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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这样，那就再见。……请您原谅。”
“再见，我的朋友。祝您健康。”
他犹豫不定地走进门厅，慢吞吞地穿上大衣，走到街上，大概又想了很久。他什么也没想出来，只想出针对我说的“老魔鬼”这个词，然后走进一家便宜的饭馆，喝啤酒，吃饭，接着就回家上床睡觉去了。愿你的骨灰得到安宁，正直的劳动者！
铃声第三回响了。一个年轻的医师走进来，身穿一套黑色新衣服，戴一副金边眼镜，当然打着白领结。他说了自己的姓名。我请他坐下，问他有什么贵干。这个献身于科学的年轻人有点激动地开口了，告诉我说：他的学位考试已经及格，现在只剩下写论文了。他想在我的指导下写作，要是我肯给他一个论文的题目，那他会十分感激。
“很愿意为您效劳，同事，”我说。“不过，首先，关于论文是什么，我俩得有一个共同的理解才行。所谓‘论文’，一般公认，是指由独立的创造所产生的著作。不是这样吗？一篇论文，如果用的是别人的题目，在别人的指导下写出来，那就要叫做另一样东西了。……”这个考学位的人没说话。我冒火了，从我坐着的地方跳起来。
“我不懂，为什么你们都跑来找我？”我生气地叫道。“难道我开着商店还是怎么的？我又不卖题目！我第一千零一次请求你们：全都躲开我！原谅我说话不礼貌，可是老实说，这种事我腻味透了！”
考学位的青年一声不响，只是他的颧骨四周现出淡淡的红晕。他的脸容表现了对我的声望和学识的深深尊崇，可是从他的眼睛里我却看出他藐视我的声调、我的可怜的身材、我的神经质的手势。我一发脾气，他就觉得我象是一个怪人了。
“我又没开店！”我生气地说。“真是怪事！为什么您不愿意独立自主？为什么您对自由这么厌恶？”
我说了许许多多，可是他始终一声不响。临了我渐渐气平了，当然也就让步了。考学位的青年就从我这儿得到一个毫无价值的题目，预备在我的指导下写一篇对谁都没用处的论文，将来带着尊严的气派去进行枯燥的答辩，得到一个于他一无用处的学位。
铃声可能连连不断地响下去，可是我在这儿只限于写完四次铃声就算了。铃声第四次响起来，我听见了熟悉的脚步声、衣服的沙沙声、亲切的说话声。……十八年前，我的一个做眼科医生的同事去世了，留下一个七岁的女儿卡嘉和大约六万卢布。他在遗嘱里指定我做他女儿的监护人。卡嘉在我们家里一直住到十岁，然后送到一个寄宿女校去，只有到夏天，放了暑假，才住到我们家里来。我没有工夫过问她的教育，只在有空的时候偶尔注意一下，因此，有关她小时候的情形我能说的很少。
我所记得的而且喜欢回想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她搬到我家里来的时候，和听凭医生看病的时候她那可爱的小脸上所流露的不同寻常的信任表情。她常常躲在一旁什么地方坐着，包扎着脸，总是注意地瞧着什么。不论她瞧着我写字或者翻书，或者瞧着我妻子忙忙碌碌，瞧着厨娘在厨房里削土豆皮，瞧着狗儿玩耍，她的眼睛老是表现着同样的思想，那就是：“这个世界上进行着的一切事情都美好，都合理。”她好奇心强，很喜欢跟我谈天。有时候她挨着桌子坐下，面对着我，瞧我的动作，提出问题。她想知道我看的是什么书，我在大学里做什么事，我怕不怕死尸，我怎样花我的薪水。
“大学里的学生打架吗？”她问。
“打架，亲爱的。”
“您罚他们跪吗？”
“罚的。”
她想到大学生打架，我罚他们跪下，觉得滑稽，就笑了。她是个温柔的、有耐性的、善良的孩子。我常常看见她手里的东西给人夺去，看见她无缘无故地受罚，或者她的好奇心得不到满足，这时候，她脸上一贯表现的那种信任的表情就跟一种悲哀的神情混在一起——如此而已。我不知道该怎样卫护她才好。不过我一瞧见她难过，就渴望把她拉到我怀里来，用老奶妈的疼爱口气说：“我可怜的小孤儿！”
我还记得她喜欢穿好衣服，喜欢在衣服上洒香水。在这方面，她跟我一样。我也喜欢漂亮衣服和好香水。
可惜我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注意卡嘉在十四五岁的时候怎样被一种狂热完全抓住，后来那种狂热又怎样发展下去。我说的是她对戏剧的狂热爱好。假期她从学校回来，住在我们家里，谈起别的事情总不及谈到戏剧和演员那么愉快和热烈。她老是谈戏剧，我们都听得腻味了。我妻子和孩子都不去听她。只有我没有勇气不理她。每逢她想要找人谈一谈她的痴迷，总是走进我的书房来，用恳求的声调说：“尼古拉·斯捷潘内奇②，让我跟您谈谈戏剧吧！”
我指一指钟，说：
“给你半个钟头的时间。说吧。”
过了一阵子她带回来好几十张她所崇拜的男女演员的照片，后来又有好几回参加业余演出，最后她在学校里毕业了，向我声明说，她生来就该做演员。
我从来也不赞同卡嘉对戏剧的迷恋。依我看来，要是剧本很好，那么，要使它产生应有的印象，就用不着麻烦演员去表演，只要把剧本看一遍也就够了。要是剧本不行，那就不论怎样演也演不好。
我年轻的时候常去剧院，现在我家里的人一年也总要订两次包厢，带我去“散散心”。当然，这还不足以使我有权利评断戏剧，不过我还是想说几句。依我看来，现在的剧院并不比三四十年前高明。不管在剧院的走廊上也好，休息室里也好，就跟过去一样，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杯干净的水。虽然冬天穿厚大衣一点也不应该受到责难，可是就跟过去一样，招待员替我存好皮大衣，总要硬敲我二十个戈比的竹杠。休息时间就跟过去一样，毫无必要地奏一阵乐，给戏剧所造成的印象添上些没人需要的新东西。就跟过去一样，男人们一到休息时间就走出去，到饮食部去喝含酒精的饮料。要是在小处看不出什么进步，那么想在大处找出进步来就会白费气力。有的时候，演员从头到脚笼罩在舞台习气和成见之中，极力不把一句简单而平凡的独白“活着或者不活着”简单地说出来，总要莫名其妙地带点咝咝的声音，还要全身发颤。有的时候，演员千方百计要我相信，恰茨基③虽然老是跟傻瓜谈话，并且爱上一个傻女人，其实却是个很聪明的人；而《智慧的痛苦》不是一出沉闷的戏。在这种时候舞台就会使我忆起四十年前观看古典主义戏剧的咆哮怒叫和捶胸顿足的表演时候早已使我腻味的那种刻板演技。每次我走出剧院总要比走进去的时候更保守些。
多情善感和轻信的观众也许会听信一种论调：在目前的状态下，剧院可以算是一种学校。然而，凡是熟知什么叫做真正的学校的人，就绝不会上这种当。五十年后或者一百年后情形会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照眼前这种情形看来，剧院却只能算做娱乐场所。可是要经常享受这种娱乐却又嫌太贵。它夺去我国成千上万健康而有才能的青年男女，这些人如果不去干演戏的行业，也许会成为好医师、好农艺家、好女教师、好军官。它又夺去观众的傍晚时光，而这正是从事脑力劳动和跟朋友闲谈的大好时光。至于金钱的浪费以及观众看了舞台上处理得很不正确的凶杀、私通、诽谤以后道德上所蒙受的损害，那就更不用说了。
卡嘉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她硬对我说，舞台即使在现在这种状态也比讲堂，比书本，比世界上任什么东西都高尚。戏剧是把一切艺术结合成一体的力量，演员则是传教士。没有一种艺术，也没有一种科学，能够象舞台那样对人的灵魂产生那么强烈和那么确实的影响，因此，中等才能的演员比最优秀的科学家或者艺术家在国内享受更大的名望不是没有理由的。而且，没有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活动能够象戏剧那样给人提供那么多的快乐和满足。
于是，有一天，卡嘉参加一个剧团，走了，大概是到乌法去了，随身带去很多的钱、无数愉快的希望和对事业的崇高看法。
她在旅途中寄来的第一批信是异常美好的。我读着那些信，简直觉得惊奇，几页小小的信纸怎么容得下那么多青春的朝气、心地的纯洁、神圣的质朴以及又细致又切实的判断，这种判断即使出自优秀的、有头脑的男性也会引人赞叹。伏尔加河啦，大自然啦，她游历过的城市啦，她的同事啦，她的成就啦，她的失败啦等等，她不是在描写，而是在歌唱。每一行字都透露出我往常在她脸上看到的那种信任，同时信上有许多文法方面的错误，而且差不多根本没有标点符号。
半年还没过完，我就接到一封饶有诗意的、热情洋溢的信，劈头就是这样一句：“我在恋爱。”信里附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青年男子，胡子刮光，戴一顶宽边帽，肩膀上搭着一 条厚毛围巾。这以后的信还是跟先前一样的好，可是信上有了标点符号，文法错误不见了，字里行间发出浓烈的男性气息。
卡嘉开始在信上谈起，如果在伏尔加河流域找个地方开办一 个大剧院，规定合股经营，吸引富商大贾和轮船主人到这个事业里来，那是多么好。钱会有很多，观众也会有很多。演员依照合作的条件来演剧。……也许这个办法真的挺好，可是我觉得这一类花样只有男人的脑筋才想得出来。
不管怎样，在一年半或者两年当中，一切都好象顺顺当当：卡嘉在恋爱，相信她的事业，幸福。可是这以后，我渐渐发觉她的信上有明显的泄气迹象了。开头是卡嘉对我抱怨她的同事，这是第一个不祥之兆。要是年轻的科学工作者或者文学工作者刚开始工作就抱怨科学家和文学家，那就表明他已经厌倦，不宜于做那种工作了。卡嘉写信告诉我说：她的同事不参加排演，也永远不了解自己的角色，看得出来，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