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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车子走了三俄里光景，赶车的老人谢敏回过头来说：“城里捉住一个当官的。他给押走了。听人说，他在莫斯科跟一些德国人把市长阿历克塞耶夫打伤了。”
“这是谁告诉你的？”
“这是在伊凡·约诺夫的饭铺里，人家在报纸上看到的。”
他们又沉默了很久。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想着她的学校，想到不久就要举行考试，她得送四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应考。她正想着考试，地主哈诺夫坐着一辆四套马车从后面追上来了，去年，他曾在她的学校里当过考试的主持人。他的马车走到跟她并排的时候，他认出她来，就点一下头。
“您好！”他说。“您这是回家去吧？”
这个哈诺夫是个四十岁上下的男子，脸色憔悴，神情委靡，已经开始明显地变老，不过相貌仍旧漂亮，招女人喜欢。他一个人住在他那个大庄园里，从不出来工作。人家说他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光是在屋里从这头走到那头，嘴里吹着口哨，或者跟他的老听差下棋。人家还说他爱喝酒。确实，去年考试的时候，就连他带来的纸张也有香水和酒的气味。当时他穿一 身新衣服，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很喜欢他。她跟他并排坐着的时候，老是觉得发窘。她看惯了冷漠而老练的主考官，这一个却连一句祷告词都记不得，不知道该问什么好，非常客气，殷勤，总是给学生打五分。
“我是到巴克维斯特那儿去，”他接着对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说，“不过据说他不在家。”
他们离开大道，转到一条乡间土路上，哈诺夫走在前面，谢敏跟在后面。四匹马沿着土路一步一步向前走去，费力地拖着陷在烂泥里的沉重马车。谢敏赶着车子在那条土路上曲曲折折地往前走，时而走过土丘，时而走过草地，常从大车上跳下来，帮着马拉车。玛丽雅·瓦西列芙娜一直想着学校，想着这次考试的题目，不知道是难还是容易。她想到地方自治局就不痛快，昨天她在那儿一个人也没有找到。多么不成体统！两年以来她一直要求解雇学校里的看守人，此人什么活也不干，对她态度粗暴，打她的学生，可是谁也不理她。在执行处要找到主席是困难的，即使找到，他也总是眼睛里含着泪水，说他抽不出工夫来。学监每三年到她的学校里来一次，对他的本行一点也不懂，因为早先他在税务局工作，托了人情才谋到学监的职位。校务会议很少召开，而且在什么地方召开也不得而知。督学是个识字不多的乡下人，他是制革作坊的老板，头脑不聪明，态度粗鲁，同那个看守人十分要好。上帝才知道她该去找谁诉说，要主意。……“他确实漂亮，”她看哈诺夫一眼，暗想。
道路越来越糟。……他们的车子驶进一个树林。这儿的道路很窄，马车转不过身来，车辙很深，灌满了水，咕唧咕唧地响。带刺的树枝打人的脸。
“这叫什么路啊？哈诺夫问，笑起来。
女教师看着他，不明白这个怪人为什么住在此地。在这个荒僻的地方，在这种满是泥泞、寂寞无聊的环境里，他的钱财、他的招人喜欢的外貌、他的文雅的风度对他能有什么用处呢？
他在生活里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就拿眼前来说，他跟谢敏一 样，在这极端恶劣的小道上慢腾腾地赶路，忍受同样的不方便。既然他能住在彼得堡，住在国外，那么何必住在这儿呢？看样子，要他这个阔人把这条坏路修成一条好路，免得受苦，免得看见他的车夫和谢敏的脸上露出绝望的神情，那是不算一 回事的；然而他光是笑笑，显然，对他来说，什么都无所谓，他并不需要更好的生活。他心好，温和，天真，不了解这种粗鄙的生活，不熟悉它，就象在考试的时候不熟悉祷告辞一样。他仅仅捐给学校一些地球仪，就真诚地以为自己在民众教育方面是个有益的人和杰出的活动家。在这种地方谁需要他的地球仪啊！
“坐稳，瓦西列芙娜！”谢敏说。
大车猛的一歪，差点翻了。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滚到玛丽雅·瓦西列芙娜的脚边来，这是她买来的东西。前面是一道爬上山去的粘土高坡，在弯曲的山沟里水声哗哗地响，水好象吞吃了这条路，在这种地方怎么能走车呢！马不住地打响鼻儿。哈诺夫走下车来，穿着他那件长大衣在路边走动。他觉得热了。
“什么样的路啊？”他又说，笑了。“照这样子不用很久就会把马车弄坏。”
“谁叫您在这样的天气坐车出来！”谢敏严厉地说。“应该在家里待着才是。”
“在家里，老大爷，闷得慌。我不喜欢待在家里。”
挨着老谢敏，他显得身材匀称，精神挺好，可是他的步态有一种刚刚露头的迹象，表现出他已经象个中了毒的、衰弱的、接近灭亡的人了。树林里仿佛忽然弥漫着酒的气味。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害怕起来，开始怜惜这个不知因为什么缘故正在走向灭亡的人。她蓦地产生一个念头：如果她是他的妻子或者他的妹妹，那么她似乎就会献出她的全部生命，一定要把他从灭亡里拯救出来。做他的妻子？生活却安排成这个样子，一方面让他独自一人住在大庄园里，另一方面让她独自一人住在偏僻的村子里，可是不知什么缘故，就连他和她互相亲近、彼此平等的想法都显得不可能，显得荒唐。实际上，全部生活的安排和人类关系的形成，已经到了不可理解的地步，只要你细细一想，就会感到可怕，心直往下沉。
“这真叫人不理解，”她想，“为什么上帝把漂亮的外貌、和蔼可亲的风度、忧郁而可爱的眼睛赐给软弱的、不幸的、无益的人呢？为什么它们那么招人喜欢呢？”
“我们要在这儿往右拐弯了，”哈诺夫坐上马车，说。“再见！一路顺风！”
于是她又想起她的学生，想起考试，想起看守人，想起校务会议。等到风从右边带来越走越远的马车的响声，她这些思想就同另一些思想搀和在一起了。她打算想一想那双美丽的眼睛，想一想爱情，想一想永远也不会有的幸福。……做他的妻子？早晨天冷，却没有人给她生炉子，看守人不知到哪儿去了；学生们天一亮就来了，带来许多雪和泥，吵吵嚷嚷；一切都那么不方便，不舒适。她的住处只有一个小房间，厨房也在这儿。每天下课以后她总是头痛，吃过饭以后，感到心窝底下烧得慌。她得向学生们收齐木柴费和看守人的工钱，交给督学，然后恳求他，那个肥头大耳、蛮不讲理的乡下人，看在上帝分上送木柴来。夜里她总是梦见考试、农民、雪堆。由于过着这样的生活，她就变得苍老，粗俗了，变得不美丽，不灵活，笨手笨脚，仿佛她身子里灌了铅似的。她见了什么人都怕，当着执行处委员的面，或者当着督学的面，她总是站着，不敢坐下，她谈到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地用敬称。她引不起别人的喜爱，生活乏味地过下去，缺乏爱抚，缺乏友好的关切，缺乏有趣的熟人。处在她这种地位，假如她真是爱上一个什么人，那会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坐稳，瓦西列芙娜！”
又是一道上山的陡坡。……
她是由于贫困才做教师的，并没感到这个工作是她的使命。她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使命，想到过教育的益处，她老是觉得在她的工作中最重要的不是学生，也不是教育，而是考试。
再者她哪儿有工夫想到使命，想到教育的益处呢？教师们、不富裕的医师们、医士们的工作都很繁重，他们甚至不去想自己在为理想服务，为民众服务，从而得到安慰，因为他们的头脑里经常装满了关于食粮、木柴、坏道路、疾病的念头。这种生活是艰苦而没有趣味的，只有象玛丽雅·瓦西列芙娜这种不声不响地听命负重的人才会长久地熬下去；而那些活跃的、神经质的、敏感的、常谈到自己的使命，谈到为理想服务的人却会很快厌倦，丢掉这种工作。
谢敏尽量挑选干一点、近一点的路走，时而穿过一个草场，时而从人家的后院走；可是走到这个地方，一看，农民不让过路，走到那个地方又是教士的地，没有通道，再走到一个地方又是伊凡·约诺夫从地主老爷手里买下的一块地，周围掘了一道沟。他们屡次拨转马头往回走。
他们来到下戈罗季谢。小饭铺附近停着几辆大车，车上装着大瓶的浓硫酸，地上满是畜粪，粪下面还有雪。饭铺里有许多人，都是车夫，这儿弥漫着白酒、烟草、熟羊皮①的气味。人们大声谈话，安着滑轮的房门砰砰地响。隔壁是一家杂货铺，有人在拉手风琴，一分钟也不停。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坐下来喝茶。邻近的一张桌子边，有些农民在喝白酒和啤酒，他们浑身冒汗，那是由于刚喝过热茶，加上饭铺里闷热的缘故。
“你听着，库兹玛！”响起嘈杂的说话声。“那算得了什么！
求主保佑！伊凡·杰敏狄奇，我能给你这么一下子！亲家，小心！“
有一个身材矮小的农民，留一把黑胡子，麻脸，早就喝醉了，忽然因为一件什么事大惊小怪，难听地骂起来。
“你在那儿骂什么呀？你！”谢敏坐在远处，生气地搭腔说。
“难道你没看见这儿有一位小姐！”
“小姐，……”有人在另一个墙角挖苦地跟着说。
“坏蛋！”
“我没什么，……”矮小的农民发窘地说。“对不起。我花我的钱，小姐花小姐的钱。……您好！”
“你好！”女教师回答说。
“我满心感激您。”
玛丽雅·瓦西列芙娜愉快地喝着茶，自己也象农民那样热得脸红起来，她又想起木柴，想起看守人。……“亲家，等一等！”从旁边桌子上传来说话声。“她是符亚左维耶村的女教师，……我们认得！她是个挺好的小姐。”
“正派人！”
安着滑轮的房门老是砰砰地响，有些人走进来，有些人走出去。玛丽雅·瓦西列芙娜坐在那儿，总是想那老一套，隔壁的手风琴也拉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