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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窍门，但是他的计划从未有过一个固定的技术程序。再说，倘若马尔克真的把电台鼓捣好，将信号发往天空，港警和海军肯定已经把我们全部逮起来了。
后来他将报务舱里的仪器设备统统弄了上来，分别送给库普卡、埃施和那些低年级男生。他自己只留下那副耳机，架在耳朵上戴了整整一个星期。
当他有计划地开始重新布置报务舱时，便将它扔到海里去了。
他用几条旧羊毛毯包了一些书籍——我现在已想不起来那是些什么书了，好像其中有描写某一次海战的长篇小说《对马岛》①和德温格尔②的两卷集文选，另外还有一些宗教方面的书籍——羊毛毯的外面又裹上一层防水布，用沥青或焦油或错把缝隙涂抹起来，然后装上一只轻便木筏。他在水里把木筏推到沉船跟前，我们也帮他推了一会儿。
据说，他成功地将书籍和羊毛毯弄进了报务舱，几乎没沾一滴水。他运送的第二批东西有蜡烛、酒精炉、燃料、铝锅、茶叶、麦片以及晒干的蔬菜。他经常在里面一呆就是一个多钟头。当我们用力敲甲板把他叫上来之后，他从不回答任何问题。我们当然是很佩服他的，但是马尔克对此几乎毫不在意。他的话越来越少，后来也不让别人帮他运东西了。他当着我们的面把那张我在东街他的房间里见过的西斯廷圣母彩色胶印画卷了起来，塞进一根挂窗帘用的铜管，然后用胶泥将两头堵死。他先把装在铜管里的圣母像带上沉船，然后又弄进报务舱。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如此卖力地把报务舱布置得舒舒服服究竟是为了谁。
①《对马岛》，全名为《对马岛——关于一次海战的长篇小说》（1936），作者是德国作家弗兰克？蒂斯（1890～1977）。
②德温格尔，德国作家，纳粹上台后曾任德国文化专员。
当他潜在水里的时候，那张胶印画恐怕并非毫无损伤，纸张在潮湿的、或许还有些渗水的报务舱里显然也受到损害，因为那里没有舷窗，也没有与现已被海水淹没的通风管道接通，所以不可能得到充足的新鲜空气。马尔克把彩色胶印画弄进报务舱之后不久，又在脖子上挂起了一样东西：不是改锥，而是那枚铸有所谓琴斯托霍瓦圣母浮雕的青铜奖章。它有一个用于悬挂的小环，用黑鞋带系着挂在锁骨的下方。我们不禁意；味深长地扬起了眉毛，心想，他现在又开始对圣母像感兴趣了。我们刚刚抖掉身上的水珠，在舰桥上蹲下，马尔克就钻进了前舱。大约一刻钟之后，他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时，脖子上已经没有了鞋带和奖章。他蹲在罗经室的后面，显得心满意足。
他吹着口哨。我是第一次听见马尔克吹口哨。当然，他并不是第一次吹口哨，只不过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在吹口哨罢了。他真的第一次把嘴撅了起来。但是只有我——沉船上除了他之外惟一的天主教徒——跟着吹起了口哨。他吹了一曲又一曲《圣母颂》，身子倚着残破的舷栏杆，逍遥自在地用悬空的双脚在舰桥的旧铁板上打着拍子，然后随着低沉的轰隆声毫不停顿地背诵着整段的《圣灵降临节赞美诗》：“圣灵，降临吧！”正像我所期待的那样，他接着又背起了《棕枝主日前星期五赞美诗》。所有十节诗句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从“母亲两眼噙泪站在”一直背到“天堂的光耀，阿门”。
我这个最初非常热心后来仍然时常为古塞夫斯基司铎辅弥撒的人，充其量也只能背出开头的几节。
他毫不费力地将一串串拉丁文抛向空中的海鸥。其余的人——席林、库普卡、埃施和霍滕？索恩塔克，此外还有谁在场呢？——腰板挺得直直地注意听着，不时地说道：“盖了帽了！盖了帽了！”或者：“真让人难以置信！”
这几个家伙再三恳求马尔克重复一遍《母亲两眼噙泪》，尽管没有任何东西比拉丁文和宗教经文距离他们更远。
我以为，你并没有打算将报务舱变成一个小小的圣母院。运到下面去的大部分东西与圣母玛利亚并无任何关系。虽然我从未参观过你的这个小屋——我们根本不可能潜到那里——却一直把它想像成是东街你的那个阁楼卧室的缩影。只有那些被你姨妈——常常是违背你的意愿——放到窗台和多层仙人掌支架上的天竺葵和仙人掌，在报务舱里没有找到安身之处。除此之外，整个迁居过程无可挑剔。
在搬完书籍和炊事用具之后，轮到了马尔克的舰艇模型——“蟋蟀”号通信舰和“沃尔夫”级鱼雷艇，比例均为一比一千二百五十——迁居到甲板下面。他同时还强迫墨水、蘸水笔、直尺、学生圆规、蝴蝶标本集以及雪枭标本一起潜入水里。我现在设想，马尔克的家当在这个蒙着一层水汽的舱房里面渐渐地失去了美丽的外表。那些装在蒙着玻璃纸的雪茄烟盒里的蝴蝶肯定备受潮湿之苦，它们仅仅习惯于阁楼小屋里的干燥空气。
但是，我们钦佩的恰恰是这次历时数日的迁居游戏的毫无意义和故意破坏。约阿希姆？马尔克把他在前两个夏天辛辛苦苦从波兰扫雷艇上播下来的零件，一样一样重新送了回去，将精美的老华苏斯基勋章和那些介绍操作规程的小牌子转移到水下。他的努力使我们在这条沉船上——当初为了它，战争仅仅持续了四个星期①——又度过了一个有趣而紧张的夏天，尽管那些低年级的男生傻里傻气，实在令人厌烦。
①从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到10月2日波兰进行抵抗的最后一个城市格丁尼亚投降。
这里举一个例子：马尔克用留声机为我们播放音乐。那架留声机就是在一九四○年夏天，我们和他一起大约疏通了六七次通往船上的道路之后，他从前舱或者军官餐厅辛辛苦苦地一点一点挪着弄上来的。他在自己的屋里把它修好，并且换上了铺着毡垫的新转盘，装备了差不多一打唱片。留声机是他搬到甲板下面去的最后一件物品。在两天的工作中，他总是把插手柄用那根久经考验的鞋带系着挂在脖子上，须臾也不肯摘下来。
留声机和唱片肯定完好无损地完成了穿越前舱、中部各舱的间壁以及向上进入报务舱的旅行，因为就在马尔克结束这次分阶段的运输工作的当天下午，他就用舒缓低沉、余音缭绕的音乐使我们大吃一惊。音乐忽而从这儿、忽而从那儿传来，但始终发自沉船的心脏深处。它简直可以使铆钉和镶板松动脱落，让我们身上生出鸡皮疙瘩，尽管开始西斜的太阳仍然挂在舰桥的上方。我们呼哧呼哧地高喊：“停一下！继续放！再换一张！”我们有机会听了一曲约莫嚼完一颗口香糖长短的、著名的《圣母颂》，它竟使波涛汹涌的大海平静下来。没有圣母玛利亚，他决不会这么做的。
接下来是咏叹调、歌剧序曲——我是否说过，马尔克尤其偏爱严肃音乐？——我们至少又听了几段激动人心的《托斯卡》①、几段洪佩尔丁克②的童话歌剧和一段“达达达，达”交响乐③，这些我们早已从愿望音乐会④中熟悉的曲子都从沉船里面传了出来。
①《托斯卡》（1900）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吉阿科普？普契尼（1858～1924）的一出歌剧。
②洪佩尔丁克（1854～1921），德国作曲家，主要创作童话题材的歌剧，代表作有《汉泽尔和格蕾泰尔》、《国王和孩子们》等。
③指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即《命运交响乐》。
④指广播电台播放的听众点播音乐节目。
席林和库普卡高喊来点儿爵士乐，可是马尔克并没有这类唱片。当下面放起查拉①的唱片时，她给我们留下了极为难忘的印象。查拉的歌声从水下传来，我们平躺在铁锈和拱起的海鸥粪上面。我已经记不清她当时都唱了些什么，一切都涂上了同一种润滑油。
她唱的是一出歌剧里的唱段，我们听出这是影片《故乡》②的插曲：“啊，我失去了她！”她又唱道：“风儿为我唱一支歌③。”她预言道：“我知道总有一天会出现奇迹④。”她擅长弹风琴，能用歌声呼风唤雨。她让我们度过了一段心旷神怡的时光：温特尔咽着口水，张大嘴巴号叫；其他的人则不由自主地眨巴着眼睛。
①查拉？丽恩德尔，瑞典电影女明星和歌星，多次应德国乌发电影公司之聘拍摄政治宣传内容的故事片。
②《故乡》（1938）是查拉主演的影片，根据德国作曲家格鲁克（1714～1787）的欧剧《奥菲欧与尤丽尔西》（1762）改编。
③查拉主演的影片《哈巴涅拉舞》（1937）的插曲。
④查拉主演的影片《伟大的爱情》（1942）的插曲。
应该提到的还有海鸥。它们仍然莫名其妙地尖叫不止。当下面的留声机播放查拉的歌曲时，它们叫得更欢了。刺耳的叫声简直可以震裂窗玻璃，仿佛是一群已故的男高音歌手的魂灵在呼号。海鸥的叫声飘荡在虽可模仿但却一直无人模仿的、发自地窖深处的嗡嗡的歌声上方，这是一个战争年月里在前线和家乡都受人喜爱、颇有天赋的女电影演员的催人泪下的歌声。
马尔克多次为我们举办这种音乐会，那些唱片直到磨损得差不多了，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才被从留声机上取下来。迄今为止，任何音乐都不曾使我获得更大的享受，尽管我几乎从不错过一场在罗伯特？舒曼音乐厅①举行的音乐会。每次只要手头宽裕一些，我总要去买上几张慢转密纹唱片，从蒙特威尔地②一直到巴尔托克③。我们安安静静、永不知足地蹲在留声机的上方专心倾听，我们把它称作“腹语表演家”④。我们谁也想不出新的恭维话，尽管大家都很钦佩马尔克。在呼啸的海风中，我们的钦佩却发生了突变：我们觉得他令人反感，纷纷调转了目光。后来，当一艘吃水很深的货轮驶入港口时，我们才多多少少对他抱以同情。我们也害怕马尔克，因为他牢牢地控制着我们，在大街上让人看见和马尔克在一起，我会感到羞愧。然而，假如霍滕？索恩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