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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海？一块弥合你心头伤口的补丁？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是不够格的。远远不够。我没能成为你止痛的膏药，我只是你的又一条死路，又一副重担，你一定很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你一定已经明白了这一点。可你还能怎么做呢？你没办法走到当铺里把我卖掉。
也许，这篇采访就是妈芒最后一次放声大笑。
帕丽走到一家啤酒屋的遮篷下避雨，向西过几个路口，就是扎希娅要完成部分实习的医院。她点了支香烟。她想，应该给科莱特打个电话。追悼会后她们只谈过一两次。小时候她俩常常嘴里塞着口香糖，一直嚼到下巴疼为止，还会坐到妈芒的妆镜前，给对方梳头，用发夹别好。帕丽看到马路对面有位老妇人，戴着塑料雨帽，牵着一条棕色的小梗犬，艰难地走在人行道上。不是第一次了，一股散乱的轻烟忽然从帕丽的记忆沉雾里泛起，慢慢化作狗的形状。不是老妇人手里那样的小宠物，而是不招人待见的大狗，多毛，肮脏，被人切去了尾巴和两只耳朵。帕丽无法确定，这到底是记忆呢，还是某条狗的幽灵，或者两个都不是。有一次她问过妈芒，在喀布尔的时候她们是不是养过狗。妈芒说，你知道我不喜欢狗。它们没有自尊。你踢它们，它们还是爱你。真让人沮丧。
妈芒还说了别的：
我在你身上看不到我。我不知道你是谁。
帕丽丢掉香烟。她决定打电话给科莱特。约一下，找个地方喝茶。看看她过得怎么样，在跟谁交往。一起逛逛街，就像以前那样。
看看闺中密友是不是还打算去阿富汗。
帕丽果然和科莱特见了面。她们在一家很有人气的酒吧碰了头，这里有摩洛哥风格的装饰，紫罗兰色的帷幔，到处摆放着橘黄色的靠枕，小舞台上还有个头发卷卷的乌德琴手。科莱特不是一个人到的。她带了个小伙子来。此人名叫埃里克·拉孔布，在十八区的一所高中教书，给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讲戏剧。他告诉帕丽，他过去见过她，那是几年前，有一次学生示威，反对捕杀海豹。一开始帕丽没想起来，后来才恍然大悟，他就是科莱特因为到的人少而拿来撒气的那个人，那个被科莱特捶胸脯的人。他们席地而坐，身下是蓬松的芒果色坐垫，然后点了酒水。刚开始的时候，帕丽以为科莱特和埃里克是一对儿，但科莱特对埃里克赞不绝口，没过多久帕丽就明白了，科莱特是为了她，才把埃里克带过来的。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她会觉得很不舒服，可她却在埃里克的局促不安中看到了同样的不适，她自己反而因此得到了缓解。埃里克动不动就脸红，脑袋瓜子乱晃，满脸歉意，窘态百出。帕丽发现他这副模样蛮好玩，甚至也蛮可爱的。她一边吃着面包和黑橄榄酱，一边偷偷打量着埃里克。他称不上英俊，头发长长的，软塌塌的，用一根皮筋扎在脑后。他天生一双小手，皮肤没有血色，鼻子太尖，脑门又太大，几乎瞧不见下巴，可他笑起来明眸皓齿。他还有个习惯，每说完一句话，就用一个满怀期望的微笑加个标点，那笑容活像一个开心的问号。这张脸虽然不像于连那样让帕丽着迷，可它远比于连那张脸亲切友善，而且用不了太久，帕丽就能发现，埃里克的身上蕴藏着一种驻外大使般的专注，文静安恬的克制，经久不衰的端庄。
他们结了婚。那是1977年春天一个寒冷的日子，就在吉米·卡特宣誓就职几个月后。埃里克违逆了父母的愿望，坚持只办一个小小的世俗仪式。无人出席，只有他们俩，加上作为证婚人的科莱特。他说正式的婚礼太过铺张，他们负担不起。他父亲是个富有的银行家，提议由他来出钱。埃里克毕竟是他们的独苗儿。他先提出来把这笔钱作为礼物，后来又说作为借款，埃里克都拒绝了。虽然他嘴上从来不说，可帕丽知道，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她感到尴尬，否则在婚礼上，她将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教堂里不会有家人入座，不会有人送她出嫁，也不会有人为了她淌下幸福的泪水。
她告诉埃里克，她计划去阿富汗，他表示理解的方式让帕丽相信，于连永远也不会这样理解她。而她也从未用如下的方式，坦率地在心里承认过。
“你认为自己是收养的。”他说。
“你和我一起去吗？”
他们决定夏天就动身，等埃里克的学校放假，帕丽也可以短暂地放下自己的博士论文。埃里克替他俩报了波斯语学习班，班上有个老师是他通过自己学生的母亲找到的。帕丽常常看见他靠在沙发上，戴着耳机，肚子上搁着卡式录音机，聚精会神地闭着眼，带着浓重的口音，咕哝着波斯语的“谢谢您”，“您好啊”，“您好吗？”
再过几个星期就到暑假了，埃里克正在打探机票价格和住宿的时候，帕丽发现自己怀孕了。
“咱们还是能去的。”埃里克说，“咱们应该去。”
决定不去的人是帕丽。“那样太不负责了。”她说。此时他们住的是一间画室，暖气有毛病，水管漏水，没空调，一堆别人不要的破烂家具。
“宝宝不能住这种地方。”她说。
埃里克找了兼职，教人弹钢琴，他以前学过，时间不长，纯属玩票，后来才专注于戏剧。等到伊莎贝尔降生时——甜美的、白净的伊莎贝尔，天生一双焦糖色的眼睛——他们已经搬进了一套两室的小公寓，离卢森堡公园不远，这多亏了埃里克父亲的资助，这一次他们接受了，条件是算作借款。
帕丽休了三个月的假。她整天和伊莎贝尔待在一起。有她在身边，帕丽便觉得自己进入了失重状态。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伊莎贝尔把目光转向她，她就感到自己周围满是灿烂的光华。到了晚上，当埃里克从学校回到家，头一件事就是在门口放下公文包，脱下外套，然后一屁股坐到沙发上，伸出双臂，抖着手指。“把她给我，帕丽。把她给我。”他把伊莎贝尔放到胸脯上，上上下下地颠着她，听帕丽向他播报这一整天的花絮——伊莎贝尔喝了多少奶，睡了多长时间，她俩一起看了什么电视，玩了哪些好玩的游戏，她又弄出了怎样的咿咿呀呀。听这些事，埃里克从来不觉得烦。
他们推迟了去阿富汗的旅行。事实是，那种如芒刺在背、要去寻根、去寻找答案的动力，帕丽已经感受不到了。因为有了埃里克，有了他不间断的、充满慰藉的陪伴。也因为有了伊莎贝尔，她稳固了帕丽脚下的大地，哪怕它仍然坑坑洼洼，有裂缝，有盲点，哪怕一切问题都不曾得到回答，一切妈芒不肯撒手的事情仍然让她受到羁绊。它们仍然在那儿。帕丽只是不再像过去那样渴求着答案。
那种熟悉的，始终挥之不去的感觉——生命中缺失了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或某个至关重要的人——也变得暗淡下去了。偶尔它还会出现，有时来势汹汹，出其不意地击中她，但已不像过去那么频繁。帕丽从未像现在这样满足，从未像现在这样幸福地心有所属。
1981年，伊莎贝尔三岁，帕丽怀了阿兰，已经好几个月了，却不得不去慕尼黑开会。她与人合写了一篇论文，要在会上宣读，主题是数论之外的模形式，特别是它在拓扑学和理论物理学中的应用。帕丽的陈述深受好评，会后，她和几位学者出门，去了一家喧闹的酒吧，喝啤酒，吃椒盐卷饼和巴伐利亚白香肠。临近午夜，她才回到酒店房间，没换衣服，也没洗脸，就上了床。电话弄醒她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半了。是埃里克，从巴黎打来的。
“是伊莎贝尔。”他说。孩子在发烧，牙龈突然红肿了，轻轻一碰就大出血。“我看不见她的牙了。帕丽。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可能是……”
她想让他停下来。她想告诉他闭嘴，说她听到那几个字会受不了。可是太迟了。她听到了“儿童白血病⑩”，也许他说的是“淋巴瘤？”，说来说去，这又有什么不同？帕丽坐在床边，像石头一样坐在那儿，脑袋一阵阵抽痛，出了一身的冷汗。她气急败坏，埃里克竟然把这样一件可怕的事塞进她脑子里，大半夜的，她又远在七百公里之外，束手无策。她气急败坏，恨自己愚蠢，情愿就这样把自己交付出去，从此一辈子都要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真是疯狂啊。不折不扣的精神错乱。令人叹为观止的愚蠢，无凭无据的信念，全然不顾那庞大的几率，竟然相信一个并不归你掌控的世界，相信它绝不会夺走一件你无力承受其失去的东西，相信这个世界绝不会毁灭你。我的心承受不起。她在心里说，说得字字清晰。我的心承受不起。这一刻，她能想到的最不计后果，最没有理性的事，就是为人父母。
她心里的一部分——上帝啊，救救我吧，她想，上帝啊，饶恕我这样想吧——她心里的一部分同样气急败坏，伊莎贝尔竟然对她做出这样的事，竟然让她如此痛苦。
“埃里克，埃里克！听我说。我等一下再给你打回去。现在我得挂了。”
她把手提袋里的东西全倒在床上，找出一个栗色的小本子，里面记着电话号码。她翻到一个里昂的电话。科莱特和她丈夫迪迪耶如今住在里昂，她在那儿开了一家小旅行社。迪迪耶还在学习，准备当医生。接电话的正是迪迪耶。
“你早就知道我是学精神病的，帕丽，对不对？”他问道。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觉得……”
他问了几个问题。伊莎贝尔的体重