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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得了吧，”他又换了一种语调继续说，似乎在替自己辩护，而且有些胆怯，“还没有一位智者写进书里的东西，让我们这种人上哪儿去研究呀！我倒是很乐意向它——向俄罗斯
生活——学习的，可是它，我的宝贝，却不吭声。那样子是说，你就这样来理解我吧；可我哪有这样的能力呀：你们就给我一个结论，给我提供一个断语吧……一个断语？——他们说，
这就是提供的断语：你听听我们莫斯科人的说话吧——像不像夜莺？而糟就糟在他们说得像库尔斯克夜莺一般动听，可是说得不像人话……于是我一想再想——似乎觉得科学到处是一样
的，真理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决定前往异国，到异教徒那边去……有什么办法！——年轻气盛嘛。要知道我不愿过早地发起福来，虽然有人说肥胖意味着健康。不过天生不长肉的人，怎
么也胖不起来！”
“可是，”他稍加思索，接着说，“我似乎说过要给您讲讲我是怎样结的婚。您就听听吧。一，我告诉您，我的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二……这二么，我觉得需要把我青年时代的
情况对您说说，不然您会什么也搞不明白……您还不想睡吧？”
“不想，不想睡。”
“那好极了。您就听听吧……隔壁房间里的坎塔格留欣先生呼噜打得真够呛！我是不很富裕的双亲所生的——我说双亲，是因为，据说，除了母亲之外，我也曾有个父亲。我记不
得他了；据说，他是个不大有出息的人，大鼻子，一脸的雀斑，红头发，用一个鼻孔吸鼻烟；在我母亲卧室里挂着他的肖像，穿一身红色制服，黑黑的衣领贴到耳朵，仪表很不雅观。
我常常被拉过他的肖像旁去挨鞭子，在这种情形下母亲总是指着他的肖像说：‘要是你爹还活着，还要把你揍得更厉害呢。’您想想看，这对我是多大的鞭策呀。我既无兄弟，也无姐
妹；或者说确切点，我有过一个身体很差的弟弟，生有软骨病，不久就痛苦地夭折了……这样的英国病为什么会传人库尔斯克省希格县呢？但问题不在这里。作为一个乡村女地主的母亲
满怀急切的热情培养我，从我初临人世的头一天她就开始对我进行教育了，直至我满十六岁……您是在听我讲吗？……，，“当然，请往下讲吧。”
“那好吧。当我年满十六岁时，我母亲便毫不犹豫地辞退了我的法裔家庭教师——从涅仁的希腊人住区来的一个德国人，名叫菲利波维奇；母亲把我带到莫斯科，给我在大学里注
了册，就把灵魂交给万能的上帝了，而把我留给我的亲叔叔照管。这位叔叔名叫科尔通’巴布拉，是一个司法检察官，不单是名闻希格雷县。我的亲叔叔，司法检察官科尔通一巴布拉
照例把我的财产掠夺一空……但问题也不在这里。我进大学时——应该为我母亲说句公道话——已经具备良好的素养；但是那个时候在我身上已显得缺乏特性。我的童年跟其他青年人
的童年一无不同之处：我也像是在羽毛褥子下傻乎乎地、蔫不唧唧地长大的，从很小就开始死背诗书，同时也渐渐变得萎靡不振，说是喜欢幻想……幻想些什么呢？——咳，幻想美……
等等。我在大学里也没有另辟蹊径：我很快就加入了小组。那个时候跟现在很不一样……可是您也许不清楚小组是怎么回事？记得席勒在某首诗里说道：
gef百hrlich ist’s den leu zu weeken，und schrecklich ist des tigers z￡^n．doch das schrecklichste der schreken——das ist der menseh in seinem wahn！
我对您敢肯定说，席勒他要说的不是这个，他想说的是das istein‘小组’……in der stadt moskau！
“您认为小组有什么可怕之处呢？”我问道。
我的邻人抓过睡帽一戴，把它往鼻子上拉了拉。
“我认为有什么可怕之处吗？”他喊了起来。“我认为是这样：小组就是对各种独立发展的毁灭；小组就是对社交、女性、生活的无耻的替代；小组……哦，慢着，我来告诉您吧，
小组是什么玩艺儿！小组就是把懒惰和颓废合在一起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却被赋予合理事业的意义和形式；小组用议论取代交谈，使人习惯于毫无意义的空谈，使人脱离独立的有益的工
作，使人染上文学的疥疮；最终使人丧失朝气和纯真坚强的灵魂。小组就是借团结友爱之名，行庸俗无聊之实，以真诚和关心为由而搞倾轧和野心的结合；在小组里每个成员都有权在
任何时刻把自己肮脏的手指直捅进同伴的心窝，没有一个人的灵魂保持有一处纯洁和没有创伤的地方；在小组里所崇拜的是夸夸其谈的空谈家、爱面子的机灵鬼、未老先衰的小老头，
所吹捧的是平庸无才而徒具‘隐秘’思想的诗人；在小组里，十六七岁的年轻小伙就会风雅而玄奥地大谈女人和爱情，可是到了女人面前却说不出话，或者跟她们谈话如同跟书本谈话
一样，再说谈的又是什么呀！在小组里吃香的是诡辩和花言巧语；小组里互相监视不亚于警官……哦，小组！你不是小组，你是个怪圈，在你那里毁掉了多少正派的人呀！”
“唉，请允许我说一句，您这是太夸张了，”我打断他的话说。他默默地瞅了我一眼。
“也许是的，天知道，也许是的。可是要知道，我们这类人只剩下一种乐趣了，那就是夸张。我就是这样在莫斯科度过了四个春秋。先生，我的确难向您形容这段时光过得多么之
快，真是太快了；来伤心、懊恼。早上一起来往往就像坐雪橇滑下山似的……睁眼一瞧，已经滑到山脚了；已经到黄昏了；一个昏昏欲睡的仆人来给你套上常礼服——你穿好了衣服，
便慢慢地去到朋友那里，抽着烟，一杯杯地喝着淡茶，海聊德国哲学、爱情、永恒的精神之光等等，真是海阔天空。不过我在那里也遇到过一些颇有特性和独立个性的人：有些人不管
怎样糟蹋自己、扭曲自己，仍然不改其本性；惟独我这个倒霉蛋像捏一块软蜡似的把自己捏来捏去，我那可悲的本性却不作半点的反抗！这时候我已年满二十一。我接管了留给我的遗产
，或更正确地说，接管了该我继承的家产中我的保护人认为有必要留给我的那一部分，随之就把全部领地交托给一个已经赎了身的家仆瓦西里？库德里亚舍夫去经管，以后便出国了，去
到柏林。我在国外，正如我有幸对您说过的，待了三年。又怎么样呢？在那里，在国外，我依然是一个无独特可言的人。首先，不必说，我对欧洲本身、对欧洲的生活毫不理解，我不过
是在德国本土听德国教授的讲课，读德国的书而已……也就是有这个差异。我像修道士似的过着孤独的生活；我与几个退伍中尉倒很投缘，他们也像我一样渴望知识，并为此而苦恼，
不过他们的脑子却迟钝极了，又缺乏口才；我还结交从平扎省以及其他产粮省份来的几户人家，他们也都是些笨脑瓜；有时我上咖啡馆坐坐，有时看看杂志，晚上去剧院看看戏。我和
当地的人很少来往，跟他们交谈似乎有些紧张，他们也没有，来看望我，除了两三个挺缠人的犹太裔的坏家伙，他们常跑来向我借钱，他们觉得容易骗。终于有一个奇异的机会把我带
到了我的一位教授家里。事情是这样的：我上他那里报名听一门课，他忽然兴之所至邀请我去参加他家的晚会。这位教授有两个闺女，都二十七八岁了，零知道怎么都长得那样矮壮，
鼻子可好看了，都有一头鬈发。浅蓝色的眼睛，红润的双手，白白的指甲，一个叫林亨，另一个叫明亨。我开始常到这位教授家里去。应该说，这位教授并不算笨，可似乎受过点精神
创伤：讲起课来有条有理，但在家里说话发音不清，而且老把眼镜架在额门上；不过他是一个顶有学问的人……后来怎么样呢？我忽然觉得我爱上了林亨，整整六个月里我都有这样的感
觉。我跟她说话的确很少，主要是凝神瞧着她；可是我常常给她朗读各种动人的作品，偷偷地握她的手，晚间与她在一起幻想、凝望着月亮，或者只是抬头仰望。她煮咖啡可拿手啦…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可有一点让我发窘：就在这种所谓难以形容的幸福时刻，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心口发疼，胃里掠过一阵阵又闷又冷的颤抖。我终于受不了这样的幸福而逃跑了
。这以后我还在国外待了整整两年：我到过意大利，在罗马观赏过《基督变容》又在佛罗伦萨欣赏过维纳斯雕像；我突然感到欣喜若狂，像中了邪似的；每天晚上我就写诗，记起记；
总之，我做得跟大家一样。可您瞧，就这么容易地成了独特的人了。比如，我对绘画和雕塑一窍不通……我对这一点是会直言不讳的……不，怎么可以呢！得找个导游，去看看壁画……
”
他又垂下头，又摘下睡帽。
“终于我回国了，”他以疲惫的声音继续说，“我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发生了惊人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