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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你也别太难过了，铁莫菲。我敢肯定，你的老朋友——”
① 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著名剧作家，一生写过四十二个剧本。
“谁是老朋友？”普宁眯起眼睛问道。
哈根说出那位引人入胜的讲师的姓名。
普宁向前探着身子，两个胳臂肘儿搁在膝盖上，两只手忽儿握紧，忽儿松开，嘴里说道： “对，我认识他三十多年了。我们俩是朋友，可有一件事是肯定了的，那就是我永远不会在他手下工作。”
“哦，我想你应当先不要理会这件事。也许可以找到个解决办法。不管怎么说，咱们有的是机会讨论这事。咱俩，我和你，还继续教咱们的课，就好比没事似的，nicht wahr①？咱们应该勇敢，铁莫菲！”
“这么说，他们已经把我辞退了，”普宁紧握两只手，点着头说。
“是的，咱俩处境相同，遭遇一样，”乐观的哈根说，随后站起来。时间已经很晚。
“我走啦②，”哈根尽管没有象普宁那么爱用动词现在式，也算是喜欢用的了。“今天晚上过得非常好，要不是咱俩共同的朋友告诉我你那种乐观的打算，我决不会破坏这种愉快的气氛的。再见，哦，顺便说一下……当然你还会拿到秋季这一学期的全薪，然后咱们再看看春季学期我们能为你争取到多少，尤其是你如果同意承担一些我的可怜的老肩膀扛的那些乏味的行政工作，而且你如果还愿意生气勃勃地参加在新楼举办的戏剧表演节目。我认为你应当参加演出，由我女儿导演；这可以分散你的注意力，使你忘掉忧愁。现在马上上床，看一本好的侦探小说，睡个好觉吧。”
在门廊那里，他用一股足能握两只手的劲头，握了握普宁没有反应的手。然后，他就挥动手杖，轻松地走下木台阶。
纱窗门在他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了。
“derarme kerl①，”心地善良的哈根一边朝家里走，一边喃喃说。“至少，我把这颗苦药丸包上了一层糖衣。”
1普宁从饭厅的桌子和餐具柜上，把用过的瓷器和银餐具端到厨房的水槽里。他把剩下来的菜肴放进那个亮着北极光的冰箱里。火腿和口条都吃光了，小红肠也没剩下；可是那盘冷拌菜不太受欢迎，剩下的鱼子酱和肉馅饼还够明天吃上一两顿的。他从瓷器柜旁边走过，它又“喀啷——喀啷——喀啷”响起来。他察看一下起居室，开始收拾。普宁拌的五味酒还剩点底，在那个美丽的大玻璃碗里闪闪发光。
琼在她的小茶碟里弄灭了一个沾有口红印的烟卷头；贝蒂一点痕迹都没留下，还把所有的玻璃杯都拿到厨房里去了。
赛耶夫人把一盒漂亮的彩色火柴忘在她的盘子里了，旁边还有点杏仁糖。赛耶先生把大约半打擦嘴纸拧成了各种奇① 德语：可怜的家伙。形怪状的样儿；哈根把一根脏雪茄熄灭在一小串没吃的葡萄里了。
普宁在厨房里准备洗碟子。他脱掉那件绸衣，除去领带，拿掉假牙。他穿上一条喜剧中风骚女仆穿的那种带花纹的围裙，免得弄脏衬衫前身和礼服裤子。他把盘子里的残羹剩渣都刮进一个牛皮纸口袋里，留着喂一条有时下午来找他的、背上有粉红斑的白色小癞皮狗，没有理由让一个人的不幸遭遇影响到一条小狗的乐趣。
他在水槽里冲好尽是泡沫的肥皂水来刷洗瓷器、玻璃杯和银餐具，小心翼翼地把那个蓝里透绿的玻璃碗放进这盆温暾的肥皂水里。它慢慢沉下去，燧石玻璃发出一种闷声闷气的共鸣柔声。他先在水龙头下面冲洗一遍银餐具和琥珀色的酒杯，然后也把它们放进肥皂水里。接着，他又把刀叉和匙儿捞出来冲净擦干。他象一个工作没多大条理的人那样迷迷登登、心不在焉地干活。他把擦干了的匙儿攒在一起，插进一个洗过而没擦干的水罐里，然后又一把一把地拿出来，重新擦一遍。他又在肥皂水里的酒杯周围和那个音响好听的玻璃大碗底下摸来摸去，看看还有没有漏下的银餐具——果然又找到一个胡桃夹子。过分讲究的普宁把它用净水冲冲，正在把它擦干的时候，这件细长的家伙不知怎地就象一个从屋顶上栽下去的人那样从毛巾中滑落了。
他差一点就抓住它——手指头确实在半空中碰到了它，可是这一下反倒把它碰进水槽里藏着宝贝的肥皂水里，只听扑通一声落水，紧接着就是哗啷一声叫人心疼的玻璃破碎声。
普宁把毛巾往旮旯里一扔，扭过脸去，呆立片刻，凝视着那扇启开的后门外面的黑暗；一个不出声的、翅翼带花边的小青虫子，在一盏没有灯罩的眩眼强光灯下，在普宁光溜溜的秃脑瓜子上方打转转。他半张着没牙的嘴，一层薄薄的泪水使他那双茫然若失、眨也不眨的眼睛黯淡无光，看上去他老态龙钟极了。他痛苦地知道已有东西砸碎，悲叹一声，又回到水槽前，强打起精神干活，把手伸入肥皂水，一块玻璃碴子扎了他一下。他轻轻从水里捞起一只碎了的玻璃杯。
幸好那个美丽的大碗安全无恙。他又拿出一块新擦碗巾，继续干他的家务活儿。
样样都给洗净擦干，那个大碗孤独而庄严地给放在碗柜那层最安全的架子上；接着，这所亮着灯光的小房子在茫茫黑夜中给牢靠地上了锁，普宁就在厨房那张桌子前坐下来，从抽屉里取出一张黄色草稿纸，打开自来水笔，开始打个信稿： “敬爱的哈根，”他用清楚而雄劲的书法写道，“请允许我再扼要从述（划掉）扼要重述我俩今天的谈话。我必须承认，它使我有点惊讶。如果我荣幸地正确理解您的话，您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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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小……说。网
我回忆跟铁莫菲？普宁头一次见面，是与一九一一年春季一个星期日我的左眼迷了一粒煤灰有关。
那是彼得堡一个寒冷、刮风的晴朗早晨，拉多加湖①里最后一块透明的冰已经被涅瓦河水冲向海湾，靛蓝的波浪涌起，拍打湖堤的花岗岩，拖船和大型驳船系泊在码头，发出有节奏的吱吱嘎嘎和嚓嚓的响声，另有几艘停泊的汽艇，船上的桃花心木和黄铜在怯生生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正在试骑一辆漂亮的新英国自行车，这是父母送给我十二岁的生日礼，我在平滑的镶木板人行道上，朝我们家那所座落在莫尔斯卡娅大街上的玫瑰色石房骑去，由于严重违背了家庭教师的规定而心里忐忑不安，可是这种心情远不及一粒沙子在刺痛我的眼角膜那么严重。家里那种用一小块在凉茶里泡过的棉花冷敷和tri…k…nosu②（朝鼻子方向揉）之类的治疗办法，只是把事情搞得更糟；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那粒潜伏在我上眼皮里面的小玩意儿就象是一块多棱角的硬块，我一泪汪汪地眨眼，它就更往里嵌。午后，我被带到著名眼科专家巴威尔？普宁医生那儿去治疗了。
小孩敏感的脑子往往把一些蠢事永远牢牢记住，其中有一桩就是我跟我的家庭教师坐在普宁医生那间充满阳光、奢华漂亮的候诊室里那段时间里所发生的事；那儿的壁炉架上放着一个镀金的台钟，它的圆玻璃罩上映出一扇窗户缩小了的蓝影儿，两只苍蝇一个劲儿围着那盏死气沉沉的枝形吊灯慢慢画四方框框。一位太太，戴一顶装饰着羽毛的帽子，和她那戴墨镜的丈夫，默默地坐在长沙发上，夫妻俩并不交谈；后来又进来一位骑兵军官，在窗前坐下来看一张报纸；接着那位丈夫走进普宁医生的诊室；我这时才注意到我的家庭教师脸上浮现一种古里古怪的表情。
我就用自己那只好眼睛随着他的视线望过去。那位军官正朝着那位夫人伛过身去。他说一嘴挺快的法国话，埋怨她前一天所做的或没做的什么事情。她便把自己一只戴手套的手伸过去让他亲吻。他用嘴在手套的网眼上沾了一下——然后站起来走了，他患的不知什么毛病也就霍然痊愈。
在温和的容貌、壮实的身躯、精瘦的大腿、猿猴那样的耳朵和上嘴唇等方面，巴威尔？普宁看起来很象铁莫菲，当然后者得在三、四十年后才会成为那副模样。不过，父亲那方面嘛，一缕稻草颜色的头发缓和了扩展的秃发病；他戴一副 1
18已故契诃夫医生①所戴的那种系一条黑缎带的黑边夹鼻眼镜；他说起话来有点结巴，跟他儿子后来说话的声音大不相同。那位温和的大夫用一个小精灵的鼓槌似的小工具，把我眼睛里那粒刺痛人的黑沙子挑了出来，真是医道如神，一下子就解除了痛苦！我不知道如今那粒小沙子在哪儿呢？
叫人不可思议而乏味的事实就是它确实在哪儿存在着呐。
也许是因为我常去同学家的缘故，我见过其他中产阶级人士住的公寓，因此便不知不觉在记忆里留下了普宁家那套房子大体上符合实际情况的样儿。所以，我可以说它大致包括两排房间，中间有一条长过道；一边是候诊室，医生的办公室，再往里也许是餐厅和客厅；另一边是两三间卧室，一间教室，一间浴室，一间女仆房间和一间厨房。我正要拿着一小瓶眼药水离开，我的家庭教师趁机向普宁大夫打听一下眼疲劳会不会引起胃病，这当儿外面的前门一启一关。普宁大夫敏捷地走进过道问了一声，得到一声很轻的回答，接着便跟他的儿子铁莫菲一齐走回来；他是一个十三岁的gimnazist②（古典中学的中学生），穿着他那身学生制服——黑上衣，黑短裤，闪亮的黑腰带（我进的是一家比较自由的学校，爱穿什么上学都行）。
我确实记得他那小平头，他那虚胖而苍白的脸，他那对红耳朵吗？是的，一清二楚。我甚至还记得那位得意的爸爸说“这孩子代数刚考个五加（a＋）”，而他却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他自豪的父亲的手下摆脱出自己的肩膀。从过道尽头飘来一股挺冲的洋白菜丝儿做的馅饼味儿，另外我通过教室那扇启开的门可以看到里面墙上有一张俄国地图啦，一架子的书啦，一个填塞的松鼠啦，还有一个用亚麻布作翅膀、橡皮筋作马达的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