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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水果、一瓶克里米亚的香槟酒，那是一种糟透了的葡萄酒，卡嘉住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却喝上了口。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从书架上拿下两副纸牌，开始摆牌阵。照他的说法，有几种牌阵的摆法需要很高的灵敏度和非常集中的注意力，可是话虽如此，他打牌的时候仍旧不停地谈天解闷儿。卡嘉注意地看他的牌，给他出主意，然而不是用嘴说，而是用表情。她一个傍晚至多不过喝两小杯葡萄酒，我却喝四大杯，瓶里余下的酒就都归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享用了，他酒量大而且从来不醉。
摆牌阵的时候，我们谈论各种问题，大多是高级的问题。
最倒霉的正是我们最热爱的东西，也就是科学。
“科学，谢谢上帝，已经过时了，”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慢条斯理、一字一句地说。“它的好景不长啦。人类开始感觉到必须用其他某种东西来代替它了。它原是在迷信的土壤上生长起来，受到迷信滋养的，现在也仍旧是迷信的结晶，跟它老朽的祖母——炼金术、形而上学、哲学等一样。真的，科学究竟给过人类什么东西呢？要知道，有科学的欧洲人和没有任何科学的中国人之间，那差别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也只限于表面上。中国人不懂科学，可是他们因此损失了什么呢？”
“苍蝇也不懂科学，”我说，“可是那又能证明什么呢？”
“您用不着生气，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这些话，我只是背地里在我们自己人中间这么说说。……我这个人，比您想象的要小心得多，我不会当着大家说这种话的，求主保佑！公众中间仍旧存在着迷信，认为艺术和科学比农业和商业高明，比手工业高明。咱们这班人就靠了这种迷信才有饭吃。破除这种迷信可不是您和我的事。求主保佑！”
在摆牌阵的时候，年轻的一代也挨到一顿痛骂。
“听我们讲课的人现在也退步了，”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叹道。“姑且不谈理想什么的，只要能好好工作，头脑清楚，就已经不错了！瞧，正好应了那句话：”我悲哀地瞧着我们一代人。‘③“”是啊，他们大大退步了，“卡嘉同意说。”您说说看：近五 年或者十年以来，你们教出过哪怕一个了不起的人吗？“
“别的教授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我教出来的学生当中，我一个也想不起来。”
“我这一辈子也总算见过许多大学生、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许多演员了。……怎么样呢？慢说英雄或者天才我从来没有那种福气碰见过，就连单是惹人注目的人我也一个都没见过。全是些灰色的人，庸才，却自命不凡。……”这种关于退步的话每一回都使我有一种感触，好象偶然间偷听到人家用难听的话骂我女儿一样。我所以听不入耳，是因为这类责难过于笼统，他们所根据的无非是陈词滥调，一些吓人的话，例如什么退步啦，缺乏理想啦，比不上过去的灿烂时代啦。不管什么样的指责，即使是在女人们中间说说的，也应该尽量明确地提出来，要不然，那就不是指责，只是空洞的谩骂，有损于正派人的身份。
我是老人，教书有三十年了，可是我既没看出什么退步，也没看出缺乏理想。我也不认为现在比过去糟糕。我的看门人尼古拉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很有价值的，他说今天的学生既不比过去的学生好，也不比他们差。
要是有人问我在哪方面不喜欢现在我们的学生，我不会一下子就回答这个问题，可也不会说得很多，不过一定十分明确。我知道他们的缺点，因此用不着借助于那些含混的老生常谈。我不喜欢他们抽烟，喝酒，晚婚，也不喜欢他们那么漠不关心，常常冷淡到眼看自己周围有同学挨饿，却不捐款给学生救济会。他们不懂现代的语言，讲俄国话也不正确。我的同事，卫生学教授，昨天还对我抱怨说他教的课总得多讲一遍才行，因为学生们的物理学知识贫乏，对气象学完全不懂。他们很容易受最新的，甚至不是最优秀的作家的影响，却完全不关心古典著作，例如莎士比亚、马可·奥勒留④、爱比克泰德⑤，或者帕斯卡⑥。他们分不清伟大和渺小，这尤其说明他们平日脱离实际。凡是多多少少带有社会性质的困难问题（比方说，移民问题），他们总是靠现成的资料来解决，而不是靠科学研究和科学考察。虽然这方面是他们完全能做得到的，而且完全跟他们的任务相符合。他们乐意做住院医生、医务助理员、实验室的实验员，情愿一直干到四十岁；然而在科学方面，独立自主的气魄、自由的感觉、个人的主动精神，和其他行业，例如艺术或商业，同样需要。学生和听讲人，我是有的，可是帮手和继承人却没有，所以我爱他们，对他们有感情，可是并不为他们感到骄傲。等等，等等。……这类缺点尽管很多，却只能惹得懦弱和胆怯的人生出悲观情绪或者谩骂心理。这种种短处具有偶然的、暂时的性质，完全随生活条件的变化而转移。只要过上十年，这些短处就会消灭，或者让位给别的新缺陷，那些缺陷也是完全不能避免的，不过它们也会吓得那时候的懦弱的人胆战心惊。学生们的坏处常常惹得我气恼，可是拿这种气恼跟近三十年来我跟学生谈话、给他们讲课、考察他们的相互关系、把他们跟别的行业的人对比的时候所得到的快乐相比，那就算不得什么了。
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专说刻薄话，卡嘉听着，他俩都没觉出这种挑剔旁人的消遣，表面看来虽然没有什么害处，实际上却在把他们渐渐地拖进深渊里去。他们自己并没觉得简单的谈天怎样一步步变为讥诮和嘲骂，甚至开始诽谤起别人来了。
“人常会碰见一些滑稽可笑的家伙，”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说。“昨天我到我们的朋友叶果尔·彼得罗维奇家里去，在那儿碰见一位念书的学爷，大概是你们医科三年级的学生吧。好一张脸，……杜勃罗留波夫⑦的脸型，脑门子上刻着深奥的思想。我们攀谈起来。‘年轻人，有这样一件事儿，’我说。
‘我读到一篇文章 ，有个德国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从人的脑子里提取了一种新的生物碱：痴呆。’你们猜怎么着？他真的听信了，脸上甚至现出佩服的表情，好象在说，‘瞧，我们这班人本事有多大！’有一天我到剧院去，在位子上坐下。正好我前面的那一排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我们这班人’之一 ，大概是学法律的，另一个披头散发，是医科学生。那医科学生烂醉如泥。他根本没看台上的剧。他只顾打盹儿，鼻子往前一冲一冲的。可是只要演员开始大声念独白，或者光是提高嗓子，我们这位医科学生就吃一惊，推一下邻座那个人的肋部，问道：“他在说什么？说得美－妙吗？‘’美妙，‘’我们这班人‘之一 回答。’好哇！‘医科学生吼叫起来。’妙啊！好哇！‘你们瞧，这个喝醉了酒的蠢材上剧院里来原来不是为了欣赏艺术，而是要找美妙的东西。他要的是美妙。”
卡嘉听着，笑了。她笑得相当古怪，吸气很快，吸气和呼气有规律、有节奏地互相交替着，很象是在拉手风琴，同时她脸上只有鼻孔在笑。我心里发闷，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忍不住，冒火了，从座位上跳起来，叫道：“别说了！为什么你们两个象癞蛤蟆似的坐在这儿，吐出气来弄得空中满是毒素？我听够了！”
我不等他们嚼完舌头，就准备回家去。说实在的，也应该走了：已经十点多钟了。
“我想再坐一忽儿，”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说。“您答应吗，叶卡捷琳娜·弗拉吉米罗芙娜？”
“行，”卡嘉回答。
“ bene⑧
！既是这样，那就请您吩咐他们再拿一小瓶酒来吧。“
他俩举着蜡烛送我到门厅，我穿皮大衣的时候，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说：“近来您瘦多了，也老多了，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您怎么啦？您病了？”
“对，身体不大好。”
“他却不肯治病，……”卡嘉闷闷不乐地插嘴。
“为什么您不治一治病呢？怎么能这样拖下去呢？天助自助者，亲爱的。请代为向您家里的人问好，我没去看她们，请她们原谅。在我出国以前，一两天里我要去辞行的。一定去！下个星期我就走了。”
我从卡嘉家里出来的时候，由于大家谈起我的病，我心里又激动又害怕，不满意自己。我暗自思忖，是不是真的应该找个同事来看看我的病。我立刻想象到，我的同事给我听诊以后，会默默地走到窗口去，沉吟一下，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极力提防我从他脸上看出真相，用随随便便的口气说：“眼下我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不过，同事，我还是要劝您辞掉工作。……”那就会夺去我的最后一线希望。
谁能不存一点希望呢？近来，每逢我诊断自己的病，给自己开药方，就往往希望自己的无知欺骗了自己，希望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蛋白质和糖分异常的情况、心脏的毛病、有两次在早晨发现的全身浮肿的现象，都是我弄错了。我带着忧郁病患者的那份热心翻看内科学的教科书，天天换药吃，老是觉得会碰到对症的药。这全都没意思。
每天傍晚，不管天上布满阴云也好，月亮和星星正在照耀也好，我在回家的路上举眼望天，心里总是想着：死神不久就要把我带走了。人家也许会以为在这种时候我的思想一定象天空那么深邃，灿烂，令人惊叹。……可是不然！我想到的是我自己、我的妻子、丽扎、格涅凯尔、学生们、一般的人。我的思想卑劣，渺小，我在蒙哄我自己。在这种时候，我的世界观可以用著名的阿拉克切耶夫⑨在一封私信里所说的话表达出来：“这世界上一切好东西都不可能不含有恶，而且恶永远比善多。”这就是说，一切东西都丑恶，根本没有一种可以使人为它生活下去的东西。我活过的六十二年只应该算是白活。我一 发觉自己有这种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