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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1889年作品-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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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水果、一瓶克里米亚的香槟酒,那是一种糟透了的葡萄酒,卡嘉住在克里米亚的时候却喝上了口。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从书架上拿下两副纸牌,开始摆牌阵。照他的说法,有几种牌阵的摆法需要很高的灵敏度和非常集中的注意力,可是话虽如此,他打牌的时候仍旧不停地谈天解闷儿。卡嘉注意地看他的牌,给他出主意,然而不是用嘴说,而是用表情。她一个傍晚至多不过喝两小杯葡萄酒,我却喝四大杯,瓶里余下的酒就都归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享用了,他酒量大而且从来不醉。

摆牌阵的时候,我们谈论各种问题,大多是高级的问题。

最倒霉的正是我们最热爱的东西,也就是科学。

“科学,谢谢上帝,已经过时了,”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慢条斯理、一字一句地说。“它的好景不长啦。人类开始感觉到必须用其他某种东西来代替它了。它原是在迷信的土壤上生长起来,受到迷信滋养的,现在也仍旧是迷信的结晶,跟它老朽的祖母——炼金术、形而上学、哲学等一样。真的,科学究竟给过人类什么东西呢?要知道,有科学的欧洲人和没有任何科学的中国人之间,那差别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也只限于表面上。中国人不懂科学,可是他们因此损失了什么呢?”

“苍蝇也不懂科学,”我说,“可是那又能证明什么呢?”

“您用不着生气,尼古拉·斯捷潘内奇。这些话,我只是背地里在我们自己人中间这么说说。……我这个人,比您想象的要小心得多,我不会当着大家说这种话的,求主保佑!公众中间仍旧存在着迷信,认为艺术和科学比农业和商业高明,比手工业高明。咱们这班人就靠了这种迷信才有饭吃。破除这种迷信可不是您和我的事。求主保佑!”

在摆牌阵的时候,年轻的一代也挨到一顿痛骂。

“听我们讲课的人现在也退步了,”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叹道。“姑且不谈理想什么的,只要能好好工作,头脑清楚,就已经不错了!瞧,正好应了那句话:”我悲哀地瞧着我们一代人。‘③“”是啊,他们大大退步了,“卡嘉同意说。”您说说看:近五 年或者十年以来,你们教出过哪怕一个了不起的人吗?“

“别的教授怎么样,我不知道,可是我教出来的学生当中,我一个也想不起来。”

“我这一辈子也总算见过许多大学生、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许多演员了。……怎么样呢?慢说英雄或者天才我从来没有那种福气碰见过,就连单是惹人注目的人我也一个都没见过。全是些灰色的人,庸才,却自命不凡。……”这种关于退步的话每一回都使我有一种感触,好象偶然间偷听到人家用难听的话骂我女儿一样。我所以听不入耳,是因为这类责难过于笼统,他们所根据的无非是陈词滥调,一些吓人的话,例如什么退步啦,缺乏理想啦,比不上过去的灿烂时代啦。不管什么样的指责,即使是在女人们中间说说的,也应该尽量明确地提出来,要不然,那就不是指责,只是空洞的谩骂,有损于正派人的身份。

我是老人,教书有三十年了,可是我既没看出什么退步,也没看出缺乏理想。我也不认为现在比过去糟糕。我的看门人尼古拉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很有价值的,他说今天的学生既不比过去的学生好,也不比他们差。

要是有人问我在哪方面不喜欢现在我们的学生,我不会一下子就回答这个问题,可也不会说得很多,不过一定十分明确。我知道他们的缺点,因此用不着借助于那些含混的老生常谈。我不喜欢他们抽烟,喝酒,晚婚,也不喜欢他们那么漠不关心,常常冷淡到眼看自己周围有同学挨饿,却不捐款给学生救济会。他们不懂现代的语言,讲俄国话也不正确。我的同事,卫生学教授,昨天还对我抱怨说他教的课总得多讲一遍才行,因为学生们的物理学知识贫乏,对气象学完全不懂。他们很容易受最新的,甚至不是最优秀的作家的影响,却完全不关心古典著作,例如莎士比亚、马可·奥勒留④、爱比克泰德⑤,或者帕斯卡⑥。他们分不清伟大和渺小,这尤其说明他们平日脱离实际。凡是多多少少带有社会性质的困难问题(比方说,移民问题),他们总是靠现成的资料来解决,而不是靠科学研究和科学考察。虽然这方面是他们完全能做得到的,而且完全跟他们的任务相符合。他们乐意做住院医生、医务助理员、实验室的实验员,情愿一直干到四十岁;然而在科学方面,独立自主的气魄、自由的感觉、个人的主动精神,和其他行业,例如艺术或商业,同样需要。学生和听讲人,我是有的,可是帮手和继承人却没有,所以我爱他们,对他们有感情,可是并不为他们感到骄傲。等等,等等。……这类缺点尽管很多,却只能惹得懦弱和胆怯的人生出悲观情绪或者谩骂心理。这种种短处具有偶然的、暂时的性质,完全随生活条件的变化而转移。只要过上十年,这些短处就会消灭,或者让位给别的新缺陷,那些缺陷也是完全不能避免的,不过它们也会吓得那时候的懦弱的人胆战心惊。学生们的坏处常常惹得我气恼,可是拿这种气恼跟近三十年来我跟学生谈话、给他们讲课、考察他们的相互关系、把他们跟别的行业的人对比的时候所得到的快乐相比,那就算不得什么了。

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专说刻薄话,卡嘉听着,他俩都没觉出这种挑剔旁人的消遣,表面看来虽然没有什么害处,实际上却在把他们渐渐地拖进深渊里去。他们自己并没觉得简单的谈天怎样一步步变为讥诮和嘲骂,甚至开始诽谤起别人来了。

“人常会碰见一些滑稽可笑的家伙,”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说。“昨天我到我们的朋友叶果尔·彼得罗维奇家里去,在那儿碰见一位念书的学爷,大概是你们医科三年级的学生吧。好一张脸,……杜勃罗留波夫⑦的脸型,脑门子上刻着深奥的思想。我们攀谈起来。‘年轻人,有这样一件事儿,’我说。

‘我读到一篇文章 ,有个德国人——我忘记他的名字了——从人的脑子里提取了一种新的生物碱:痴呆。’你们猜怎么着?他真的听信了,脸上甚至现出佩服的表情,好象在说,‘瞧,我们这班人本事有多大!’有一天我到剧院去,在位子上坐下。正好我前面的那一排上坐着两个人:一个是‘我们这班人’之一 ,大概是学法律的,另一个披头散发,是医科学生。那医科学生烂醉如泥。他根本没看台上的剧。他只顾打盹儿,鼻子往前一冲一冲的。可是只要演员开始大声念独白,或者光是提高嗓子,我们这位医科学生就吃一惊,推一下邻座那个人的肋部,问道:“他在说什么?说得美-妙吗?‘’美妙,‘’我们这班人‘之一 回答。’好哇!‘医科学生吼叫起来。’妙啊!好哇!‘你们瞧,这个喝醉了酒的蠢材上剧院里来原来不是为了欣赏艺术,而是要找美妙的东西。他要的是美妙。”

卡嘉听着,笑了。她笑得相当古怪,吸气很快,吸气和呼气有规律、有节奏地互相交替着,很象是在拉手风琴,同时她脸上只有鼻孔在笑。我心里发闷,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忍不住,冒火了,从座位上跳起来,叫道:“别说了!为什么你们两个象癞蛤蟆似的坐在这儿,吐出气来弄得空中满是毒素?我听够了!”

我不等他们嚼完舌头,就准备回家去。说实在的,也应该走了:已经十点多钟了。

“我想再坐一忽儿,”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说。“您答应吗,叶卡捷琳娜·弗拉吉米罗芙娜?”

“行,”卡嘉回答。

“ bene⑧

!既是这样,那就请您吩咐他们再拿一小瓶酒来吧。“

他俩举着蜡烛送我到门厅,我穿皮大衣的时候,米哈依尔·费多罗维奇说:“近来您瘦多了,也老多了,尼古拉·斯捷潘内奇。您怎么啦?您病了?”

“对,身体不大好。”

“他却不肯治病,……”卡嘉闷闷不乐地插嘴。

“为什么您不治一治病呢?怎么能这样拖下去呢?天助自助者,亲爱的。请代为向您家里的人问好,我没去看她们,请她们原谅。在我出国以前,一两天里我要去辞行的。一定去!下个星期我就走了。”

我从卡嘉家里出来的时候,由于大家谈起我的病,我心里又激动又害怕,不满意自己。我暗自思忖,是不是真的应该找个同事来看看我的病。我立刻想象到,我的同事给我听诊以后,会默默地走到窗口去,沉吟一下,然后转过身来对着我,极力提防我从他脸上看出真相,用随随便便的口气说:“眼下我还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情况,不过,同事,我还是要劝您辞掉工作。……”那就会夺去我的最后一线希望。

谁能不存一点希望呢?近来,每逢我诊断自己的病,给自己开药方,就往往希望自己的无知欺骗了自己,希望在自己身上所发现的蛋白质和糖分异常的情况、心脏的毛病、有两次在早晨发现的全身浮肿的现象,都是我弄错了。我带着忧郁病患者的那份热心翻看内科学的教科书,天天换药吃,老是觉得会碰到对症的药。这全都没意思。

每天傍晚,不管天上布满阴云也好,月亮和星星正在照耀也好,我在回家的路上举眼望天,心里总是想着:死神不久就要把我带走了。人家也许会以为在这种时候我的思想一定象天空那么深邃,灿烂,令人惊叹。……可是不然!我想到的是我自己、我的妻子、丽扎、格涅凯尔、学生们、一般的人。我的思想卑劣,渺小,我在蒙哄我自己。在这种时候,我的世界观可以用著名的阿拉克切耶夫⑨在一封私信里所说的话表达出来:“这世界上一切好东西都不可能不含有恶,而且恶永远比善多。”这就是说,一切东西都丑恶,根本没有一种可以使人为它生活下去的东西。我活过的六十二年只应该算是白活。我一 发觉自己有这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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