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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虫也不见了，身上爬满疯狂的蚂蚁的蝙蝠，嘶哑地喘息着，嘴张得老大，露出小老太婆式的牙齿。〃蒙面纱的妇人〃恰巧在这一时刻出现了，她站在门栅栏处。我练起一块小石子，全力向她掷去，可没有打中她。她吃了一惊，向我投过来一股柔和的好奇目光。我颤抖着，呆在那儿，很快就感到难忍的惭愧，这种惭愧让我做出了一个不可理解的动作，吓得这位少妇发出一声恐惧的惊叫。这就是，被怜惜蝙蝠的感情支配着，我匆忙拾起它，我实际上打算吻它疼痛的头，但我却没有这么做，而是用牙死命地咬了它一口，我觉得它断成了两截。惊恐之中，我把这只蝙蝠抛在了洗衣间，匆匆跑掉了。洗衣间椭圆形池子里巴布满了腐烂的黑色无花果，它们是从一棵大树伸出来的枝条上落下来的。当我跑到离那儿好几米的地方，眼中含着泪水回头望时，在那些浮起的无花果中，我再无法分辨出不幸的蝙蝠断开的尸体了。从此我不再走过这间洗衣房。哪怕就是在今天，每当一些黑点让我忆起淹没了我的蝙蝠的水池中的无花果时，我还会吓得浑身发抖。
我十三岁了，是费格拉斯的主母修士会学校的学生。从教室到操场，我们要从一处很陡的石砌楼梯走下去。一天傍晚，无缘无故，我忍不住想从楼梯高处往下跳。可是我害怕了，我犹疑不决，我得把这种强烈的欲望推迟到次日实现。第二天，我再也忍不住了，与同学们一起下楼梯时，我发狂地跳到了空中，跌落在楼梯台阶上，随后又滚到下面的台阶处。我摔得鼻青脸肿，但是一种无法解说的巨大快感，使我觉得这痛苦无足轻重。这件事在同学们和修士们中间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大家围着我，给我治疗，用湿的绷带包扎我的头。在这个时期，我非常腼腆，一点小事就会使我脸红到耳朵根。我是孤独的，把时间用在躲避旁人上。不安的人们大批拥来，在我心里引起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四天后，我又重复了同样的事，事情发生在第二轮文体活动期间，修士学监并不在场。我跳下去时，发出一声尖叫，把整个操场的注意力全吸引到我身上。虽然受了挫伤，但却快乐极了，我又干了一次。每次我从楼梯上下来，同学们都极端不安地喘着粗气，等待着什么。我永远记得十月的一个傍晚。雨刚停，操场上升起潮湿的土地和玫瑰花的气味。被落日映红的天空中，清楚地显出了壮丽的云彩，我觉得它们像一些爬行的豹，像拿破仑，或像断了桅杆的帆船。封神的无尽光芒从天上照亮着我的脸。在一派死寂之中，在停止了游戏的同学们的发呆目光中，我从楼梯上，一级级走下来。我不会同任何一位神交换角色。
我二十二岁了，在马德里美术学院学习。获得绘画奖之前，在绘制那不使画笔触到画布的竞赛作品之际，我就打赌能得到它。实际上，通过把构成一种惊人的点彩派绘画的飞溅色彩从一米远的地方抛到画布上，我成功地画了规定的题材。素描与色彩都那么准确，从而使我获得了一等奖。第二年，我必须通过美术史的考试。我怀着要表现得极为出色的念头参加考试。而且我也认真地为这次考试做了准备。走上主考官们就座的讲台，我抽出落到我身上的问题。我的运气出奇的好，该问题恰好是我想发挥的。但是，我突然感到一种无法克制的怠倦情绪；令听众目瞪口呆，我明确宣布我比三位教授加起来还聪明，我拒绝由他们来考我，因为我对提出的问题极为精通。
一直在马德里美术学院。不断而又系统地与大家唱反调的欲望，把我引向各种荒谬怪诞的言行，它们很快使我在马德里艺术界获得了真正的名气。有一天，绘画课上，规定我们照一尊哥特式圣母小雕像写生。教授在离开前，还嘱咐我们如实表现每人〃看到〃的东西。他刚一转过身去，受到疯狂地想愚弄别人的情绪的支配，我参照一册作品展目，着手最精确地画一台秤。所有的同学都确信我真地疯了。到了周末，教授来纠正和评价我们的工作，他面对着我交给他的图画，板起了脸。所有我旁边的同学全陷入了惶惶不安的沉默，我用因腼腆而有点发窘的声音大胆地说吧，您可能同大家一样看到一位圣母，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一台秤。
我二十九岁了，夏天在卡达凯斯，我向加拉献殷勤。我们与一些朋友在海边共进午餐，在那向上攀爬的葡萄丛下，蜜蜂的轻微嗡嗡声让人昏昏欲睡。我幸福到了极点，尽管成熟的爱情重担已压在我肩上，它诞生了并像一个闪耀着无数痛苦宝石的粗大金章鱼紧紧卡在我的喉咙里。我刚吃了四只烤龙虾，灌了当地产的土酒，这些土酒不会声张；但它们却是由地中海地区最美妙的秘方制成的。
这顿午餐拖了很久，太阳都开始下落了。我赤着双脚，一位崇拜我多时的女朋友，已多次暗示过我脚的美丽。这正是拉·帕丽斯的真理，我觉得她不停地对我重复恭维话，太愚蠢了。她坐在地上，头轻轻靠在我膝上。突然，她把手放在我一只脚上，试图用颤抖的手指怯生生地抚摸它，在一种唯恐失掉自我的情感左右下，我跳起来，仿佛我突然变成了加拉。我撞了这位崇拜者，把她推倒在地上，使劲地踩她。大家不得不把沾满血的她与我拉开。
我献身于各种想干和不想干的古怪行为。我三十三岁了。我刚接到一位最杰出的年轻精神病医生的电话。他才在《米诺陶》中读到我关于〃偏执狂活动的各种内在机制〃的论文，他向我表示祝贺，我对这样一个题目的正确科学认识（一般而言，这是极为罕见的）令他吃惊。他想见见我，当面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商定当晚在我位于巴黎高盖街的画室里会面。这临近的会面使我十分激动，整个下午，我都在努力起草一份我们要谈的事情的大纲。实际上，我满意我的各种观点（就连超现实主义团体中最亲近的朋友们，也把它们看成是自相矛盾的心血来潮的产物）会在一种科学的环境中加以考虑。我一心想使我们初次交换意见这件事能正规地、甚至有几分在严地进行。在等待年轻的精神病医生到来之际，我继续凭记忆画一幅肖像，我正在把它画成诺埃依子爵夫人。这幅用铜版制作的画，搞起来很难。为了看清我画在光洁如镜的褐色铜片表面上的素描，我注意到在反光最明亮的地方能清楚地辨认出我作品的细节。因此我在鼻尖上贴上一块三厘米的方形白纸片来做画，这块白纸片的反光完美地显示出我的素描。
六点整，有人按门铃。我收起铜版，给来访者打开门。雅克·拉康进来了，我们马上开始一场非常紧凑的专业性讨论。我们惊奇地发现，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的观点与公认的构造主义论断是对立的。在两个小时内，我们以真正激动的辩证方式谈论着。雅克·拉康离开时，答应定期跟我接触，以便交换意见。
他走后，我在画室里来回踱步，尽力概括我们的谈话内容，更客观地估量我们之间暴露出来的少数不同点。可有一点令我困惑不解，那就是这位年轻的精神病医生不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这令我不安。仿佛一种奇怪的微笑想掀开他的嘴唇，而他克制着不让自己显出惊奇来。他在致力于对我的面貌（那些使我心灵激动的想法让它富于生气）进行形态学研究吗？当我去洗手时（这个时刻正是人们能最清楚地弄明白不论什么问题的时刻），我解开了这个谜。不过这次是镜子给了我答案。在那两个小时内，我忘记除掉贴在鼻尖上的小白方纸片，以一种客观严肃的语调，极为认真地谈论着先验的问题，却毫没料到我鼻子的可笑样子！可有哪个犬儒主义的故弄玄虚者能把这个角色演到底呢？
我二十三岁了。居住在费格拉斯父母的住宅里，我正在我的画室中画一幅立体主义的大画。我弄丢了室内便袍的腰带，它在活动时总妨碍我。我随便找了根电线缠在腰间。可这根电线的一头有个小灯泡。管它哪！我懒得摘掉它，就把它当成腰带扣用。过了一会儿，妹妹通知我，来了一些重要的客人，他们想见我，正在客厅里等着。我摆脱了对这件作品的不满，来到客厅。父母朝我沾满颜色的室内便抱不满地瞟了一眼，不过大家还没看到挂在我屁股上的灯泡。相互介绍后。我坐了下来，灯泡在安乐椅与我后部之间爆裂了，发出炸弹般的声响……
就是这样，巧合热衷于让我生活里那些显微小的事情变得强烈而又令人难忘。而在别人身上，这些最微小的事情不注意地就过去了。
1928年，我在故乡费格拉斯做了一次讲演，市长和地方当局的官员们主持这次讲演会。一群不懂规矩的人拥在大厅里，我气冲冲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讲演到此结束。〃我就这样讲完了结束语。我的声调是愤怒的，几乎是挑衅性的。大厅里的听众不懂我讲演的结尾，而我则不满他们笨得无法了解我的思路。可是，在我清楚地说出〃结束〃这个词时，市长当即倒毙在我脚下！
那种激动的情绪真无法形容，因为这个人深率众望，为市民爱戴。那些幽默的报纸硬说，我讲演中大声讲出的种种十分荒谬的话杀害了他。实际上，这只不过是由于心绞痛的急剧发作造成的。
1937年，我得在巴塞罗纳做一次关于〃床头柜的现象学的和超现实主义的神秘〃的讲演。就在那一天，爆发了一场无政府主义者的起义。那些仍来听我讲演的听众中，有一部分是当地的囚徒，这难是由于匆忙降下了临街的玻璃窗的铁帘子。在我讲话期间，能断续听到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队伍的一阵阵枪声和炮弹的爆炸声。
在巴塞罗纳举行的另一次讲演期间，有一名白胡子的医生，突然犯了疯病，从听众中站起来，想杀死我。人们费了好大劲……拚命制止他，把他从大厅里弄出去。
1936年，在我们位于圣心教堂附近的贝克海尔街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