们早就知道凡是任何个人或任何团体所能够指示的，总不及实际出现的时候好得多。人们靠着简单的方法，会成就更大的事业，并且还比较用别人预先想定的方法所得着的结果更要好些。我们现在只指出不待政府的干涉而可以成就充公的方法。我们对于那些断言这件事是不可能的人们，也不想用别的方法来回答。我们只要答复说，我们并不绝对地主张何种特别的组织方法。我们所注重的是指示充公只能够由人民的发意而成功，其他任何方法都不能够有效。
事实看来似乎是这样，当充公实现的时候，各区、各街、各巷都有志愿队组织起来，并且着手调查房屋的数目，何处是空着的，何处是住满了人拥挤不堪的，何处是污秽的陋巷，何处是住的人数少而地方宽，应该把那些拥挤在一间小屋子里的许多人搬些过去，——这些都应该调查得清清楚楚。在几天之内这些志愿队要把所属各街、各巷、各区的一切住宅、租屋、公馆、别墅等等的房间和整套的房间究竟是卫生或不卫生，大或小，宽或狭，臭秽或华丽等等调查得极清楚，制出全部的表册来。
这些志愿队自由地互相通声气，所以他们的统计，在极短期间内便可以完成。若说虚伪的统计，这是可以在什么局里或事务室里制造出来的；然而正确而精密的统计却非由个人着手担任不可，而且要由简单进到复杂。
于是，那些市民并不等待什么人的允许，就快快地跑去寻找那些住在污秽狭小的房屋中的同伴，并且向他们说：“同志们，这次是真正的革命了，不要误解它。今晚上在某处开会；所有的邻居都会到的。我们要重新分配住房。如果你们嫌那污秽狭小的房子不好，那么，请来选择一所有五间屋子的住宅，只要你迁移进去以后，什么事都由你自己处理，无论住到什么时候都可以，不必害怕。因为人民已经武装起来了，即使有人敢来驱逐你们，人民也是不答应的”。
有人说：“任何人都愿意住华丽的屋子，宽大的住宅！”其实不然，这是错误的见解。人民从不曾有过把月亮取来放在桶里的妄想。相反的，他们每每着手来矫正某种弊害；群众的好意和正义心常使我们感动。我们几时看见他们要求过不能做到的事呢？在1792到1794年的恐怖时代中，或者在巴黎两次被围攻的时候，巴黎的人民等候着面包和燃料的分配，然而他们中间何尝起过什么争夺的事情？他们忍耐力强又能够放弃权利，在1871年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并且常常受着外国报纸通信员的赞美。然而这些忍耐的等待者，也完全知道最后来的人是得不着食物与燃料过日的。
如果把现在社会中的各个人分开来看，自然，我们不能不承认有多少利己的本能存在的。我们很知道这个。但是我们以为倘使要把人民居住的问题拿给什么局，什么委员会去解决（其实就是依赖着任何形式的官吏主义的恩典），其结果便使这种利己的本能复活，而且还要培养它，使之发展。于是一切的恶念都起来了，而且谁是局中最有势力的人物也成了问题了。稍微有一点不平等的事便会引起争论和攻讦的。假若某一个人得到了一点极小的利益，这件事便会成为怒骂叫号的根源，——而且这不是没有理由的。
然而假使依各街、各区而组织起来的人民，依着自己的计划来把住在污秽狭小的房子里的居民移到没有人居住的中产阶级的房屋里去，那么，这小小的不便和不平等的事也很容易免除的。我们很少求助于民众的良善的本能，——这是救助革命时代的沉没船只的最后的一个办法——然而这样的求助，决不是无效的；劳动者每次都以义勇和献身的精神来回答这样的求助声。将来革命中的情形便是如此。
虽然万事都说过，做过了，但是仍还会有一些不平等和不公道的事情存在的。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久已沉沦在利己主义的泥沼中，虽然遇着绝大的危机，也不能够自拔出来。这时不是将来有没有不公道的问题，却是怎样可以减少不公道的问题了。
一切的历史，一切的人类经验，以及一切的社会心理学都给我们指示出来，所谓最良善最公平的方法，便是在于信任那些与这件事最有密切关系的人的决定。只有这些人才会注意到那种官吏的分配所必然忽略了的无数的细小事情，而且会来设法处理它们。
Ⅲ
并且一切住房的重新分配也没有立刻就要得着绝对平等的必要。自然在最初不免有许多不便的地方，然而在实行了充公的社会中，不久便可以把它矫正的。
石匠、木匠及其他与房屋的建造有关系的人得着每天的面包不会欠缺的保证以后，他们除了每天做几小时他们原来的职业的工作以外，也不再要求什么了。他们要把那些耗费了无数奴仆的时间建筑起来只供给几家人居住的金殿玉楼改造过，在两三个月中间便要造出来比现在的更合于卫生更轻便的房屋了。无政府主义的公社会向着那些还没有得到安适的住居的人说：“同志们，请忍耐一下罢！在我们的被解放了的都市里，不久会有比任何资本家为他们自己建造的房屋更壮观更美丽的宫殿出现的，这些房屋是属于那些需要最迫切的人的。无政府主义的公社并不是为着想增加岁入才来建造房屋的。这些为着市民而建立的纪念物，这些共同精神的产物是要给全人类做模范的；这些都是你们的东西”。
假若革命的民众把房屋充公了，并且宣布对房屋不收租金——即是房屋共有，各家族有得着适当的居住的权利，——那么，革命在开始的时候，便有了共产主义的性质，方针一定，便向着那方面进行，不容易再动摇。这对于个人私有财产当然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其实社会革命全部的萌芽，都包含在房屋的充公里面。以后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性质也要靠着充公的成就的情形而定。或者我们一直向着无政府共产主义的道途上进行，不然便仍旧陷在专制的个人主义的泥土里。
由此，我们可以料到我们一定会遇着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