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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林彪关于率部单独到陕南打游击的想法未能坚持下去，最终放弃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突然来到陕北的缘故。
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1933年，张浩化名李复之赴莫斯科，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在莫斯科，张浩参加了共产国际1935年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参予制定了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总政策。
为了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恢复已经与中共中断了一年多的电讯联系，共产国际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担当此重任。
从苏联回国，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即可从东北、新疆、内蒙古三个地区的中苏、中蒙交界处入境。在当时，东北已被日军控制，新疆路途太远，只有假道蒙古入境较为方便。但从蒙古入境却要穿过浩瀚的沙漠，闯过层层关卡。最为艰难的是，回国的人身上不能带一片纸一封信，必须把所有文件印记在脑海中，抵达陕北后再口述出来。因此，派回国的人一定要立场坚定，勇敢机智，有应付敌人的丰富经验。同时，此人还要在中共党内有一定声望，被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
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权衡，张浩被选定担当这项任务。
张浩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背熟，然后取道外蒙回国。他一路上忍饥挨饿，过关闯隘，于1935年11月赶到定边，随后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张浩一回国，就立下了殊勋，赢得了党内广大同志的信赖。这不仅仅是由于他全面地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指示，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代表共产国际强有力地支持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为两个方面军的再度会师奠定了基础。
张浩回到陕北党中央之前的1935年9月，毛泽东带中央红军北上后，张国焘一意孤行，带领红四方面军和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南下，并于10月5日在（四）川（西）康边界卓木碉另行成立“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通令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等人的工作和通缉杨尚昆、叶剑英。12月5日，张国焘发了一封长电给陕北党中央，狂妄地要党中央改称“北方局”。
电文如下：
（一）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二）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冒用党中央名义；
（三）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四）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报来，以便批准。
1936年1月6日，张国焘打电报给张浩，攻击党中央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要求张浩转告共产国际承队他的第二中央。
张国焘的电报和他另立中央的消息在陕北传开后，党内一阵哗然。张国焘的行为激怒了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1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他的“中央”机关和“中央”政府。对于这封电报，张国焘并不吃惊，当初他就知道陕北会作此反应。但是，两天后，他接到了另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无疑使他感到心情抑郁和前途未卜。发电人不是别人，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张浩：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的。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从字面上讲，甲乙两点互不关联。但久居领导地位的张国焘一看就明白，这是分别从思想上、组织上对他提出的严厉警告。张国焘也知道，此时张浩的声音已不是湖北黄冈林家大的土话了，而是代表了共产国际，代表了斯大林的声音。
张国焘在莫斯科工作期间，十分清楚和了解斯大林的脾气和手段，这是一个一提起他的名字就令人胆寒的国际共运领袖。张浩带来的共产国际的压力和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陷入绝境的事实，迫使张国焘最终低下了头。很快，他回电党中央，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第二“中央”改称西南局，他自己也将率四方面军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
张国焘分裂中央的企图，终于彻底失败了。党中央负责同志向张浩表示祝贺，林彪也心悦诚服地向堂兄表示钦佩之情。林育英、林育蓉（林彪原名）两兄弟双珠联璧，一时在陕北传为佳话。走在陕北的黄土路上，人们常常这样指着他俩说：“左边是林彪的哥哥，右边是张浩的弟弟。”
黄冈家乡的人们得知此事，在林彪父亲五十寿辰的宴席上，特意送了一块上写“双鹤栖庭”的寿匾。
1936年1月，毛泽东决定遣军东进，打到山西去，武装宣传抗日救亡纲领。彭德怀有些担心，一怕红军渡不过黄河，二怕东渡黄河后在国民党军阻截下回不了陕北。因此，他打电报向毛泽东提出，要绝对保证部队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对此，毛泽东满脸不高兴，他见到彭德怀后气冲冲地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话虽是这么说，在背后，毛泽东还是嘱咐林彪到黄河边去勘测水文，调查敌情，制定
渡河计划。
黄河以东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天下。阎锡山把山西视作自家花园，连外境的一只野兔也不愿放进。为此，他和蒋介石、冯玉祥等人曾经大打出手，尸横遍野。到最后，连蒋介石也奈何不得这位“阎老西”。1935年冬，他一听说红军到了陕北，就沿黄河东岸十多个县构筑了明碉暗堡，普遍实行闾甲、连坐制度，发誓不让红军将半步跨过黄河。
东征前，林彪来到黄河西岸，对东岸敌人的工事设施、兵力配备、火力配置进行了观察，选定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渡河点。
193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才2月份，黄河就已开始解冻，白天黑夜，沿河上下，到处可以听见“咯吱”“咯吱”的冰块崩裂声。鉴于这一情况，林彪建议渡河方式由冰上抢渡改为船渡。
2月19日，毛泽东来到红一军团前线指挥部。正遇上林彪、聂荣臻、左权在争论谁的手表时间准。在红军中，每次总攻之前，部队常常为时间准确与否扯皮拉筋，有时上级批评下级延误了时间，下级不服，说按照我们的表还提前了哩。这是因为当时红军指挥员戴的手表都是在战场上缴获过来的敌人的手表。式样各异，新旧不一，快慢不同。见大家又为这个简单的老问题争个不休，毛泽东说：“给各个部队发报，渡河时间不可参差，一律在20号20时开始，以聂荣臻的表为准。”
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是渡河左翼先遣队。先遣队先将小船由通向黄河的港汊里悄悄地划出，推到水深处，然后载人直向黄河对岸划去。这夜，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只听见黄河的咆哮和冰块撞击木船的声音。接近对岸的时候，枪声如炒豆般地响了起来，偷渡变成了强渡。红军战士迅速登岸，投入战斗，很快突破了江防，向纵深推进。26日，阎锡山组织晋军反攻，企图把红军赶回河西。林彪率红一军团主动迎敌，击溃了晋军独立第二旅，打了渡河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3月下旬，红军以十五军团为左路军，二十八军和三十军为中路军，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八十一师为右路军，兵分三路，向山西腹部进军。
红一军团作战区域是汾河流域。当时，晋军大部被红十五军团牵制于北线，无力抽兵南下，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红一军团深入汾河富庶地区。
汾河，是山西的天堂。这里的地主除拥有大量土地、羊群外，往往宅第连云，几乎占半个村子，几十匹骡马，连杂色的都没有，把从陕北来的红军战士看傻了眼。山西财主喜欢把金银财宝埋在地下窖起来，红一军团的战士们很快学会了根据敲打地面的声响来判断窖藏所在位置的方法。在这里，红一军团扩红发展迅速，补充了五千名新战士。对这一点，林彪特别高兴。
一天，毛泽东打电报给林彪，告诉他红十五军团在北线作战艰苦，伤亡过大，加上处于山区，筹款、扩红等工作开展得不理想，希望红一军团能够拨点兵力给十五军团。
“我还有几个鸟兵？！”林彪气呼呼地把电报摔到桌上，大声说道：“不给，不给。就说没有，不给。”
聂荣臻看完电报后，向师团一级的干部们了解了一些情况。下边的干部们也反映部队编制还不健全，人员也不满额。聂荣臻找林彪商量后，打电报给毛泽东，汇报了自己部队员额未满的实际情况，请求免拨。看到政委和他观点一致，林彪脸色稍缓。
1936年4月，蒋介石派十个师分两路进军山西，阎锡山也派五个师另两个旅南下，以图南北夹击，形成包围之势。毛泽东鉴于红军东渡黄河作战目的已经达到，遂挥师西进，撤回陕北。
1936年5月，毛泽东在延川县大相寺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红一军团的本位主义观念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主要是指红一军团拒绝拨兵补充红十五军团的事。顿时，会场上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林彪和聂荣臻身上。林彪一向以不苟言笑、沉默寡言著称，这次，他索性一声不吭，无动于衷地望着寺外的几株古柏，把问题全推给了他的政委。
作为政委，聂荣臻主动地向大会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在他们的共事中屡见不鲜。林彪的精明，有时正表现在他的沉默上。
这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