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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名证人又经传讯，都一致证明四楼各个房间的烟囱都很窄小，容不下一个人出人。通烟囱用的是圆筒形的扫帚，就是扫烟囱人用的那种。用这种扫帚把房子里所有烟囱管全都上下通过。房子里没有后楼梯，大家上楼时，没人可以趁此溜下楼。列士巴奈小姐的尸体牢牢嵌在烟囱里，四五个人一齐使劲，才拖出来。
“保罗。迪马，医生，供称拂晓光景，给请去验尸。当时两个尸体停放在发现列小姐尸体那间寝室里，横在床架的布棚子上。小姐的尸首瘀伤累累，擦伤地方甚多。这些现象足以说明死者其实是给硬塞进去的。喉部伤势严重。颌下还有深深几道抓伤印子，还有一连几块青痕，显然是指痕。死者腹部完全变了色，眼珠突出。舌头有一部分咬穿了。心窝上发现一大块瘀伤，分明是膝盖压的。据迪马先生认为，列士巴奈小姐显然被扼死，凶手人数不明。老太太的尸首残缺不全，支离破碎。右腿和右臂的骨头多少有点压碎。左胫骨碎得厉害，左肋骨也全是如此。尸首遍体都是严重瘀伤，完全变了色。不知这些伤痕从何而来。只有碰到一个力大无比的壮汉，猛力挥舞大木棒或粗铁棍，要不就是抡起一把椅子或任何又大又沉又钝的凶器，才会把人揍成这样。女人使用任何凶器，都不致打出这么重的伤来。证人看见死者时，已经身首异处，而且头颅碎得厉害。喉部分明为锋利凶器所割断——可能是剃刀。
“亚历山大·艾蒂安，外科医生，和迪马医生一齐给请去验尸。所述与迪马先生供词及意见相符。
“虽然还传讯了其他几个证人，但并未再获得重要线索。这件血案，就其种种细节而论，实在扑朔迷离，错综复杂，如果真是件凶杀案，这在巴黎还是空前未有的奇案呢。警察当局根本茫无头绪——这种案子实在千载难逢。本案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找不到。”
该报晚刊刊载消息道：圣罗克区依然人心惶惶，大为骚动——那幢房子又经仔细搜查，证人也都重新受到传讯，但毫无结果。补白中却提到阿道夫·勒·本已遭逮捕关押的消息——虽然除了该报已经评载过的事实之外，并无丝毫证据足以定罪。
杜宾对这案子的进展特别感到兴趣，尽管他什么话都没说，至少看来如此。勒·本入狱消息发表以后，他才问我对这件案子有什么看法。
我只能附和巴黎人的看法，认为这是件无头案。看不出有什么法子可以找到凶手。
“咱们可千万不能光凭一项传讯结果来看待什么破案法子。”杜宾道。“巴黎警察一向以聪明称道于世，其实不过狡猾罢了。他们办起案来，只有目前采用的这种方法。尽管夸口有一大套办法，可是经常用得驴唇不对马嘴，不由叫人想起茹尔丹先生要拿睡衣，以便更舒服地欣赏音乐。他们办案的成绩虽然经常有惊人之笔，可这多半是单靠卖力巴结。碰到这些长处起不了作用，计划就落了空。比方说，维多克（法国名侦探）善于推测，做起事来总是百折不挠。不过，思想没有受过熏陶，侦查时往往过于专心，反而一错再错。他看东西隔得太近，反而歪曲事物真相。说不定，有一两点地看得特别清楚，可是这样，势必看不清问题的全面。有种事就此显得非常奥妙。事实真相不会永远在井底。其实，我倒认为，真正比较重要的知识必定肤浅。事实真相并不在我们钻的牛角尖里，而是在抬眼就望得见的地方。这种错误的方式和根源，可以用观察天体来说明。你晃眼看下星星——只消斜眼瞟一瞟，将视网膜的外部对准星星，就可以把星星看得一清二楚，也可以对星光有个最正确的估计，视网膜的外部对微弱光亮的感光力比内部强，因此视线全部集中在星星上，星光反而随之微弱。视线全部集中在星星上，绝大部分星光实际上就照在眼睛上，可是斜眼一瞟的话，反而能看得更正确。过于认为奥妙，思想反而模糊不清；如果紧紧盯着苍穹，过于持久，过于集中，过于直接，那么连金星也会黯然无光。
“说到这两条人命案，先深入调查一下，才可以拿出个主意。去私访一番，倒也开心，”（我听了心想这字眼倒用得怪，但嘴里没说什么）“此外，勒·本曾经替我效过劳，我可没忘情。咱们去亲眼看看现场。我认识警察厅长葛某某，他不会不放咱们进去。”
我们获得了许可，就马上到毛格街去。这条街在里舍利厄街和圣罗克街之间，脏得不象样子。我们的寓所离这个区有老长一段路呢，所以赶到那儿，已经快近黄昏了。那幢房子倒一下子就找到了；因为还有不少人站在街对面，毫无目的，不胜好奇地怔怔抬头望着紧闭的百叶窗。这是幢普通的巴黎式房子，大门一边有个可以了望的门房间，窗上有块活络玻璃，标明“门房”二字。还没进门，我们就先走到街尽头，拐进一条胡同，再拐个弯，走到那幢房子的后面——这其间，杜宾专心一意的把那房子和左右前后的街一面都细细查勘一番，我倒看不出有什么名堂。
我们折回原路，回到房子前面，按了门铃，出示证件，看守人员就放我们过去了。我们走上搂——走进发现列士巴奈小姐尸体的寝室，死者母女俩的尸首还停放在那儿。房里那份乱，照旧听其自然，丝毫未动。我看到的和《论坛报》记载的并没什么出入。杜宾把一切东西都仔细查过——连被害人的尸体都没放过。接着就走到别的房间里，后来又到院子里；有个警察从头到尾陪着我们。查到天黑，才离开现场。回家途中，我这位朋友顺便到一家日报馆里去了一会儿。
上文说到过，我这位朋友的怪念头真是无奇不有，而且我对这些任念头一向听之任之——因为在英文里找不出恰当的同义词。当时他对我可绝口不提这件人命案子，他生性如此。直到第二天中午时分，他才突然问我，在惨案现场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情况。
他口气里着重“特别”这个字眼，不知怎的，竟教我暗吃一惊。
“没，，没什么特别的，”我说道，“至少，跟报上看到的记载没什么两样。”
“报上恐怕并没涉及本案那种惨绝人寰的恐怖性。”他答道。“不过，别去管那张报纸的无稽之谈吧。我看，这件疑案大家认为破不了，其理由倒应该看成容易破案——我说的是本案的特点中那种超越常轨的性质。由于表面上找不到动机——不是杀人的动机——而是杀人手段这么毒辣的动机，警察局竟弄得一筹莫展。楼上只有被害的列士巴奈小姐，并没旁人，再说没有一条出路逃得过上楼那伙人的眼睛，这而件事眼明明听到了争吵声音，表面上看来完全矛盾，这点警察局也弄得莫名其妙。房里乱七八糟，死尸倒塞进烟囱里；老太太的尸首残缺不全，惨不忍睹；官府办案的碰到这些情形，加上刚才提到过的原因，以及种种不必多提的情形，他们吹嘘的聪明自然施展不出，无能为力。他们犯了个大错误，可这倒也寻常，他们把难得看见的事错当做奥妙透项的事了。不过，如果要探求事实真相，只须打破常规，就可以摸索出一条道理来。象咱们目前进行的查访工作，与其问‘出了什么事’，还不如问‘出了什么从没出过的事’。老实说，这件疑案，我一下子就能解决，或者说，已经解决了，我看作容易，警察看作破不了，这恰恰成为正比。”
我暗吃一惊，默不作声地盯着他。
“我正在等着，”他望着房门，接下去说，“我正在等着一个人，这人也许不是这两件惨案的凶犯，可是跟这次行凶一定有几分关系。这些罪行中惨无人道的一节恐怕跟他丝毫无关。但愿这个猜测不错，因为全部破案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了。我在这间房里，无时无刻不在盼望那人光临。不错，他或许不会来；可是多半会来。要是来了，就少不得把他留下。这是手枪；咱们两个都知道到时候怎么样使枪。”
我拿了手枪，简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信不了自己的耳朵，杜宾却径自说下去，八成象在自言自语。我早就交代过了，碰到这种时候，他总是心不在焉。他那番话是对我说的；声音虽然不高，那副腔调却是一般用来跟老远的人说话的。眼睛光是茫然望着墙上。
“大伙在楼梯上听到的吵架声音，不是那两个女人的，这点完全由证人证实了，”他说道。“咱们可以放心，不必怀疑老太太是不是先害死女儿，事后再自杀。我说到这件事，主要是为了说明凶杀的方法；因为列士巴来太太的力气不会那么大，要把她女儿的尸体塞在事后发现尸体的烟囱里，可绝对办不到；再说她自已遍体鳞伤，人家决不会认为她是自杀。因此，凶杀这件事是第三者干的；第三者的声音呢，也就是大家所听见的吵架声。我现在来谈谈证人的供词吧，不谈有关这些声音的全部供词，单谈那种供词中的特殊点。你看到有什么特殊的吗？”
我就说，证人一致认为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可是说到尖声尖气的那个，或者，照其中一人说是刺耳的声音，那就各有各的说法。
“那是证据，”杜宾道，“可不是证据的特殊点。你没看出什么特殊的地方。但这里头有一点得注意。正如你所说，证人都认为粗声粗气的那个是法国人；在这问题上意见都一致。可是说到尖声尖气的那个，特殊点就来了，特殊点倒不在于意见不一致，而在于这些证人，无论是意大利人、英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法国人，一形容到那个声音，人人都说是外国人的声音。人人都肯定不是他们本国人的声音。没一个把这声音比做他通晓的任何国家的语言——恰恰相反，法国人认为是西班牙人的声音，‘要是他懂西班牙话，就听得懂几个字眼。’荷兰人硬说是法国人的声音，可是在他的供词里却说：‘不懂法国话，证人是通过翻译受讯的。’英国人认为这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