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东京我曾拍过一个醉卧街头的男人，可是并没哪个日本男孩向我投来烂番茄。
如今之我已与往日完全不同。我想，在中国，高尚的标志是在理想上与小时候别无二致，聪明的标志却在认识世界的方式上与那时有天壤之别。我不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相反，我成了最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体中的一员。在回想自己的过去之时，我的感觉就像是从一场灾难中脱身。
我的另一个变化是，发表观点时变得谨慎多了，每次都要事先想一下：这事我懂吗？因此我很不喜欢那些太爱说话的家伙。有个朋友办了一个博客平台，承蒙抬爱，我被邀请去玩，却一直兴致不高，唯一的原因就是那儿的人都太话痨。上中学时我曾沾沾自喜地在一些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若干篇“议论文”，无论“陈蕃扫天下而不扫一屋”还是“下里巴人也是艺术”，我都有一大堆真知灼见——那是我经历过的另一场灾难。如今，我不得不天天躲着有议论文的地方。
我对这些唠叨本身并无意见——反正我不看就是了——我只是希望在这些唠叨当中常识多一些，创意少一些。一个基本规律是，一个社会的常识越多，妄言就会越少。妄言少了，妄为才会少。妄言只令人心烦，妄为才令人忧虑。
比方说，我觉得各种过分的民族主义言论就是妄言，而褊狭民族主义者们想干的事就是妄为。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就是在一个缺乏常识的环境下一些缺乏常识的人既对自己的能力自信满满，又对自己的价值体系坚信不疑，还对自己的道德激情深感自豪。倘若这些人大权在握，就会导致广泛的悲剧，比如两次世界大战。倘若这些人是普通民众，那么祸乱会小一些，只会导致智慧湮灭——智慧这东西我们肯定有的是，要不我们怎么会总是随手就毁灭那么一些呢？
更可怕的状况则是上述两者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可不止发生过一两回。
有时我会悲观地想，什么时候我们的认识水准才会超越“抵制某货”呢？什么时候一些爱国者才会不再动辄把一个看法与他们不同但并没有出卖国家利益的人叫做“汉奸”呢？这么想时，我会觉得时日荏苒，我们却似乎并未跨入全球化的时代，大家仍然生活在我的初三那一年，警惕地盯着拿相机的外国游客。有时我又会单从技术性的角度考虑，其实这只是我们的低劣的语文教育水平所致。我们这里有不少人只有很少的词汇量，这导致他们的发言总是比较暴戾和单调。
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独立思考”这回事，除非这种“独立”指的只是立场，而不包括思维方式。我们总是使用一些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见识来琢磨事儿——但是每个人学到的想问题的方法却有好有坏。
比如说有的人是从亚当·斯密那里学到的见识，有的人则是从他二大爷那里学到的，我并不厚此薄彼，一定认为前者看待问题就比后者更为可靠。但是我想，要是有人既学亚当·斯密，又学他二大爷，并把两者作个比较，他就一定会变成相对聪明的人。要是他固执地相信他二大爷，却不愿意亲近人类千百年来积累下来的智慧，或者一生中极少有机会听说相悖的观点，却有着强烈的行动欲望，那么就他的人生来说，我列举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危险。
。。
高速铁路上的白发渔樵
小！说
我的英文水准很不坏，至今还记得大约10个单词，其中一个就是clack，“短而尖锐的碰撞声”。我也记得它所在的那篇课文，它说的是，有个男孩坐火车，耳边听到clack，他就冒失地嚷嚷起来：“各位，前方有危险的说！”别人都要求他，闭上你的鸟嘴！可是他还是听到这声音，坚持说，火车要翻啦，大家又让他收声。如是者三，终于有人忍无可忍说，这孩子太烦了，要不把火车停一停，让他看看诸事平安好了。火车停了，于是大家发现，铁轨果然出了问题。我想这个故事说的是关于危险的警告有多么重要，而倾听一个人微言轻的声音又是多么难。
我不能夸张地说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对我的新闻记者生涯有益。我只是发现，90％的新闻都是这个故事的变种。不同的是，那些新闻里的“火车”都翻了。我看到蚁力神事件是这样，沙兰镇水灾是这样，更直接可比的，胶济线铁路事件就是这样。这些新闻的核心事实是什么呢？真的是火车倾覆死伤枕藉吗？当然不是，它是这个：曾有一个clack男孩，他被喝令“收声”了。
如今我不再是一个记者了。某种程度上说，我已厌倦于那些大同小异的故事。我也厌倦于跟那种做人完全没有底线的人打交道。那么多有趣的人我都懒得见呢，凭什么要千里迢迢地去搭理你们？当我看到“躲猫猫”五六的，我可不觉得幽默，我能想象到我去采访的话会遇到什么。人们会告诉我，其实没有谁是错的，因为“这是一个体制问题”。我能想到我会烦得要死。
生活就是一个体制，你走在路上会遇到不许闯红灯的体制，吃饭时会遇到左手叉右手刀的体制，睡觉时会遇到不能跟别人的女朋友一起睡的体制。我倾向于认为体制本身就是糟糕的，但它如同政府，有时候是一种必要的糟糕。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我们有一些不必要的糟糕，却认为它是必要的。问题也在于，这种执念是如此令人嫌恶，以至于clack男孩们发现自己的警告行动就在像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并无意义，于是嘟哝了一句“去你大爷的”便绝尘而去。
一个不够出色的社会与一个不够出色的bbs有共通之处，就是让人感到“懒得跟你们丫说话”。假设有这么一个体制，聪明人都不爱说话，蠢货们却滔滔不绝，我们就会说，啊，这里有一个体制问题。倘若这个体制更进一步，让聪明人学坏，让笨蛋们失去希望，那么它就是一个严重的体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登峰造极，就会让聪明人得到邪恶的快乐，却总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当年隋炀帝就总是担心被人夺了性命，时常抚头自问：“好头颅，谁当斫之？”这颗头后来就果然被斫了去，这就是一个社会不能集纳智慧，只好集纳暴力。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这体制不坏”常常是违心之论，“体制不可改变”也往往是欺世之谈。
因此我们不得不分辨人们对于体制的感慨。如果备受欺凌者哭哭啼啼：“体制啊，没办法！”那么他是一个犬儒主义者。可是如果飞扬跋扈者也作同样的表态，那么对不起，我就只好认定他是个推脱责任的坏蛋。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您的权利和义务得对等呀。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好：在这个狗食盆子里吃食的没你吗？狗粮有限，你印帕尘惶艄蟮某粤耍蚋春窝阅兀�
如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可以眺望远方的世界里，终于知道了机会均等、人权保障是好体制的基石。这个时代的困难也不再是晚清式的了，那时人们仿佛是在黑屋子里射箭，永远没有中靶的可能。现在我们看见靶就在那里，要是戴副眼镜，我们还能看见红心，它的名字就叫现代文明。如今的全部问题只是知易行难。何为行呢？何以行呢？其实没多么复杂，我看首先就是当你感到有什么不妥之时就管他娘的，嚷嚷那么一句先。换言之，我们需要一些clack男孩。
可是饶是时代进步了，这个国家仍然甚少这类孩子，多的是满怀感慨的家伙。何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呢？我看就是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诞——在典型的中国式心灵中，我们会把衰老与智慧、消极与优美、爱好秩序与因循麻木混为一谈。当年宋人打不过金人，就有一句自嘲的话：“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如今我们比那时积极多了，凡事跟别人比着来。迪拜有高楼，我们上海也有；新加坡有大机场，我们北京也有；华盛顿有白宫，我们安徽也有。可是人家保护社会的报警者，有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我们还是只有白发渔樵。
．co
上等人和下等人
…小……说。网
有一天，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做实业的、商界的，各种在这个时代里做着实事儿的人，对现状都很乐观，而有些知识分子却总是不满意呢？”我回答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复杂又肤浅的答案：经济界的人首先对钱感兴趣，得到了钱满意度就提升，恰如权力爱好者得到了权力就会觉得世界非常美丽；好的知识分子对金钱和权力不敏感，却在意智识的发扬，倘若看到智识蒙尘，他们就会感到失望。我也可以给一个简明又深刻的答案：不论什么行业，满足感都来自于缺乏远见。西谚说，赞赏这句话的精准但原谅它的刻薄吧，狗是不能抬头的。
这个问题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从个人角度说，生活当中有两个议题是最重要的，一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想做什么，二是来到这个世界遇到了什么。我想做什么呢？我想住在一个像日本那么干净又说汉语的地方，跟一帮聪明又有品格的人为伍。我遇到了什么呢？我遇到了我想做的事几乎没可能做成。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人给我几亿块钱，我会不会变得满意起来呢？
唯一正确的答案是：“谢谢，不要，请滚”。一个自尊的人不会接受不属于他的钱，更不会允许自己被购买。你不能把这叫做乖戾，二十多岁时我的脾气比现在坏，但心中杂念可比现在更多。单纯不一定与青春同步，恰如鲍勃·迪伦所说：“那时我是多么的老，现在我比那时年轻了。”
不管人们愿意与否，品格会把他们划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比方说，冲小孩子吼叫的人肯定是下等人，只想上某个女生却对她说“我爱你”的肯定是下等人，最重要的是，不诚实的人一定是下等人。粗略地说，列举下等人的50条特征，全都不符的就是上等人。不过甄别两者的最好标准却在于，下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