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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走到平时进出的门廊，门就打开了，我碰到了我的老同事，跟我同年龄、同名字的看门人尼古拉。他一面把我让进门去，一面嗽着喉咙说：“天好冷啊，您老人家！”
或者，如果皮大衣湿了，他就说：
“下雨了，您老人家！”
然后他跑到我前面，把一路上所有的门都替我推开。到了我的办公室里，他就小心地为我脱掉皮大衣，趁这机会跟我讲点大学里的新闻。大学里所有的看门人和校工彼此都十分熟悉；因此全校四个系、办公处、校长室、图书馆里出了些什么事，他都知道。他有什么事情不知道呀！遇到学校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比方说，校长或者系主任辞职了，我就听见他跟年轻的校工聊天，谈到补缺人的名字，而且说某某人不会得到部长批准，某某人自己又不肯接受这个职务，然后捕风捉影地、详尽地谈到办公室里接到了神秘文件，部长和督学大概在进行秘密谈话等等。如果把那些细节除外，他的话差不多总是对的。他对每个补缺人都形容一番，那种形容是别致的，可又正确。要是您想知道某人在哪年宣读学位论文，开始教书，退休，或者去世，那尽可以靠这个老兵的广博记忆来帮忙。他不但会告诉您哪年哪月哪天，还会讲到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经过情形。那样的记性是只有满怀爱心的人才会有的。
他是大学传统的保护人，他由前辈的看门人那里接受了许多大学生活掌故这样一份遗产。他还给这份财富添上他自己在服务期间得来的许多宝贝。要是您想听，他就可以给您讲许多长长短短的故事。他会讲到有些了不起的学者什么都懂，有些出色的刻苦钻研的人一连几个星期不睡觉，很多的人为科学受难和牺牲。在他看来，善战胜恶，弱者永远征服强者，聪明的征服愚蠢的，谦虚的征服骄傲的，年轻的征服年老的。
……那些传说和故事，人也不必都信以为真，不过把它们滤一 下，您就会在滤器里找到您需要的东西：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大家公认的真正的英雄的名字。
在我们这班人当中，学术界的全部新闻只限于某些老教授精神异常恍惚的趣闻以及关于格鲁别尔⑦、关于我、关于巴卜辛⑧的两三个笑话罢了。可是对于知识界来说，这点消息未免太少。要是我们知识界都象尼古拉那样热爱科学、科学家、学生，那么早就会出现有关它的写成文字的完整的史诗、故事、言行录了，可惜这样的文献直到现在还没有。
尼古拉跟我讲完新闻以后，就做出一脸的严肃神情，我们开始谈正事了。要是在这种时候有个外人听到尼古拉随口说出许多学术名词，那他也许会以为尼古拉本来是个学者，却假扮成一个兵。顺便说一句，关于大学的校工有学问的传言是大大夸张了的。不错，尼古拉知道一百多个拉丁词，会把骨架拼凑起来，有时候还会准备实验标本，引一句课本上的文绉绉的长句逗学生发笑，可是，举例来说，对血液循环这种绝不复杂的原理，他现在仍旧跟二十年前一样茫然无知。
「注释」
①皮罗戈夫（１８１０—１８８１），俄国外科学家，解剖学家。
②卡维林（１８１８—１８８５），俄国教授，法学家，历史学家。
③指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一个多余人的日记》中的女主人公。——俄文本编者注
④这是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施皮尔哈根（１８２９—１９１１）的一部长篇小说。——俄文本编者注
⑤莎士比亚所著剧本《奥赛罗》中的人物。
⑥拉丁语：病历。
⑦格鲁别尔（１８１４—１８９０），俄国医学教授，解剖学家。
⑧巴卜辛（１８３５—１８９１），俄国生理学家。
在我的办公室里，我的解剖员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坐在桌子边，低下头在看一本书或者一个实验标本。他是个勤恳谦虚、可是缺乏才分的男子，年纪在三十五岁上下，头顶已经光秃，肚子已经大了。他一天到晚工作，看许多书，凡读过的都记得清楚，在这方面他简直不是人，而是金子。在别的方面呢，他就只能算是一匹拉货车的马了，或者换句话说，是个书呆子。
他眼界狭隘，只注意他的专门学识，一超出他的专门学识，他就跟小孩一样幼稚——这就是他缺乏才能、好似一匹拉车的马的特征。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走进办公室，说：“想想看！多么不幸！据说斯科别列夫①死了。”
尼古拉在胸前画十字，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却转过身来对着我，问道：“这个斯科别列夫是什么人？”
还有一回（比这回稍稍早一点），我告诉他说，彼罗夫②教授死了。这位亲爱的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却问道：“他是教什么的？”
看来，即使巴蒂③凑着他的耳朵唱歌，即使中国的大军侵入俄罗斯，即使发生了地震，他也不会动一动胳膊或者腿，而会仍旧眯细眼睛，心平气和地看他的显微镜。一句话，海枯巴④跟他毫不相干。我倒恨不能看一看这块面包干到晚上是怎样跟他的妻子一块儿睡觉的。
另外一个特征是他狂热地相信科学的正确性，尤其是相信德国人所写的一切话的正确性。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验标本，知道生活的目的，完全不了解使得天才头发变白的怀疑和失望。他对权威存着奴性的崇拜，缺乏独立思考的要求。
打消他的信念是困难的，要跟他争论也不可能。一个人既然深信医学是最好的科学，医师是最好的人，医学传统是最好的传统，那就请您跟他去辩论吧。在医学的不幸历史中只有一个传统流传下来，那就是现在医师们仍旧系着的白领结。对学者乃至一般的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只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大学传统，并没有医学、法学等传统的分别。可是要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承认这一点是困难的，他准会为这个跟您一直争论到世界末日。
对他的前途我看得很清楚。他这一辈子会准备好几百个非常精确的实验标本，会写出许多枯燥的、可是很平稳的论文，准确地译出十来篇文章 ，可是却干不出什么大事来。要做那种事业就得有想象、发明和才能，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没有这类东西。总之，他不是科学的主人，而是它的工人。
我、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尼古拉，压低了声音说话。我们感到有点不自在。隔着门听见讲堂里象海浪翻腾的嗡嗡说话声，人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三十年以来，我对这种感觉还没习惯，可是它每天早晨都会产生。我烦躁地扣上我礼服的扣子，问尼古拉几个不必要的问题，发脾气。……好象我害怕似的，不过这不是胆怯，而是另外一种感觉，究竟是什么感觉，我也说不清楚，找不出它的名字来。
我完全不必要地瞧了瞧我的表，说：
“怎么样？现在是去的时候了。”
我们就按次序走进讲堂，打头的是尼古拉，拿着实验标本或者图表，接着是我，那匹拉车的马断后，他谦虚地搭拉着脑袋；或者，必要时，打头的是一个上面躺着死尸的担架，死尸后面是尼古拉等等。我一进去，学生们就都站起来，然后坐下，海洋似的喧哗声忽然停了。一片安静。
我知道我要讲什么，可是不知道怎么讲，从哪儿开头，哪儿结束。我的脑子里还没准备好一句话。可是我只要往讲堂里扫一眼（讲堂造得象一个围绕着我的圆形剧场），说出那句老套头的话：“上一回我们讲到……”一长串的句子就从我的灵魂里飞出来，我一口气讲下去了！我很快地、兴冲冲地讲着，打都打不住，倒好象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拦住我的话似的。如果要讲得好，那就是说，如果要讲得不枯燥，使听讲人得益，那么除了才能以外还得有技巧，有经验，对自己的力量，对自己所讲的内容，对听课的那班人，都得有极清楚的概念才行。此外，要胸有成竹，目光敏锐，一忽儿也不能不注意眼前的那些人。
一个好指挥，在发挥作曲家的思想的时候，要同时做二十 件事：又要瞧乐谱，又要挥指挥棒，又要注意歌者，还要时而朝鼓手，时而朝圆号手做个手势等等。我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面前有一百五十张彼此不相象的脸，三百只眼睛直视着我的脸。我的目的就是降伏这个多头的怪物。在我讲课的每一 分钟里，要是我清楚地了解这怪物的注意程度和理解能力，那它就被我降伏住了。我的另一个对手则在我自己的脑海里。那就是五花八门的样式、现象、法则，以及受它们制约的我和别人的许多思想。我得随时有本事从一大堆材料里捡出顶要紧、顶必需的东西，随着我的滔滔不绝的话语赶快把我的思想装在一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