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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金山到莫斯科，或者从那不勒斯到斯德哥尔摩，情形都是一样。人类精力的浪费，便是近代工业的最显著，最重要的特征，至于商业上的浪费，比较更大得多，这是不用说的。
把经济学这个名称，给与在工钱制度下面浪费人类精力的学问，这是何等可悲的讽刺！
还有呢，假使你去和一个组织很完备的工厂的管理人谈谈，他便会直率地向你说，现在要得到一个熟练、勤勉、热心的专心作工的工人很不容易。“假使每星期一来求工作的二三十个人中间有一个这样的人，纵然是在我们要裁人的时候，我们也决定雇用他。我们一见这样的人便知道的，我们一定要雇用他，纵使第二天就不得不把一个年纪较大，工作较不勤快的工人开除，我们也情愿。”而那些已经接到解雇通告的，和那些明天就要接到这通告的工人便只有跑进资本的预备兵大队（即失业的工人）里去，这些人仅仅在工作很多或者发生罢工潮雇主抵抗罢工工人的时候，才能够在织机或工作台旁边作工。至于那些因厂内的工作减少被上等工厂辞退出来的普通的工人，他们也会加入这群老朽和不勤快的工人的可怖的队伍，到二等工厂里去做工，这些二等工厂就靠着用谲诈欺骗的方法对付购买者（特别是远方国家的购买者），来赚钱维持。
假使你又去同工人们谈谈，你一定会明白工厂里的通例是——永不要你尽你的能力做去。“下等工钱——下等工作。”这便是工人初进这样的工厂时，他的同伴给他的忠告。
因为劳动者都知道，假使他们起了好心，依着雇主的愿望努力劳动，增加物品的产量，以适应大批急迫的定货，那么，这种辛苦的劳动便会成为将来工资表的标准了。所以在这一类的工厂里，他们决不愿意尽力去生产。在有些工业里，人们为着维持高的价格起见，故意限制着生产额，有时还有一种口号，“狡猾地去干”，这就是说，“工钱少，工作坏”。
工钱的劳动便是奴隶的劳动罢；这样的劳动并不能够，而且也不可以生产出它所能生产的。现在正应该把以为工钱制度是生产的劳动之最好的奖励的那种传说抛弃了。如果论到现在的工业比我们祖父时代的工业，在生产上增加了几百倍，这是由于前世纪末叶物理化学的突然发达；不但不是靠着工钱制度的资本主义组织的力量，而且还是与这组织完全无关的。
Ⅲ
那些认真地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决不能否认共产制度的利益，不过他们认为这个共产制度应该是完全自由的，换句话说，是无政府主义的。他们知道受着金钱的报酬的劳动，甚或就在“劳动券”的假面目之下（由国家付给它所支配的劳动团体的），也仍旧保存着工钱制度的特质及其弊害。他们承认纵使社会占有了生产机关，全个组织不久也会受到工钱制度的害。他们更承认：要是对于所有儿童实施一种“完全的”教育，保持着文明社会的勤劳的习惯，而且让各人有选择和变更职业的自由，使大家都看见同等的人为了万人的安乐所从事的工作的引诱力，那么一个共产的社会中是不会缺乏生产者的，反而这些生产者立刻会使土地的生产力增加到三倍乃至十倍以上，并且给工业以一个新的刺激。
这个，反对我们的人也同意的。他们却又说：“但是危险是要从那些少数的懒惰者方面来的，他们即使在那种使劳动成为愉快的优良的情形下面，也不肯劳动，而且也不会有正规的劳动习惯。如今因为有饥饿的恐慌，所以无论谁，即使是最倔强的人，也不得不同他人一起动作。迟到的人便要被斥退。然而一只黑羊可以染污全体的羊群，二三个怠惰者和倔强者就足以诱惑他人，惹起工场里的混乱与反叛的精神，使得工作成为不可能；所以结果我们不得不恢复原来的强制制度，强迫那些倔强的罪魁与他人同样工作。那么，以工作的成绩为标准而付给工钱的制度，岂不是既不伤害劳动者独立的感情，又可以行使强制的唯一方法吗？所有其他的手段多少总带有由强权来不断干涉的意味，这是自由的人所极憎厌的。”我们相信这个反对论的真义便是如此。
我们第一便要认清这样的反对论是属于拥护国家、刑法、裁判官、狱吏一方面的。
强权论者说：“只要还有极少数的人不服从社会的习惯，我们便不得不保存行政官、法庭、监狱等等，纵然这些制度已经成了一切新弊害的根源，也是无法的事。”
所以我们只能够重述着我们关于强权本身屡次说过的话：“你们要避免一种弊害，却把一种更大的弊害用来做避免的方法，而且这个弊害就是你所要补救的那些弊害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你们是早已知道的了。你们不要忘记创造出现时资本主义制度的，便是工钱制度，即不出卖劳力便不能生活的事。”而且此种强权论者的论法，不过是诡辩地替现制度的罪恶作辩护。工钱制度并不是为着要除去共产主义的弊害而创设的；它的起源和国家，私有财产的起源相同，是从别处来的。这是从被武力强迫实施的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生出来的，不过穿上近代的服装罢了。因此，拥护工钱制度的议论，和替国家与私有财产辩护的议论一样，都是没有价值的。
但是我们仍还想把这个反对论考察一下，看看里面究竟有没有真理。
第一，一个依照自由劳动的原理而建设的社会，假使遇到懒惰的人，是不是用不着象现在有的那种强权的组织和工钱制度，也能够维持下去吗？
例如有一个为着某种特殊企业组织起来的志愿者的团体，因为大家都相信这个企业会得到成功，他们一心一意地劳动着，然而其中有一个人，他却常常缺席，不尽他的责任。难道因为他一个人的缘故，便必须把这团体解散吗？或者选举出一个会长来课以罚金吗？再不然，制造出惩罚的条例吗？其实，显然用不着这样做，只有在某一天这个使企业陷于危险地位的朋友会受到劝告：“朋友，我们很愿意和你在一起做工；可是你时常放弃你的责任，你又荒废了你的工作，我们现在不能不和你分离了。去罢，去找那些对你这种行为觉得不要紧的同伴罢。”
这是极其自然的方法，各处都在实行，即便在如今所有的工业里，这个方法和罚金、扣薪、监督等制度还同时流行，甚或彼此竞争着；一个工人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到工厂里去，然而假使他的工作做得不好，他又有懒惰的习惯和其他的缺点足以妨害他的同伴工作，假使他是爱吵闹的，那么，就只有最后一个手段：他必须要离开这个工厂。
强权论者认为在工厂里使得工作有规则而且品质优良的人，便是万能的雇主和监工，实则，在每个稍为复杂的企业中，在一件生产品完成以前必须经过多数人的手，那个使工作优良的人，便是工厂本身，换句话说，即是全体工人。因此在英国私人工业的工厂中，所谓监工那样的人实在很少，平均比法国工场中监工的数目少得多，而且比英国国有工厂里的也更少。
维持公共道德的某一种标准，也用这样的方法。强权论者说这是靠乡丁、裁判官、警察等的力量，而实际上公德的维持，和乡丁、裁判官、警察等并没有什么关系。有人在很久以前就这样说过了：“法律多，罪人多。”
不仅在工业制造所里事情的进行是向着这方面的；其实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事实大都是如此，只有那些书呆子，才是没有注意到。要是一个和其他铁路公司联合的某铁路公司不能履行它的契约，让火车耽误了时间，使货物凌乱地堆在车站上，其他的公司便会以解除此种契约来威胁，这种威胁常常是有效果的。
一般人都相信，至少赞成国家的一派是这样相信的，商业上的契约之所以被遵守履行，全是因为惧怕法律的缘故。但事实绝对不是这样的；十分之九不守信约的商人都不会到裁判官面前去受审判的。象伦敦那样的商业最繁盛的地方，万一有债权者提起诉讼的事，大多数的商人就会完全拒绝和那个强迫他们中间的一个发生诉讼的人进行任何交易。
既是这样，那么在工厂里的工人，商业中的商人，以及运输组织中的铁路公司中间，现在所通行的方法，为什么又不能用于以志愿的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中呢？
例如有一个团体，它的各个会员约好履行下面的条约：“我们共同承认凡是我们的房屋、粮食、街道、运输机关、学校、博物馆等等，你都可以自由使用，但是你从二十岁到四十五岁或五十岁这二三十年间，每天应该拿出四五小时来做生存所必需的工作。你自己去选择你所愿意加入的生产集团，或者另组织新的集团，但以从事必需的生产为限。其余的时间你可以用来和你所喜欢的人共同从事于娱乐、艺术、科学，总之，依着你自己的趣味的倾向去做就是了。
“我们所求于你的，不过是一年中间在从事衣食住的生产集团中劳动，或者在公众卫生，运输等机关中服务一千二百小时乃至一千五百小时。我们对于这些劳动的报酬，便是你可以自由使用这些集团所已生产或将生产的东西。然而倘使属于我们联合的几千个团体都不容纳你（不管动机如何）；倘使你绝对不能生产有用的物品，或者你不肯去做，那么，你就象孤独的人或废人那样地过日子罢。倘使我们是异常富裕的，能够以生活必需品给你的时候，我们也很高兴给你的。你是一个人，你也有生活的权利。然而你如果要在特殊的条件之下生活，离开人民的队伍，那么，你在和别的公民间的日常关系上，一定会受到苦恼。如果不是你的朋友们发见你的才能，亲切地替你去做必要的劳动，解除你对于社会的一切道德的义务，那么你就会被人视为中产阶级社会的鬼魂。
“最后，假使你不喜欢这个，你就去罢，你到这个广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