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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是开口，准会这样说，可我没讲过。我不讲就对了。我要是讲了，那才是大错特错。
有一天，瓦赫达提先生走进院子，穿着一套漂亮的条纹西装，我以前从来没见他穿过这身衣服。他让我开车送他去城里另一个富人区。我们到了以后，他告诉我把车停在路边，就在一座围墙高高的房子外面。我看到他在大门口摇响了门铃，有个仆人开门让他进去。那房子巨大，比瓦赫达提先生家还大，甚至还要更漂亮。车道两边植有高大细长的柏树，还有密实的灌木，开着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花。后园至少有瓦赫达提先生家的两倍大，墙很高，要是有人想偷看，那他即便踩着另一个男人的肩膀，恐怕也够不着。我看出来了，这是另一个等级的富户。
这是初夏明媚的一天，阳光灿烂，天空鲜艳。我摇下车窗，让风暖暖地浮荡而入。别看司机的工作是开车，可其实呢，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等人上。等在商店外头，空转着引擎；等在举办婚礼的楼外，听着音乐含混的回声。那天为了打发时间，我玩了几把扑克，玩腻了就下车，朝这边走几步，又往另一边踱一踱。后来我坐回车里，心里合计，瓦赫达提先生出来之前，我也许能小眯一觉。
就在此时，那房子的大门开了，一个黑头发的年轻女人走了出来。她戴着太阳镜，穿一条短袖的橘红色裙子，短至膝盖。她光裸着两腿，双脚也赤露在外。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注意到了我在车里坐着，可就算她注意到了，我也没看出来。她抬起一只脚，鞋跟踩在身后的墙上，这样一来，她裙子的下摆就稍微拉高了一些，露出了里面的一小截大腿。我感到脸上一下就烧起来了，一路往下，烧到了脖子。
说到这儿，请允许我再做一次忏悔吧，马科斯先生。一种令人有几分愧疚的本能，在我心底蠢蠢欲动。那时候我肯定还不到三十岁，是个大小伙子，正处在欲望的高峰，想有女人作伴。我跟我们村里好多同龄的男人不一样——那些小伙子连成年女人光光的大腿都没见过，就结婚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有结了婚，他们才能获得许可，瞅一瞅这样的大腿。跟他们相比，我真该算得上有些经验了。这些经验是我在喀布尔获得的。我偶尔会去拜访某些地方，到了那儿，一个年轻男人的需要，可以得到既审慎又便利的满足。我这样说只是为了证明，我与之同寝过的娼妓，没有一个比得上眼前这位——这位刚从大宅子里走出来的，美丽的，优雅的造物。
她倚靠在墙上，点燃一支香烟，不紧不慢地吸着，带着令人销魂的优雅，用两根手指的指尖夹着烟，每次抬临双唇，手都蜷在嘴前。我看得目不转睛。她这只细腕玉手弓起的模样，让我想起一幅画，那是我从前在一本亮光纸印刷的诗集里看到的，画的是一个妇人，睫毛长长，黑发如瀑，和情人在花园里同寝，她正用细若无骨的手指拿着一杯酒，递给情人。街对面有什么东西，一度吸引了这女人的注意，我利用这短暂的间隙，赶快拿手抓了几下头发，要不然因为天热，头发已经开始粘结成块了。她回过头，我便再次僵坐不动。她又吸了几口，在墙上捻灭了香烟，然后悠闲地走回宅中。
终于，我能呼吸了。
当晚，瓦赫达提先生把我叫进客厅，说：“有事情告诉你，纳比，我要结婚了。”
看来，对他喜爱孤独的程度，我毕竟是有些高估了。
订婚的消息传得很快。流言蜚语同样如此。我是从瓦赫达提先生家进进出出的工友那儿听来的。嘴巴最贱的就是园丁扎希德。他每个礼拜来三天，打理草坪，给大树剪枝，修齐矮树。他是个讨厌的家伙，有个让人恶心的习惯，每说一句话，都要吐一吐舌头。就是这条舌头，在不假思索地喷吐着流言蜚语，好像一把又一把地丢撒着粪肥。和我一样，他也是一辈子给人打工的命，我们这些人成了一拨，都是这一片的厨子、园丁和杂役。每个礼拜都有一两个晚上，干完活，吃完晚饭，大伙便挤到我的小窝棚里喝茶。我记不清这个惯例是怎么形成的，不过，一旦成了惯例，我就没办法把它打破了，惟恐表现得没礼貌，不好客，或者更糟的是，让人以为我在同类中间，自觉高人一等。
有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扎希德告诉别的老爷们儿，瓦赫达提先生的家族不同意这门亲事，因为他那没过门的新媳妇品行不端。他说，喀布尔尽人皆知，她既没囊，也没纳穆斯②，没有好名声，才二十岁，就敢“在全城到处抛头露面”，跟瓦赫达提先生的小汽车一样。最糟的是，扎希德说，她不仅不否认这些指控，还拿这种事写诗。说到这儿，满屋子响起了一片非难之声。有个男人说，要是在村里，他们早就把她的喉咙割开了。
就是这个时候，我站了起来，对他们说我听够了。我痛斥他们，骂他们像做针线活的老婆子一样，聚在一起说小话。我提醒他们，如果没有瓦赫达提先生这样的人，就咱们这副德行，早回自己村子捡牛粪去了。我质问道：你们的忠心，你们的尊重，都到哪里去了？
片刻的沉默。我本以为自己把这帮蠢汉子镇住了，没想到他们哄堂大笑。扎希德说我是马屁精，说不定这房子未来的女主人会写首诗，名字就叫《舔屁能手纳比颂》。我气急败坏，一跺脚出了窝棚，留他们在里面笑闹不停。
可我没走太远。他们那些闲话一会儿让我厌恶，一会儿让我着迷。不管我刚才表现得多么正直不阿，说的话多么得体和审慎，我还是待在听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我不想错过任何一句让人血脉偾张的细节。
婚礼没过几天就举行了，不过没有盛大的仪式，也没请人来唱歌跳舞，听不见阵阵欢声笑语，只有一位毛拉和一个证婚人短暂到场，外加一页纸上两个潦草的签名。这样一来，从我第一次看到她，还不到两个礼拜，瓦赫达提太太就搬到家里来了。
马科斯先生，请允许我稍停片刻，略作说明，从现在开始，我将把瓦赫达提先生的妻子称作妮拉。不用说，回到当年，我不可能得到这样的权利，哪怕人家给了我这个权利，我也不能接受。我过去总是叫她“尊贵的太太”，带着理所当然的恭敬。可是考虑到这封信的用意，我将把礼节放到一边，依照我心里始终所想的来称呼她。
这么说吧，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桩婚姻不幸福。我很少看到这两口子之间有什么示爱的表情，也很少听见他们说过什么甜蜜的话语。他们是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两个人，各有各的生活，好像一点也不相干。
一大早，我要按照惯例，伺候瓦赫达提先生吃早点——一片烤馕，半碗核桃仁，绿茶里撒点小豆蔻，但不加糖，还有一只煮鸡蛋。他喜欢把蛋戳开，让蛋黄往外流，一开始我老也掌握不好火候，感觉相当焦虑。每天早晨，当我依例陪着瓦赫达提先生散步的时候，妮拉还在睡懒觉呢，通常她要睡到中午，甚至更晚才起。等她起床了，我差不多也该伺候瓦赫达提先生吃午餐了。
整个上午，我一边干着杂活，一边渴望着妮拉出现的时刻，等着她推开客厅通往游廊的纱门。我会胡思乱想，猜她那天的打扮。不知道她的头发是梳起来，在脑后扎成一个发髻呢，还是会让我看到头发放开着，乱乱地披垂于双肩？她会戴太阳镜吗？会穿凉鞋吗？是穿那件配腰带的蓝丝袍，还是那件洋红色的，有大圆扣子的罩袍呢？
等她终于亮相，我便在园中瞎忙一气，假装看到车头得擦，或是发现野玫瑰要浇水，不过自始至终，我眼睛都没闲着。我看她把太阳镜推上去，揉着眼睛，看她取下绑头发的橡皮筋，向后甩甩脑袋，抛落一头光亮的卷发，或者看她坐着，下巴搁在膝头，望着院子，懒洋洋地吸烟，又或者双腿交叠，一只脚上下摆荡，这姿势在我看来，代表着无聊或烦躁，或许只是一种难以自控，漫不经心的俏皮。
瓦赫达提先生偶尔出现在她左右，但通常并不这样。他仍然和从前一样，大部分时间待在楼上的书房里，读书，画画，这桩婚事几乎没有改变他的日常起居。妮拉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写作，不是在客厅，便是在游廊上，手拿铅笔，几页纸铺在腿上，而香烟总是必不可少的。到了晚上，我伺候他们用饭，两人以毫不掩饰的沉默，各自接过食物，低头盯住自己的米饭盘子，只有低声的“谢谢”，以及勺子和叉子碰到瓷盘时的叮当声响，才会打破这片寂静。
每个礼拜有一两次，我要开车载着妮拉出门买烟，买新笔、新本子，或化妆品。如果事先知道要给她开车，我一定会梳个头，刷个牙。我要洗脸，拿一片柠檬，挨个蹭一遍手指头，好把洋葱味去掉。我会掸掉西装上的尘土，把鞋子擦亮。那套橄榄绿的西装，其实是瓦赫达提先生送给我的旧衣服，我希望他没把这事告诉妮拉——不过我猜，他可能已经跟她说过了。他这样做并无恶意，可是像瓦赫达提先生这种地位的人通常意识不到，微不足道的琐事也会让我这样的人蒙羞。有时候，我甚至把父亲死后留下的羊皮帽子也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