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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也可能是如此。因为五年以后，当玛莉满了十七岁的时候，有一个信使送一封信来，古尔登罗夫向这位年轻的小姐求婚。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他是王国里一个最华贵和潇洒的人！”格鲁布说，“可不要瞧不起这件事情啊。”
“我对他不感兴趣！”玛莉·格鲁布说，不过她并不拒绝这国家的一位最华贵、经常坐在国王旁边的人。
她把银器、毛织品和棉织品装上了船，向哥本哈根运去。她自己则在陆地上旅行了十天。装着这些嫁妆的船不是遇着逆风，就完全遇不见一点风。四个月过去了，东西还没有到。当东西到来的时候，古尔登罗夫夫人已经不在那儿了。
“我宁愿睡在麻袋上，而不愿躺在他铺着绸缎的床上！”她说。“我宁愿打着赤脚走路而不愿跟他一起坐着马车！”
在十一月一个很晚的夜里，有两个女人骑着马到奥湖斯镇上来了。这就是古尔登罗夫的夫人玛莉·格鲁布和她的使女。她们是从维勒来的——她们乘船到那儿去的。她坐车子到格鲁布老爷的石建的宅邸里去。他对客人的来访并不感到高兴。她听到了一些不客气的话语。但是她却得到了一个睡觉的房间。她的早餐吃得很好，但是所听到的话却不可爱。父亲对她发了怪脾气；她对这一点也不习惯。她并不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既然有人有意见，当然她也应该做出回答。她的确也作了回答，她谈起了她的丈夫，语气中充满了怨恨的情绪。她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对着这种人说来，她是太纯洁和正当了。
一年过去了，但是这一年过得并不愉快。父女之间的言语都不好——这本是不应该有的事情。恶毒的话语结出恶毒的果实。这情形最后会有一个什么结果呢？
“我们两人不能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生活下去，”有一天父亲说。“请你离开此地，到我们的老农庄里去吧。不过我希望你最好把你的舌头咬掉，而不要散布谎言！”
两人就这样分开了。她带着她的使女到那个老农庄里来——她就是在这儿出生和长大起来的。那位温柔而虔诚的太太——她的母亲——就躺在这儿教堂的墓窖里。屋子里住着一个老牧人，除此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了。房间里挂着蜘蛛网，灰尘使它们显得阴沉。花园里长着一片荒草。在树和灌木林之间，蛇麻和爬藤密密层层地交织在一起。毒胡萝卜和荨麻长得又大又粗。“红山毛榉”被别的植物盖住了，见不到一点阳光。它的叶子像一般的树一样，也是绿的；它的光荣已经都消逝了。白嘴鸦、乌鸦和穴乌密密麻麻地在那些高大的栗树上飞。它们叫着号着，好像它们有重要的消息要互相报告似的：现在她又来了——曾经叫人偷它们的蛋和孩子的那个小女孩又来了。至于那个亲自下手偷东西的贼子，他现在则爬着一棵没有叶子的树——坐在高大的船桅上。如果他不老实的话，船索就会结结实实地打到他的身上。
牧师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把这整个的故事叙述了出来。他从书籍和信札中把这些故事收集拢来。它们现在和一大堆手稿一道藏在桌子的抽屉里。
“世事就是这样起伏不平的！”他说，“听听是蛮好玩的！”
我们现在就要听听玛莉·格鲁布的事情，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坐在那个漂亮鸡屋里的，现代的家禽格丽德。玛莉·格鲁布是过去时代的人，她跟我们的老家禽格丽德在精神上是不同的。
冬天过去了，春天和夏天过去了，秋天带着风暴和又冷又潮的海雾到来了。这个农庄里的生活是寂寞和单调的。
因此，玛莉·格鲁布拿起她的枪，跑到了荒地上去打野兔和狐狸以及她所遇见的任何雀鸟。她不止一次遇见诺列贝克的贵族巴列·杜尔。他也是带着枪和猎犬在打猎。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夸耀这一点。他很可以和富恩岛上爱格斯柯夫的已故的布洛根胡斯大爷比一比，因为这人的气力也是远近驰名的。巴列·杜尔也模仿他，在自己的大门上挂一条系着打猎号角的铁链子。他一回家就拉着铁链子，连人带马从地上立起来，吹起这个号角。
“玛莉夫人，请您自己去看看吧！”他说道。“诺列贝克现在吹起了新鲜的风呀！”
她究竟什么时候到他的公馆里来的，没有人把这记载下来。不过人们在诺列贝克教堂的蜡烛台上可以读到，这东西是诺列贝克公馆的巴列·杜尔和玛莉·格鲁布赠送的。
巴列·杜尔有结实的身材。他喝起酒来像一块吸水的海绵，是一只永远盛不满的桶。他打起鼾来像一窝猪。他的脸上是又红又肿。
“他像猪一样粗笨！”巴列·杜尔夫人——格鲁布先生的女儿——说。
她很快就对这种生活厌烦起来，但这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处。
有一天餐桌已经铺好了，菜也凉了，巴列·杜尔正在猎取狐狸，而夫人也不见了。巴列·杜尔到了半夜才回来，但杜尔夫人半夜既没有回来，天明时也没有回来。她不喜欢诺列贝克，因此她既不打招呼，也不告辞，就骑着马走了。
天气是阴沉而潮湿的。风吹得很冷。一群惊叫的黑鸟从她头上飞过去——它们并不是像她那样无家可归的。
她先向南方走去，接近德国的边界。她用几个金戒指和几个宝石换了一点钱，于是她又向东走，接着她又回转到西边来。她没有一个什么目的地，她的心情非常坏，对什么人都生气，连对善良的上帝都是这样。不久她的身体也坏下来，她几乎连脚都移不动了。当她倒在草丛上，田凫从那里飞出来。这鸟儿像平时一样尖声地叫着：“你这个贼子！你这个贼子！”她从来没有偷过邻人的东西，但是她小时候曾经叫人为她取过树上和草丛里的鸟蛋和小雀子。她现在想起了这件事情。
她从她躺着的地方可以看到海滩上的沙丘；那儿有渔人住着。但是她却没有气力走过去，因为她已经病了。白色的大海鸥在她头上飞，并且在狂叫，像在她家里花园上空飞的白嘴鸦、乌鸦和穴乌一样。鸟儿在她上面飞得很低，后来她把它们想象成为漆黑的东西，但这时她面前也已经是一片黑夜了。
当她再把眼睛睁开的时候，她已经被人扶起来了。一个粗壮的男子已经把她托在怀中。她向他满脸胡子的脸上望去：他有一只眼上长了一个疤，因此他的眉毛好像是分成了两半。可怜的她——他把她抱到船上去。船长对他的这种行为结结实实地责备了一番。
第二天船就开了，玛莉·格鲁布并没有上岸；她跟船一起走了。但是她会不会一定回来呢？会的，但是在什么时候呢，怎样回来呢？
牧师也可以把这件事的前后经过讲出来，而且这也不是他编造的一个故事。这整个奇怪的故事，他是从一本可靠的旧书里来的。我们可以把它取出来亲自读一下。
丹麦的历史学家路得维格·荷尔堡③写了许多值得读的书和有趣的剧本；从这些书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时代和人民。他在他的信件中提到过玛莉·格鲁布和他在什么地方和怎样遇见她。这是值得一听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家禽格丽德，她坐在那个漂亮的鸡屋里，感到那么愉快和舒服。
船带着玛莉·格鲁布开走了，我们讲到此地为止。
许多年、许多年过去了。
鼠疫在哥本哈根流行着，那是一七一一年的事情④。丹麦的皇后回到她德国的娘家去；国王离开这王国的首都。任何人，只要有机会，都赶快走开。甚至那些得到膳宿免费的学生，也在想办法离开这个城市。他们之中有一位——最后的一位——还住在勒根生附近的所谓波尔其专科学校里。他现在也要走了。这是清晨两点钟的事情。他背着一个背包动身——里面装的书籍和稿纸要比衣服多得多。
城上覆着一层粘湿的雾。他所走过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许多门上都画着十字，表明屋里不是有鼠疫，就是人死光了。在那条弯弯曲曲的、比较宽阔的屠夫街上——那时从圆塔通到王宫的那条街就叫这个名字——也看不见一个人。一辆货车正在旁边经过。车夫挥着鞭子，马儿连蹦带跳地驰着。车上装着的全是尸体。这位年轻的学生把双手蒙在脸上，闻着他放在一个铜匣子里吸有强烈酒精的一块海绵。
从街上一个酒馆里飘来一阵嘈杂的歌声和不愉快的笑声。这是通夜喝酒的那些人发出来的。他们想要忘记这种现实：鼠疫就站在他们门口，而且还想要送他们到货车上去陪伴那些尸体呢。这位学生向御河桥那个方向走去。这儿停着一两条小船，其中有一只正要起锚，打算离开这个鼠疫流行的城市。
“假如上帝要保留我们的生命，而我们又遇见顺风的话，我们就向法尔斯特⑤附近的格龙松得开去。”船主说，同时问这位想一同去的学生叫什么名字。
“路得维格·荷尔堡。”学生说。那时这个名字跟别的名字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现在它却是丹麦的一个最骄傲的名字。那时他不过是一个不知名的青年学生罢了。
船在王宫旁边开过去了。当它来到大海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一阵轻微的风吹起来了，帆鼓了起来，这位青年学生面对着风坐着，同时也慢慢地睡过去了，而这并不是一件太聪明的事情。
第三天早晨，船已经停在法尔斯特面前了。
“你能不能介绍这里一个什么人给我，使我可以住得经济一点？”荷尔堡问船长。
“我想你最好跟波尔胡斯的那个摆渡的女人住在一起，”他说。“如果你想客气一点，你可以把她称为苏伦·苏伦生·莫勒尔妈妈！不过，如果你对她太客气了，她很可能变得非常粗暴的！她的丈夫因为犯罪已经被关起来了。她亲自撑那条渡船。她的拳头可不小呢！”
学生提起了背包，径直向摆渡人的屋子走去。门并没有锁。他把门闩一掀，就走进一个铺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